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法源寺(16)_李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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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日本在中国人眼中，两千年来都是最尔之邦、是小邻居、是小藩属，如今堂堂中国被日本鬼子给打败了，中国人感到的耻辱，远甚于被英国鬼子给打败。在这种耻辱下，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有激烈的反应，其中最特殊的，就是“公车上书”。照中国传统的说法，秀才考上举人后，举人进京去考进士，称为在“公车”，“公车上书”就是举人向皇帝上请愿书，也就是联考前的考生们向统治者上书。这种上书，在中国早有传统可循，那就是后汉大学生向皇帝上书的事，所以，上书虽然有点越位，却并非不合传统。甲午战争后第二年，正好是各省举人到京师考进士的日子，康有为、梁启超也都从广东来了。在中国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后十三天，梁启超首先联合了广东举人一百九十人上书陈时局；两天以后，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一千两百人，聚会在松筠庵，上书请变法。在上书的过程里，台湾来的举入更是痛心疾首，因为在马关条约中，台湾要割给日本人了。这次上书是由康有为起草，他花了一天两夜的时间，写成一万多字的请愿书，可是，对一个江河日下的政权说来，请愿是无效的。上书须经过都察院这衙门转奏，而都察院却不肯转奏，理由是清朝政府已经批准了马关条约，没什么好谈的了。　　虽然表面上是没什么好谈的了，但是，清朝政府对这种上千人——尤其是举人——的民意表现与联名活动，却不能无动于衷。举人中最突出的是康有为，因为康有为已不是康举人了，他在上书后第二天，就考中了，他真的成为康进士了。　　康有为成为进士前，早已是名动公卿的人物。他在六年前就以上书出名，六年来，他的声名更大了。尤其他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在头一年被查禁，他在举人中的声名，更是如日中天，朝廷中守旧派对他头痛，更是不在话下。他这次中了进士，并且几乎考了个第一，他的声名，自然更上层楼。在层楼顶上，他第三次上书皇帝，总算给皇帝看到了。虽然看到了，可是要想发生作用，却还有一段距离。　　康有为成为康进士后，为了鼓吹，他发起办了一个报——《中外公报》，那时中国人并没有订报这回事，要人看报，得白送才看。于是，他们每天印三千份，拜托并买通报童，每天朝深宅大院去送。可是，当时大家弄不清这份报是怎么一回事。老是疑心有什么阴谋送上门来。所以，即使白送，有人也不敢收。弄得报童也害怕了，觉得这个报，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为了怕连累，最后也拒绝代送了。　　在这次办报开始后不久，康有为又发起组织一个救国团体——强学会，出版书刊，鼓吹新潮。这个会很引起开明人士的赞助，甚至英国美国的公使都捐送了图书和印刷机。但是，很快的，顽固的阴影笼罩过来了，康有为感到他在北京已难以立足了，他决定到南方去，想在南方计划一些开展。于是，在强学会被查禁的前夜，他离开了北京。　　虽然这一年在北京的活动失败了，但是康有为在得君行道的长路上，也有了不少进展。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六年前，拒绝见他的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对他有了更好的印象，翁同A不但不再拒绝他，并且还和他见了面。翁同龢记得很清楚：六年前的康有为，就预言过中国会败于日本之手，如今不幸而言中，他深深感到：他未免小看了这个名叫“康有为”的书法专家了。如今康有为是进士了，早期进士翁同龢，倒也颇想见见这位后期的进士，于是，两人的会面，便实现了。　　这次会面有一段最影响翁同龢的对话。康有为面对这位相貌忠厚如老农的权贵，做了这样的谈话：　　“相国当然深知道光二十年，也就是五十五年前的鸦片战争。鸦片战争起因，出在洋人损人利己，把他们自己不抽不吃的鸦片烟，运到中国来，结果打出了鸦片战争。这个仗中国打败了，打败的真正原因是中国根本落伍，中国的政府、官吏、士大夫、军队、武器、百姓都统统落伍。中国那时候没跟世界全面接触，不了解自己落伍，是情有可原；但仗打败了，都还不觉悟，又睡了二十年大觉，闹到了十年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这就不可原谅了。英法联军以后，一部分人开始觉悟了，像恭亲王等开始的自强运动，但是由于皇太后以下大家守旧，恭亲王他们自己也不够新，所以，三十五年来不彻底的觉悟成绩，跟日本人最后一仗打出了真相。前后一算，二十年加三十五年，一共五十五年，由于我们没有彻底觉醒，由于洋人东洋人走得比我们快，五十五年下来，我们比起来是更退步更落伍了。现在我们回想，如果早在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一打败，我们就得到教训，不先浪费第一个二十年，再接下来彻底个三十五年，我们哪会像今天！” 　　“据康先生看，”翁同龢慢慢他说，“五十五年前鸦片战争后，我们不能觉悟的原因在哪里？” 　　“依我看，重要原因固然是中国上下都守旧，看不出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处境，但能看出这种处境的士大夫，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不肯大声疾呼，更是重要的原因。比如说，春秋责备贤者吧，以林文忠公林则徐为例。林文忠公在五十五年前，是官声最好最有作为的士大夫，也是大丈夫，他被派到广东禁烟，道光皇帝朱批‘即朕特派，非伊而谁’，对他信任有加；林文忠公也充满了自信，他自信可以打败洋人。但他为人毕竟高人一等，他一到广东，实地一看，就先知道中国武器不如洋人，光靠自信是不够的。因为中国枪炮都是十七世纪的旧货，什么鸟枪、抬炮、百子炮、子母炮、霸王鞭炮等等，都不是洋人的对手。所以他张罗买外国炮、外国船，还叫人翻译洋人出的书刊，以做知彼的功夫。这些材料，后来他交给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主张以夷器制夷。日本人把这书翻译成日文，促进了他们的维新。但以林文忠公当时的地位，以他对中国在世界上处境的了解，他做得显然太不够了。为什么？他也犯了中国士大夫守旧的老毛病——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林文忠公在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给朋友一封信，信里明白指出洋人大炮可以打得比我们远、打得比我们快，这个问题不面对，‘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中国陆军尽管有作战经验，但是那种经验都是面对面打仗的经验，现在洋人从十里八里以外，一炮就打过来，面都见不到，就打败了。所以今天‘第一要大炮以用’，没有大炮，就是岳飞韩世忠在，也毫无办法。‘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林文忠公写了这封信，他嘱咐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这一嘱咐，就完全说明了一切。林文忠公自己明明知道中国不行的地方在哪里，可是以他的地位，他却不肯大声疾呼。若说他写信当时正走霉运，不便多说话，但是后来他又做了陕甘总督、云贵总督，他东山再起，竟也不肯大声疾呼。自己洁身自好、爱惜羽毛、怕清议指摘、不愿多事。连林文忠公那么贤达有为的人，都对国家大事采取这样消极的态度，中国的事，又怎么得了呢？” 　　翁同龢一言不发，静静地听着，显然的，他深深受了这个林则徐例子的感动。林则徐死的那一年（一八五〇），他才二十岁，那时候他人微望轻。如今他六十五了，已经垂垂老去，过去几十年，为国家效力，自感成绩可疑；今后再为国家效力，也不过只有几年了，他感到年华老去，自己已来日无多，人也有代谢，国家需要新的一代来抢救。在他退休以前，如果运用他的眼力和影响力，为朝廷荐进一些有为的新人，岂不更好？眼前这位康有为，倒不失是一位有为的新人。　　过了一会儿，翁同龢慢慢点着头，向这三十八岁的康有为亲切的说：“康先生青年有为，我可以看出来，我想你也知道我这老人家可以看出来，不然你也不会一再想见我了。向朝廷推荐有为的人才，是我的责任、是我分内的事，何况知道有人才而不荐举，是不对的。对于康先生，我自然留意。但康先生知道中国政治局面的复杂，就便以我的地位，要想办成一些事，有许多时候，也不能正面处理，而必须以迂回委婉的手法处理不可。我想，我会尽量在短时间内想想法子，使康先生能够得君行道。能不能成功，我不知道，但有一点可向康先生保证的，就是我绝不再爱惜羽毛。康先生知道我在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帘前讲过书，是两朝皇上的师傅，有点地位，可是我绝不持盈保泰，一定找机会大力推荐康先生，即使羽毛被拔掉也无所谓了。” 　　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近四十年前，他不但考中了进士，还是进士的第一名——状元，那时康有为还没有出生。四十年来，他个人的地位日渐上升，可是中国的地位却日趋下降，他内心的自责与惭愧，随着年纪的老去，与日俱增。五年前他六十大寿，西太后赐他匾一方、联一副、福寿字各一、三镶玉如意一柄、铜寿佛一尊、绣蟒袍料一件、小卷八个，并即日召见。有“汝忠实”之谕，对他的笼络，备极殊荣。可是，他内心里却自责、惭愧，认为他自己的“忠实”是可疑的。这么多年来，他“忠实”的对象，似乎只是对西太后的私恩而已，而不是对整个国家的公益。其中海军经费给西太后挪用修理颐和园那件事，更使他痛心疾首。那时海军的经费是几千万，可是实际拨给海军的，却不过百分之一。那时管国家财政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不能据理力争也不能以进退力争的，不正是他自己吗？那时确定十五年之内海军不得添置一枪一炮决策的，也不正是他自己吗？……如今仗打败了，他自己的误国之罪，怎么说也有份吧？现在，他老了，他感到在有生之年，必须要做一点赎罪的事了，为了这样做，即使得罪了西太后，他也顾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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