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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〇


  经过极缜密的筹划,张学良在六月十六日,化装成为车头上加煤的工人,搭乘撤兵的列车抵达沈阳;沿途都有日本兵上车检查,亏得是在车头上,才未被发现。

  满面煤黑,一身垢腻的张学良,背着一个褡裢袋,从铁路员工的出口,踏出车站。一个人走到小西门,他的卫队亦陆续到达,这是预先约好的会合地点,那里停着一辆小汽车,张学良上车发动引擎,载着他的卫队回到“帅府”。

  这时的张作霖的遗体,自然是早就入殓了,但张学良还得忍着眼泪,不能凭棺一恸。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召集高级将领的会议,由张作相领头发言,一致表示拥护,或者说是支持,接下来讨论发丧的步骤。

  第一步是以张作霖的名义,写一张手谕,因伤不能视事,一切职务交由张学良代理。“老帅”会签他的姓名;但张学良已学得唯妙唯肖,仿冒以后,大家仔细观察,都说毫无破绽,日本人要看也不要紧。

  第二步是调兵遣将,加以警戒。因为有确实情报,河本大作在六月三日,曾集合了一批日本军,在“南满附属地”待机而动;由于跟关东军参谋长齐藤恒未曾联络,为齐藤所解散。河本复又不断要求日本领事馆准其出兵维持南满附属地以外的秩序,未获要领;接着日本浪人在日侨住宅及商业区,一连四次自掷炸弹,希望制造事端,引起混乱,但以中国军警,沉着应付,阴谋失败,但仍不得不注意警戒。

  第三天,也就是六月十九,方使发布张作霖伤重不治的消息,布设灵堂,正式发丧。张学良同时宣布就任奉天督办一,停止军事行动。吴俊升的黑龙江督办的遗职,则由万福麟接替。

  其时,北京已由阎锡山的部队接收,阎锡山在保定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表示权负责治安,政治听中央办理。六月十五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统一告成,对外关系另辟新纪元,十六日发表“对内宣言”,揭示“厉行法治,澄清吏治,肃清盗匪,莹免苛税,裁减兵额”五大要政。

  但看来全国统一,其实还有缺陷,阎锡山派奉系将领于珍、邢士廉到沈阳,劝张学良服从中央政府,以政治方法解决东北危机。

  东北危机甚多,眼前所需应付的,就是履行日本包办铁路的问题;张学良已下定决心,不理会这件事。

  “什么包办铁路?我不知道。”

  “是令尊代表中国,跟敝国签订的条约。”林久治郎问道:“阁下怎么说不知道?”

  “喔,条约!”张学良答说:“所有重要文件都在先父遇险的那一刻,炸毁了。”

  林久治郎没有想到,张学良有这样一个借口;当时气急败坏地说:“这整个交涉,都是杨总参议经办的,他完全知道。”

  “喔,”张学良淡淡地答说:“他现在深州,跟白崇禧一起料理撤军的事,等他回来再说吧!”

  一句话将林久治郎挡了回去。直到两个星期以后,方又见面——那天是张学良受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一致推举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新职就任之日,林久治郎特地前来道贺。

  “我们已看到了贵总司令南北息争言和的通电。不知道你跟南京政府有联络没有?”

  “尚无联络。”

  “听说阎锡山派了代表来,劝阁下接受南京政府的职位,是吗?”

  “什么职位?”张学良又说:“你弄错了!于珍、邢士廉是回来归队。”

  “南京政府具有共产主义色彩,地位亦尚未稳定,东北并没有与之联系的必要。而且,”林久治郎意味深长地说:“阁下亦宜在培养基础上下点工夫。”

  国民党原来容共,而张作霖则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封华俄道胜银行,搜查俄国使馆,逮捕中国共产党人。

  蒋介石及一班国民党元老,原来便已对客共一举,不以为然;由于受张作霖的坚决反共态度,认为容共为南北统一的一大障碍,因而决定反共清党。张作霖这次愿意交出政权,就是认同清党以后的国民党的一种表示。张学良认为东北服从中央,至少在他个人无悖于老父的素志,只是此事尚待民意公决,不必与林久治郎争辩,妄言妄听,一笑而已。

  倒是最后一句话,张学良颇有警惕,而且觉得林久治郎是善意的忠告。在内部,东北上下一致,全体拥护;但在外面,亦就是日本方面,军阀、政府甚至张家的顾问,对于谁应继承张作霖,有不同的意见,松井七夫看中杨宇霆;齐腾恒看中张作相;河本大作看中张景惠。主张维持张学良的,只有一个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不过日本政府大致的看法,眼前一动不如一静;张学良的地位,眼前还不致受到威胁,长此以往,就很难说了。

  由于有这样的警觉,张学良深感如何在外交上解除来自日本的压力,应该是他今后需要格外着力的问题。

  痛定思痛,张学良很想找出父难的真相。家人及亲信僚属,私下谈论,都怀疑杨宇霆、常荫槐及町野武马等少数人,事先已有所闻。町野武马事先曾有建议,专车最好在白昼行驶,而且自愿同行,但到了天津就下车了;与张作霖同岁的町野武马,虽有军籍,但跟日本陆军的关系不深,自从三任共九年任期满后,改充张作霖的私人顾问,每年从五夫人手中领取交际费三万元,到日本活动的对象,大致是财界、满铁及“玄洋社”——“黑龙会”的重要人物;在军界,常接触的只有一个影响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帅。町野武马由于跟关东军的关系不深,不可能参预密谋,但却可能从其他方面得知消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最可疑的是常荫槐,偏偏会在皇姑屯前面一站下车;可能连出事的地点,都已前知,但没有证据,无奈其何。

  但真相终于渐渐揭露了。原来当六月四日出事以后,有个浴室老板,偶尔去看热闹;发现其中两具尸体,就是前一天深夜,由刘戴明带来的三个客人中的两个。像这种身分的人,常是日本宪兵的“线民”,他们向沈阳宪兵队密报。使得张作霖死于关东军之手的消息,因而流传于东京政要之间。

  不久,东京的铁道大臣小川平吉,接到他的一个朋友工藤三郎的申诉,评他的亲戚安达隆盛,受河本大作之托,找到刘戴明为他“办事”,言明酬金两万日元,但只付了一千元的定金以外,事后对余款概不认帐,使得他很难对刘戴明交代。如果出了什么纠纷,安达隆盛表示不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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