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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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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江苏、浙江、安徽、湖南、山东、福建、广西、四川、直隶、河南及湖北共十一省代表到达武汉时,汉阳已经失守,武昌全城都在龟山炮火之下,因而临时政府改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集会;正就是江浙联军会攻天保城的那一天。 十月十二日的会议,作成了两项决定,第一就是推定代表起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二是如果袁世凯反清,当公选为大总统——这一个决定,真是历史的机运不利;因为当时为了早日成就共和,是采取妥协的态度,希望以此决议,招降借革命党以恫吓满清,而又借满清索诈于革命党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如果当时不作成这项决议,可能永不会有这样的决议。因为就在这天下午,汉口已得到了南京光复的消息;陈英士奉逸仙先生之命,苦心经营的东南半壁,已经大定,无需对反革命势力妥协了。 南京的光复,自然影响了各省代表的态度,而在汉口的代表与在上海的代表,又以主观上感受的差异,而有主张的不同。异中之同。则多主张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这不但因为武汉处于前线;亦因为东南大局有陈英士的主持,凭他侠义的本色,恢宏的气度,可以调和各方,取得中外在财政、外交方面的有力支持,顺利产生一个逸仙先生所首倡、属于全民所有的共和政府。 同中之异是军事最高领导人的选择不同;在光复南京第三天的十月十四,在程德全、汤寿潜与陈英士的协调之下,邀请在上海的各省代表集会,投票选举“大元帅”,黄克强得十六票,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得十五票,当选为副元帅兼湖北都督。第二天又决议: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这个决议,武汉及江浙都表示反对。而反对的原因又不同,武汉是根本反对黄克强为大元帅;江浙则以为大元帅应该专责于军事方面,组织中央临时政府是政治上的大事,应该公推负中外重望的伟人来主持。 大家心目中的这位伟人,当然是逸仙先生。 * * * 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美国时,逸仙先生正在科罗拉多州演说筹款。看到报上“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标题,爱国华侨,欢欣若狂;而逸仙先生却很冷静,深入地做了一番考虑,认为此时应先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 他在想:列强与中国关系最深的,共有六个国家。中国要产生一个共和政府,就必须获得这六国之中过半数的承认与支持。就此六国对中国革命的态度而言,美、法是表同情的;德、俄是反对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政府反对;英国的民间,亦表同情,而政府的态度未定。所以关键所在,就是争取英国政府的同情。只要英国政府有了鲜明的表示,日本政府就不能不受影响。这样六国之中,取得四国的支持,德、俄便不足为患了。 于是,逸仙先生立即由科罗拉多州典华城起程,先赴纽约,准备渡英。路过圣路易城,看到报纸报导中国革命发展的情势说:“武昌革命军系奉孙逸仙命令起义,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 这是一个正确合理的判断,但此时发表,对逸仙先生至为不利;根据过去的种种遭遇可以推知,清廷驻美使馆及保皇党,必将有不利于他的举动。因此,逸仙先生的行动格外谨慎,避开追踪的新闻记者,由圣路易秘密抵达芝加哥。 在芝加哥,逸仙先生认为应有一种侧面表示政治主张的必要;因而策动当地同志,召开了一次情况异常热烈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通过报纸的传播,将“中华民国”The Republic of China 这个国号宣示于广大的美洲。 在芝加哥“隐居”了一个星期,孙逸仙先生在八月底到纽约,随即航海抵达伦敦;在荷马李的协助之下,邀约了英、法、德、美四个国银团的负责人会谈,磋商停止对清廷的大借款。 这由英国为首的四国银团,与清廷曾达成两大借款的协议,一项是川汉铁路大借款一亿元;令一项则是币制借款一亿元。四国银团表示,中国借款的进行,是由英国外务大臣主持,他们不能做任何主张。于是逸仙先生委托英国维加炮厂总经理为代表,与英国外务大臣葛雷磋商;向英国政府提出三项要求:第一、停止对清廷的一切借款;第二、劝请日本政府停止对清廷的援助;第三、撤销英属各地对逸仙先生的放逐令。 这三个条件,英国政府完全接受。逸仙先生便回过头来再跟四国银团谈判;一切依照国际公法解决,已经发行的债券,应该由中国新政府承受其权利与义务。四国银团的负责人向逸仙先生说:“今后四国银团对中国的贷款,决定以新政府为谈判对手;所以阁下现在最急要的一件事,就是回国组织新政府。我们派一位代表,随同阁下到中国。贵国新政府成立以后,请跟我们的代表磋商一切。” 这是一个最扼要的结论。逸仙先生得此圆满的结果,欣然离英,渡海峡到巴黎,会见了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里孟梭与外交部长皮恭,以及下院议员多人,受到了极诚恳的礼遇;得到了支持中国革命的。 * * * 这时候的袁世凯,见风使舵,翻云覆雨,正在展开极大的投机手段。汉阳陷落,他认为革命势力受挫,和议的时机已经成熟,求助于他在韩国的旧交,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转饬他的驻汉口总领事,出面调停休战议和;而南京的光复,却又正好给了他一个恐吓逼迫“孤儿寡妇”——宣统皇帝和隆裕太后的机会。所以在十月十六,就有“懿旨”,准监国摄政王载沣引咎退位,以醇亲王的身份,退归藩邸。嗣后用人行政,均责成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及各国务大臣承担责任。袁世凯亦就正式宣布,委邮传部大臣唐绍仪为全权代表,与革命军议和。 革命军本来不肯谈和。但一方面由于汪精卫受袁世凯、袁克定父子的笼络,为之秘密奔走疏通;另一方面由于黎元洪一派,认为革命重心移到东南,深感势孤,因而亦有妥协的倾向。结果,终于在“利用袁世凯,则革命成功事半而功倍”的论调盛行之下,集会汉口的十一省代表,推派伍廷芳为南方议和代表。 这是十月十五的事;十三天以后,双方在上海南京路市政厅举行第一次会议。伍廷芳的参赞中,居然有一个与北方暗通款曲的汪精卫。 * * * 逸仙先生由海道东归,在十一月初二抵达香港时,和议还只开过两次会,达成了一项继续停战的协议。而革命局势的演变,到此亦已分明;爱新觉罗皇朝是垮定了,所谓南北议和,只是革命党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之间,如何求得妥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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