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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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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勉林想了一下答说：“他刚刚来，决不敢弄好处，不会有把柄落在我们手里；反而开了个恶例。” “说得是。总办的做法也很高明，尽量跟他客气，敷衍得他舒舒服服；就是不给他实权，叫他少管公事。” “对！怎么把他敷衍得舒舒服服，就交给你办了；大不了多花几两银子，不要紧。” “是！”王伯炎答说：“福克昨天来问道，什么时候谈合约，我说这两天左大人在这里，总办没有工夫，等左大人走了再说。现在我就通知他了，叫他马上来谈。” “好！你跟他谈。” 福克是早就预备好了的，品类、价格、交货期限，合约底稿；价格是照数量多寡决定，买得愈多愈便宜，但佣金却照比例实足计算。 军火的佣金，高低不等，但最少也得一个二八扣，不过福克开的佣金，只得一个折扣；王伯炎便向翻译笑道：“福克先生在中国多年，怎么说外行话？” “是，是佣金的折扣不对？” “不是佣金的折扣不对。”王伯炎又换了一个说法：“是拿我们当外行看。” 翻译跟福克叽哩咕噜谈了一阵，转脸向王伯炎说道：“福克的意思是，这笔生意因为是面奉左大人交代，价钱格外克己，所以他是照成本开的，等于白当差；要请王老爷原谅。” “言重，言重！”王伯炎说：“我们要请他原谅，这个数目，我怎么向上头交代？莫非他跟胡大先生做交易，也是这个折扣？” “是的，”福克居然透过翻译，这样回答；不过他也有解释，“以前如果跟胡先生自己谈。什么话都好说；倘或是跟左大人自己谈，胡先生是连一个回扣都不要的。” “唏！唷！”王伯炎大惊小怪地，“照这样说，他还算特为照应我们的？” “话也不是这么说。”翻译答说：“据我们所知，回扣有多有少，看情形而定；好在以后还有生意，总有补报的时候。” “我是头一回，总要让我有个面子，你跟他说，我下一回补报他。” 翻译跟福克又是谈了好半天，最后无可奈何地回复王伯炎，“王老爷，”他说：“福克的意思，回扣多少都行，不过价钱要提高。” “提高到多少呢？” “这要看王老爷，要多少就是多少。” “喔，他的意思是‘戴帽子’？” “是的。” “那末戴了帽子他承认不承认呢？” “当然承认。不过──”那翻译吞吞吐吐地没有再说下去。 王伯炎当然要追问，“不过什么？”他说：“大家头一回做交易，要以诚相待。” “那末，我说老实话，价目表早就开出去了。” “开给哪个？” “胡大先生。”翻译赶紧又补了一句：“不是这两天的事。” 王伯炎一听这话，大为光火；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最后吐出一句话来：“原来是个圈套！” 当下弄得不欢而散，王伯炎愤愤不平，再一打听，还有气人的事，原来福克决意跟胡雪岩保持良好的关系，所以在这笔军火的佣金中，为他保留了一个折扣；虽然胡雪岩表示，不愿不劳而获，但福克还是照原来的计划。买军火两成回扣，是最起码的行情，还要平白为人分去一半，王伯炎觉得这件事对总办实在很难交代。 李勉林本来就有上当的感觉，在他的判断，胡雪岩将福克带到左宗棠那里，是以西征转运局委员的身分干预江南的军火采办事宜，京中的“都老爷”参上一本，连左宗棠的面子都不好看，因而叫福克来请他引见。事实上他们暗底下都谈好了，只是利用他来摆个渡而已。因此听到王伯炎的报告以后，认为事态很严重，特意去找上海道邵友濂商量。 “合肥道赵丁忧，实在不凑巧，北洋是张振轩大有取而代之的意思；这里左湘阴着着进逼，里面一个聂仲芳卧底；外面一个胡雪岩花样百出。制造局是北洋的基础，看来要保不住了。”李勉林忧心忡忡地说：“小村兄，你一向足智多谋，总要看在大家都是曾文正一脉相传这一点的情份上，帮帮我的忙才好。” “言重，言重。”号“小村”的邵友濂说：“彼此休戚相关，我决无坐视之理。胡雪岩在左湘阴面前的份量，也大不如前了，你先咬咬牙撑住，等我找个机会，好好来打他一闷棍，叫他爬不起来。”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即使不僵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了。”邵友濂打断他的话说：“勉林兄，目前最要紧的一件事，你要把聂仲芳敷衍好。” “我明白。” “至于福克的合约，你最好还是让胡雪岩跟他去订。” “喔，这，这有什么讲究吗？” “自然有讲究。这笔经费，将来少不得要在江海关的收入之中开支；如果我这里调度不开，不是害你受人家的逼？” 李勉林沉吟了一会，恍然大悟，江海关的税收归邵友濂管，将来该付福克的款子，他可以借故拖延；如果是胡雪岩跟福克签的约，福克自然只能找胡雪岩去办交涉，所以邵友濂的刁难福克，实际上便是与胡雪岩为难。 “好，好！”等想通了，李勉林满口应承，“我回去就办。” 李勉林的办法是，命王伯炎备公事禀报左宗棠，说福克索价过高，合约谈不拢，福克以前承办西征军火，只有胡雪岩能使他就范，所以为了大局着想，请左宗棠径饬胡雪岩与福克签订合约，同时，福克原拟致送回扣一成，江南制造局决不敢领这笔回扣，请在价款中扣除，庶符涓滴归公之议。 这一份“禀帖”说得冠冕堂皇，到得两江总督衙门，左宗棠认为言之有理；便将原禀录了一个副本，一并寄交胡雪岩办理。这样由上海而江宁，由江宁而杭州，再由杭州而上海一个大圈子兜下来，函电往来，很快地两个月过去，事情尚无结果，局势却有了重大变化。 原来东邻朝鲜发生内乱，国王李熙闇弱，王妃闵氏当权；李熙的本生父叫李昰应，称号是“大院君”，与王妃争权，已非一日，这一次的内乱是大院君的党羽进攻王宫，伤及王妃，并杀大臣闵谦镐等人。日本见有机可乘，出兵朝鲜；驻日公使黎庶昌急电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建议北洋立派兵舰，与日军抗衡。 张树声本就想有声有色地大干一番，接到黎庶昌告警的电报，决定一面出兵观变，一面奏报朝廷。 朝廷对张树声能够迅速应变，颇为嘉许，但因法国其时正在图谋越南；朝鲜又有警报，怕张树声无法应付，所以决定命在籍守制的李鸿章夺情复起，即日回津。 因而便有人劝张树声说：“朝中既已命令他主持此事，出兵似以等合肥回任后再办为宜。”张树声不听，说兵贵神速，时机一误，让日本军着了先鞭，中国要落下风。他既负北洋重任，不能因循自误。 于是当第二道催李鸿章动身的电报刚到合肥，李鸿章已复奏即行就道，由上海转天津时，张树声所派的军队，已经在“跨海征东”途中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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