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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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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中国，为国家做大事很难，政治中守旧的势力和小入势力太大了，这两大势力都是明明摆在那儿的，所以想为国家做大事，什么下场也都可以事先看得出来；既事先看得出来，还要不怕死、还要做，除了是一大痴汉外，还有谁肯干？凡是肯干的人，都要准备悲剧的收场。” “没有例外吗？” “例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可太少了。有的人也打破守旧的势力，做点大事，但他必须安抚好另外一个势力，就是小人的势力。像明朝的张居正，他不安抚小人的势力，他就不要想有作为；但安抚了小人势力，他自己又算什么呢？就算这些是不得已，但最后，张居正做的大事，落得些什么呢？他一死，订的法制给推翻了，家给抄了，大儿子受刑不过自杀了，家里大门被封，人出不来，十几口给饿死了，剩下的充军了，整个的下场是悲剧。” “听法师谈话，想不到法师对中国历史这么有研究，也想不到研究的结果，是这么悲观。” “先生过奖了。悲观倒是真的。因为悲观，才做了和尚；做了和尚以后，才知道了多悲观。哈哈。” 谈到这里，一个小和尚走了过来，只有十五六岁，长得眉清目秀，在眉清目秀外、却又有着一股英气、他向和尚合十为礼： “师父，万寿寺的法海和尚来说，他们寺里要为宫里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想请师父走一趟，替他们捧捧场，不知道师父肯不肯赏光？我告诉他我们师父初五没空，我们自己也有佛事要做，走不开。” “你答得很好。” “可是他说他要见你。” “你说我这边有客人，走不开。” 青年人赶忙向和尚摇手：“法师，我没有事，我只是随便走走，你请便、你请便。”他把右手侧向前，掌心向上，做了请便的姿式。 “不要紧，”和尚举起右掌，向着青年人。“我不太想见他。”转过头，“普净，你答得很好，就照你那样说下去，把他送走。” “可是，他说要见师父。” “普净，你自然有办法。你去吧。” 小和尚面露了慧黠的笑，向青年人也打个招呼，转身走了。和尚望着他的背影，欣赏地笑着。 “我这个小徒弟，父亲母亲全在河南旱灾里饿死了，他八岁就被哥哥带着，千辛万苦逃荒到京师，走到这个庙门口，他哥哥说你在这里等我，我去一下就来，你饿了，先吃包袱里的窝头，他说只有一个窝头了，我等你回来一起吃。他就坐在门口等，等到快天黑，哥哥还不回，他急了，在外面偷偷抹眼泪。被我看到了，问他，他只知道是逃荒来京师的，不知道京师有没有亲戚，打开包袱一查，里面卷了一封信，是他哥哥写的，写给庙上和尚，说实在没能力照顾这个小弟弟了，请求庙上收容这个小孩，算做许愿许进来的小和尚。当时我被逼得没办法，只好让他住在庙上。他倒也有宿慧，听话，不打扰人，自动搬桌子扫地，好像并不白吃这碗饭。只是晚上常常偷偷流泪；有时在庙门口张望，等他哥哥回来接他，但他哥哥再也没回来。就这样八年下来，他在庙上自修，书念得很不错，人也聪明伶俐。” “我刚看他，就是一副聪明相。” “刚才是万寿寺的和尚来，万寿寺先生知道吧，就是西直门外那座大庙。” “我没去过，听说过。” “那庙可比我们这座小庙神气多了，光后面千佛阁，就有佛像好几千，其他可想而知。刚才说的宫中李总管的母亲做佛事，李总管先生听说过吧？” “莫非就是李莲英？” “就是他。他现在是中国第一红人，皇太后信任他，一切言听计从。他为他母亲做佛事，由万寿寺来办，万寿寺想约北京各庙的和尚来捧场，我们不能参加这种谄媚权贵的事，所以才有刚才的一场。” “法师的作风很不简单。” “出家人，按说看破红尘才对，可是北京的许多出家人，也许离京师官场太近了，竟染上了势利眼的毛病，见了大官一副脸、见了小百姓另一副脸。不过出家人势利眼，也由来很久 “这大概是佛教在中国流传，一直得到大官帮忙的缘故。” “先生说得有道理。记得那个笑话吗？一个穷秀才，在庙里看到老和尚对大官恭恭敬敬、对他不恭敬，就质问老和尚，老和尚说：‘你搞错了，我们禅话，恭敬就是不恭敬，不恭敬就是恭敬。’那秀才立刻给老和尚一个嘴巴子，说：‘我们秀才，不打就是打，打就是不打。’哈哈。” “哈哈。” “说到这里，倒要借问一句，先生你是穷秀才吧？” “差不多。” “那我运气很好，到现在还没挨打。” “法师客气。哈哈。” “我还没请教贵姓？” “康有为。《书经》里‘康济小民’的康；《礼记》里‘养其身以为有为也’的有为。” 和尚点着头：“真是志士豪杰的名字。《孟子》里说：‘人有下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康先生有所不为，而后成为康有为，我要向您道贺，这年头，有所不为的人太少了。” “在乱世里，做到有所不为，已经不容易。比如说，法师不参加李总管的佛事，就已经不容易。” “不同康先生客气，的确不容易，不晓得以后要给庙上惹来多少不方便。我这样做，庙里有些入就不赞成。在乱世里，只是消极的做点不同流合污的事，就大不易。至于积极有为一番，就更别提了。何况，站在佛门的立场，有为是无常，所谓‘一切有力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更显得无可为了。” “法师引的是《金刚经》？” “康先生对佛典竟也如此精通，令人佩服。康先生在哪里学来这么多大学问？在京师吗？还是在家乡？康先生的老师是哪一位？” “我的老师是九江先生——朱次琦朱先生。” “哦，原来是九江先生的高足。九江先生不是一辈子只肯穿布袍的进士吗？他在山西做官，进出都走路，自己做工，吃得极简单？” “是啊！” “那康先生在山西追随九江先生？年纪不对啊？” “不是，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九江先生大我五十一岁，他其实是先父的老师，他同先祖是好朋友，我做九江先生学生是他六十九岁以后的事，到他七十五岁去世，我一直跟他，前后六年。他临死以前，说他写的书，对将来的中国没有什么益处，他竟都给烧了，他的精神太叫人感动了。” “真太可惜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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