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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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憋了一肚子闷气的张宗昌,认为最可恶的是毕庶澄,有两件事坏在他手里,第一、三月初,张宗昌、孙传芳在上海发行库券一千万元,以江海关二五附税作抵,令上海各银行、钱庄、商会摊认;那时上海是在毕庶澄控制之下,加一点压力,不难勒索;而结果是江苏各团体纷纷表示反对,而且要求免征各县军粮。 第二件是当南京危急时,张宗昌电令毕庶澄派兵支援,而毕庶澄置之不理。张宗昌认为,这一切都是毕庶澄私通革命军,准备叛变的证据,非杀他不可。 到了四月里,张宗昌打电话到徐州,将褚玉璞召至济南,开口说道:“俺有一件很要紧的事,你能给俺办一办吗?” “只要督办有命令,我都能办。” “好!”张宗昌说:“毕庶澄这个免崽子,在上海让富春楼迷昏了,误了俺的大事,也让咱们的团体,受害不浅。你想,三月初,上海全在他手里,俺跟孙馨远发一千万库券,有海关的税作抵;毕庶澄这个小子只要发个帖子,把上海有势力的人请了来吃饭,当场叫他们认数目,谁敢不认?不认就拿机关枪扫他个娘的。你想,有了一千万,咱们什么事不好办?” 褚玉璞觉得他说得太容易了,但无论如何硬逼软商,一千万没有,两三百万应该是有的。结果弄得一文不名,毕庶澄多少是有责任的。 “你看,”张宗昌拿一个卷夹,使劲往桌上一摔,“这都是那兔崽子跟蒋介石来往的电报。”他问:“你说,阵前通敌,该当何罪?” “督办吩咐吧!” “你把这免崽子毙了!” 褚王璞不免迟疑。原来他跟毕庶澄以前的交情很深,自关外五站时期开始,便是形影不离的,但自二次直奉战争以后,情形不同了,毕庶澄自以为任何条件皆比褚玉璞优越,但地位却不如褚玉璞;尤其是褚玉璞当上了直隶督军,毕庶澄心里最不舒服。此外跟褚玉璞在赔钱、玩女人这两件事上,也常有摩擦;但无论如何,要叫他下手去杀毕庶澄,实在强人所难。 但他一想到自己,感觉就不同了。他在想,张宗昌知道他跟毕庶澄交情不浅,有意出这么一个难题给他,极可能就是试试他的忠心;如果设词推托这个任务,可能毕庶澄未死,他先送命了。 转念到此,褚王璞将心一横,“督办交代,我一定办妥当。不过,督办得给我一道正式命令。”他解释理由:“我可以正式宣布他的罪状,让他死而无怨,别人也知道督办是整顿纪律。” “说得不错。俺马上给你办。” 收到了书面的正式命令,褚玉璞略略作了一番部署,随即打电话到青岛,约毕庶澄第二天上午到济南,有要事面商。毕庶澄答应当晚由胶济铁路专车酉去,预计第二天一早可到济南。 褚玉璞特为亲自到车站去迎接,他在济南有个留守司令部;但接到毕庶澄后,同车到他的私宅。毕庶澄下车到客厅一看,知道事情坏了,因为枪兵环立,还有个军法官坐在写字台后面,仿佛等着记录口供似的。 “华舫,”褚玉璞说。“我是奉命办事。” 接着军法官便宣读张宗昌的命令,写得非常详细,毕庶澄迈敌的证据,都刊在上面。毕庶澄面如死灰,一言不发;等到军法官读完命令,褚玉璞的干儿子刘振邦,在毕庶澄脑后开了一枪。 这个自命周公瑾复出的毕庶澄,终于唱了一出“周瑜归天”。但虽死于非命,却有个红粉知己——富春楼老六特为赶到济南去为他收尸。 张宗昌连番失利,退守济南后,地方上的有力人士,主要的是张怀芝的弟弟,当过烟台镇守使的张怀斌,联络在河南失败的靳云鹗,以及一班士绅,劝告张宗昌组织山东省保安司令部,意思是要求张宗昌,脱离安国军政府,宣布独立,保境安民。张宗昌不肯背叛张作霖,事实上亦不敢与奉军为敌;恰好南京国民政府发表,以陈调元为山东省主席,张宗昌认为以他跟陈调元的交情,此举等于代他看管地方,只要整个局势有利于北方,山东随时可以回来,陈调元亦必拱手相让。因此,决定将直鲁联军撤到直隶,屯扎京奉线的滦东一带。 张宗昌虽仍是直鲁联军的统帅,但直隶在名义上是褚玉璞的地盘,所以他不无奇人篱下之感。有一回对褚玉璞说:“俺把山东赔光了,来到你们直隶,俺是在这里吃‘劳金’。”所谓“劳金”是山东商场的术语,作伙计的以劳力换取酬金之意。这虽是牢骚,但亦包含着对褚玉璞不满的意味在内;因而张、褚之间,逐渐形成矛盾。 民国十六年四月十八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奠都南京,两天以后,日本田中内阁成立。 田中义一出身于日本陆军最大派系的长州,原为陆军大将,退役后加入日本最大的政党政友会。当政友会总裁横田病殁后,公推田中继任;但政友会的实权,握在一个与军部有密切关系的野心分子森恪手中,在田中被选后,他公然表示:“此后阁下居党魁之名,我任党务之实。”田中同意了。 因此,田中组阁后,自兼外相,而以森恪担任外务省次官,掌握对华外交政策。田中内阁的使命有二:一是谋求金融恐慌的紧急对策;二是改变对华政策。日本的军阀,一直认为政府的对华政策太软弱,如要转变,当然是转往强硬方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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