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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


  进士膺选为庶吉士,称为“馆选”,人馆就学,便称“开馆”。馆中有资深的翰林指导,名为“教习”,三年学成“散馆”;当然要经过一次考试,成绩优良的,留在翰林院,谓之“留馆”,授职为编修或检讨,通称为“翰林”,其次则授职给事中或御史,是为“言官”。

  清朝开国,在顺治三年开科取士,以后又有四年、六年两科,总计取中的进士已有一千一百人之多,而始终未选庶吉士;到了九年壬辰科试毕,便有人建议恢复,按照省分的大小遴选,直隶、江南、浙江大省,每省各选五人;河南算做中省,只选四人,汤斌就是四人之一。

  在这三年中,汤斌如人宝山,只愁取之不尽;因为宫中所藏的书,无所不有,而有许多是外间所难得一见的“秘笈”。同时,明朝历代皇帝的实录,及内外大臣的奏疏,亦有机会可以细读。但苦于卷帙浩如烟海,唯有夜以继日,挑最精要的口涌手钞,苦读不休。

  三年散馆,汤斌以成绩优异,授职为国史院检讨,这时正是修明史之议,旧事重提之时。明史的创修,起于顺治二年,但以奉旨纂修的大臣,都是投降满清的“贰臣”;不但下笔为难,而且还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流弊,有个最无耻的冯铨,甚至偷窃了最原始、最珍贵的史料。

  冯铨是直隶琢州人,他是天启年间万恶太监魏忠贤的干儿子。明朝亡于宦官,而魏忠贤则是罪魁祸首,冯铨又为魏忠贤的心腹,所以从天启年间起,他就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崇祯二年定“逆案”,冯铨自然“榜上有名”,得了杖责和徒刑的处分,准予捐赎为民。闲住了几年,等清兵入关,他是最初投降的“贰臣”之一,以明朝的大学士授为清朝内宏文院大学士。顺治二年,奉诏与洪承畴等人纂修明史。

  隔代修史,最主要的凭借,就是前朝的实录和国史馆的传稿。国史馆为前朝的大臣立传,而实录则为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皇帝在世时,一言一行有“起居注”,皇帝崩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就是实录。国史馆的传搞不存,还可以根据被传者的家乘及其他野史来写成传记;而皇帝的实录如果缺乏,就不知如何着笔了。

  冯铨因为这个缘故,得以进入庋藏前朝实录的“皇史囗”,发现天启年间的记载,对他非常不利;尤其是天启四年—一这一年魏忠贤到涿州去进香,护卫的铁骑如云,蟒袍玉带的大臣,陪待左右;警跸传呼,与皇帝出巡无异,而冯铨也就像“叩阍”似地,跪伏道旁,痛哭流涕地陈诉,说他的父亲冯盛明,当河南左布政时,以读职被弹劾,是“东林党”的陷害。

  以无锡东林书院为基础的,敦品励行之士所结合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东林党”,正是魏忠贤所深恶痛绝的眼中钉;因而冯铨的陈诉,很容易打动他,将冯铨任用为东宫官属的少詹事。其时“铁汉”杨涟,一弹劾魏忠贤二十四款大罪;魏忠贤颇为恐慌,冯铨向他进言,教他不必顾忌,尽管用高压手段,茶毒东林。因此,冯铨的罪恶,并不比其他“阉党”巨擘,如崔呈秀等人来得轻,此已成当时的公论。冯铨怕天启四年的记载,有公之于世的一天,便起了釜底抽薪的盗心,把这一年的实录悄悄儿偷走了。

  明朝末年的实录,本来从天启七年以后就不存的,现在更少了天启四年这一年,因此纂修明史的工作,越发困难,冯铨等人奉诏从事,只是仿照通鉴的体裁,草草敷衍,略有几本而已。这一部判明一代兴亡得失的正史,还须从头做起,而最要紧、最基本的工作,便是访求天启、崇祯两朝的史料。

  于是顺治五年、八年,都曾有人上奏,建议以重金购求所缺明实录的抄本、发布政令及人事动态的“邸报”,个人撰述的野史。同时要求各衙门,将有关政事的档案,移送内阁。但是,效果不大,因为握有此项史料的人,或者心存忌讳,或者怕轻易被毁。在他们看,像冯铨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乐见有一部完整的明史;如果有了,“贰臣”的原形毕露,丑恶不堪,如何还能靦颜偷生?

  事实上也是如此,由于贰臣的立场不正,要期望从他们手中出现一部明史,根本就是妄想。汤斌早就看准了这一点,所以也早就有志于此。多少年以来,他就不断将看到听到的忠臣烈士、义夫节妇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忠实地记载着保存着,希望有一天能够为他们表扬于天下,留芳于万世。

  对于纂明史的条件、方法,他当然也有一套看法,平日也曾对长官谈过;但是所有的长官都暗示他不必多事。于是得到一个可以向皇帝讲话的机会,他自然不计个人的安危得失,毅然尽他的言责。

  那时是顺治十二年,跋扈的摄政王多尔衰死后,在满洲贵族中引起的明争暗斗,尚未平息;而投降的贰臣,接续着使明朝加速崩溃的东林与阉党的斗争,衍变为区域性的“南北之争”,树立门户,勇于私斗;而各省则盗贼蜂起,水旱灾荒不绝,天资过人而乐于亲近文士的十八岁的皇帝,决意整饬政风,恢复了明朝巡按御史的制度;树立铁牌,禁止宦官干政,同时下诏求直言:

  亲政以来,五年于兹,焦心劳思,以求治理,日望诸臣以嘉谨入告,匡救不逮。乃疆国未因,水旱频仍,吏治堕汗,民生憔悴;保邦制治,其要莫门!诸王大臣皆亲见祖宗创业艰难,岂无长策?而未有直陈得失者;岂朕听之不聪,虚怀纳谏有未尽欤?天下之大,机务之繁,责在一人,而失所辅导;朕虽不德,独不念祖宗培养之泽乎?其抒忠荩,以慰朕怀!

  过了几天,更明文规定,京官七品以上,外官知府及副将以上,“各举职事及兵民疾苦,极言无隐。”皇帝有这样的诚意,汤斌觉得自己不说话,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不许可的。

  于是他写了一道“敬陈史法”的奏疏,送了上去;奉旨发交“所司大学士”拟议,因而惹得他的长官,大为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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