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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八

　　没有见过孙大总统的人，就只有一遍再一遍地读他的文告了。这篇发布于“大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孙文宣言书”，用印刷、手抄、口述等方式，传播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家庭之中；最为人传诵寻绎欢喜感激的是，孙大总统以各种“统一”为中心的“政务方针”，为每个人带来了希望、信心和勇气。在满清腐败残酷统治之下，外侮内患，迭相打击，以致颓丧抑郁的大多数中国人，在这篇庄严宣言的鼓舞之下，都能抬得起头、挺得起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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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破坏统一的恶势力，却是越发嚣张了。

　　满清腐败势力所哺育豢养的袁世凯，就彷佛专食腐尸的一只枭鹰。他不但反噬其主，而且更垂涎于丰硕的革命果实。

　　当逸仙先生在众望所归之中，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时，袁世凯内心的失望与妒嫉是可想而知的，“革命政府成立了！”他向左右表示：“我又坐在什么位子上呢？”

　　为了实现他的野心，袁世凯是不择任何手段。他的第一步策略是“拆台”；唐绍仪本来是他的“全权代表”，却忽然被指责为“越权”，说唐绍仪无权签订在“南北议和会议第三次会议”中取得协议的“条款”。这就等于剥夺了唐绍仪“全权代表”的身份，当然要电请辞职。

　　于是，袁世凯直接打了个电报给南方的代表伍廷芳，声明已准许唐绍仪辞职；表示“签定各款，事前未经呈明，有碍难实行之处。”他推翻了成议，却还不敢公然决裂，说“此后当与伍代表直接电商。”意思是和与战都要由他个人来决定。

　　代表革命政府的伍廷芳，只能承认此后不以唐绍仪为谈判对手；却不能承认已由唐绍仪以“全权代表”身份签定的“条款”可以取消。同时表示“电商不便”，请袁世凯亲自到上海来面谈。

　　袁世凯又何凯南下？提出反要求，请伍廷芳北上。和议原在上海，袁世凯要谈，当然到上海来谈；他也知道这个无理由的反要求决不会为南方所接受，而所以提出，无非要使和议无形中停顿而已。

　　这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襟怀宽宏的逸仙先生，为了袪除袁世凯的疑虑，决计致书劝他归顺。而袁世凯并无确实的答复；因而决定用兵。

　　当时的方略是分路进军，以两湖前线的革命军为第一军，向京汉路推进；在南京的各省北伐为第二军，向津浦路推进，与第一军会合于开封、郑州之间；淮扬为第三军，烟台为第四军，进取山东，会师于济南、秦皇岛之间，与关外的第五军，秦晋的第六军，大举进攻北京。

　　为了指挥北伐，特地在总统府成立大本营，组织参谋处。孙大总统任命陆军总长黄兴兼任参谋总长、钮永建为参谋次长。调兵遣将、策定方略以外，后勤支持的责任，落在黄膺白身上，他以沪军都督府参谋长兼任大本营兵站局长；此外他又是浙江子弟所编成的第二十三师师长，所部分扎京沪两地，担任内线警卫的重要任务。因而成了一个大忙人，仆仆京沪道上；沪宁铁路局特为他加开夜快车。作为支持北伐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供给军火。

　　制造局尚未开工，库存械弹，则已告罄；迫不得已只有向日本军火商“泰平组合”接头。这个组合是由日本几家大贸易商——大仓喜八郎的大仓组，三井物产及高田商会等，共同出资组成，跟日本军部勾结，用低价购入日俄战争所遗留的剩余军火；再以高价转售给中国。当辛亥革命发生后，泰平组合就做了两笔好生意，第一笔是武昌首义之后，清廷决定派陆军大臣应昌领兵三万沿京汉路南下；应昌与日本驻华北的青木少将磋商，要求迅速供应大量炮弹、枪弹及步枪，因而由日本政府授意泰平组合，与北京陆军部签订了一份总额二百七十三万日元的购买军火合约，全部价款分三期交付，但清廷只在订约时交了第一期，就无力履行合约了。

　　第二笔就是卖给革命军。第一批是私人之间的秘密交易；第二批便已得到日本政府的默许。因为其时西园寺内阁的对华政策，已经有了改变，原来是支持袁世凯，此时认为同时支持革命党与袁世凯对日本最有利，第一、中国如果发生长期南北对抗的情况，日本便有混水摸鱼的可乘之机；其次，南京的光复，足以平衡革命军在武汉失利的情势。换句话说，即使和议不成，革命军也可以站得住脚，在武力周旋之下，亦未必不能打败袁世凯的北洋军队；所以应在此时为将来要求权利留余地。总之在日本传统的双重性格外交政策之下，不论孰胜孰败，日本都可收左右逢源之利。

　　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有吉，在得到他的政府的电令以后，让大仓洋行由海道运到步枪一万二千枝、子弹二千万发，机关枪六挺、山炮六门、炮弹五千发，直接在南京下关交货；经大本营兵站局，转发前线。这批军火，大多已逾有效使用年限；可是对北伐的革命军来说，却觉得深为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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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军沿津浦路推进，气势如虹；在黄花冈一役贻误戎机的姚雨平，这次表现得很好，所领粤军骁勇善战。张勋的“辫子军”在蚌埠以北与革命军接战，一败于固镇，再败于宿州，于是弃徐州、遁济南，北方大震。

　　谁知这一来反倒造成了袁世凯的机会。这个窃国大盗的手法是：一方面挟北洋势力与南方周旋；一方面又利用革命党的声势，胁迫清廷。而自和议开始以后，更在暗中用分化渗透的手段，在革命党内部有所活动；好些目光短视、意志不坚，而有发言地位的人，都有一种议和的关键系于袁世凯的想法。汪精卫是早与袁世凯通了款曲的，甚至黄克强亦动摇了。

　　他本来是意气风发的豪杰之士，而汉阳一败，丧失了锐气，也丧失了信心，加以作为南方革命军精锐的浙军，对他不免轻视，越发增加了他的内心苦闷，而此苦闷的发泄，便是倾向立宪派与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改良派的论调：“武装革命时期已过，今后当注全力以争国会与宪法，即为巩固共和、实现民治的正轨。”

　　因此，早在和议刚开始时，黄克强便以副元帅摄行大元帅职务的身份，派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琛，与北方的秘密代表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廖宇春，签订了一份和议秘密条款，一共五条：第一条、确定共和政体；第二条、优待清皇室；第三条、先推翻清政府者为大总统。这就是许袁世凯以国家最高名位。廖宇春所提的原案是：“组织共和政体、公举袁项城为大总统。”顾忠琛承黄克强之命，认为无须明言，所以仿照楚怀王约法“先入咸阳为王”的故事，作此措词。以后各次和议大致便都是以此三条原则为讨论的重心；而袁世凯的一切部署策略，便亦都是朝“优待清室，攫取政权”这八个字去进行的。

　　革命军北伐的进展，在袁世凯看来，是“推翻清政府”的时机已到。在此以前，和议仍在秘密进行，所争议的是优待清室条件，已告确定的是，清帝的名号不废，陵寝宗庙得永远奉祀，退居颐和园，保护私产，并优给岁俸，不少于每年三百万元之数。逸仙先生原来只允许每年拨给五十万元；是汪精卫极力主张从优，才增加了六倍。

　　袁世凯的行径过于曹操，却又不愿有“今曹操”的名声，所以尽管是这样的优待条件，他还要替清室一争再争。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亦就在汪精卫从中奔走游说之下，一让再让，岁费增到四百万元；“退位”字样改为“辞位”；宫内侍卫、太监等等，照常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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