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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星火纪(2)

　　君之侧固然是无耻小人，君之本身，亦反证出“上梁不正下梁歪，，的因果责任。蒋介石的左右在为他朗读这篇文章后，立刻气得下手令：“该书店应即迅速设法予以封闭。”可见伤到要害，蒋介石本人都感觉出来。当然，在那种“冰河期”中，写这类文章是无法畅所欲言的，只能欲说还休的点到为止。正因为这篇文章有这种缺点，所以在多年以后，它正好用来彰显出当年文禁文网是何等威风，而我们在那种威风下敢持虎须的勇气，是今天“不知稼稿之难”的青年人所不能想象的。

　　虽然国民党即时查禁了《文星》第九十八期，禁止这篇文章流传，但是海外报刊上，却颇多转载。后来我又写了一篇《我们对“言论立场”的严正表示》，寄到海外，其中掀了谢然之不少底。这两篇文章在中国言论自由史上，都有它一定的地位，自不待言。谢然之权倾一时之际，住在天母三路三十五街五号，看中了下女，奸之成孕，被太太发觉，怒将孕妇赶出家门。后来太太一想，自己既然不能生，何不收个儿子？于是遍寻下女，找了两三个月才找到。不料下女拿乔，敲了两万元（近四十年前的两万元），才把儿子交出。谢然之的无行，此为一端。但无行没关系，他仍深得另一无行者蒋经国的欢心，后来自第四组主任荣升中央党部副秘书长，再外放为驻萨尔瓦多“大使”。这一外放，放出了麻烦。——“大使”卸任后，他对蒋家王朝已无信心，乃抗命不归，见风转舵，投奔美国。蒋经国气得要命，但对小人之叛，毫无法子。

　　一九八一年，许荣淑《深耕》杂志第八期刊出谢然之在美不归的事。谢然之居然老脸皮厚，写信来更正。说他只是“来美疗疾。……大节所在，义无反顾。……鄙人因病滞外，纯系健康问题”云云。《深耕》主编林世惺问我怎么处理，我说信可以刊出，但是注明除非谢然之肯回来，否则一切自谓忠贞，都无以证明。谢然之当然不敢回来，他的更正都是假的。

　　同年十一月七日，《自立晚报》刊出“省主席”李登辉在省议会公开承认国民党中“有彭德、谢然之等败类”，我看了哈哈大笑。我说，国民党搞出这些败类来防范我们的思想，但是真正出问题的，却是国民党自己。国民党自作自受，真活该啊！同时，我忍不住要质问：你们他妈的国民党到底怎么回事？你们当年豢养这些忠贞分子，职司钳制言论之责，整天整我们，说我们思想有问题，现在时穷节乃见，原来有问题的，全是你们窝里的，这下子可怎么办？人是你们用的，如今出了纰漏，你们没有一声自责、没有一句抱歉，好意思吗？

　　说你们该负道义责任，太抬举了，你们该负的，其实正是不义责任。为了你们的不义，多少年的岁月与心血，都耽搁了、泡汤了，你们的祸国殃民，可真不小啊！

　　在封杀的作业里，除了国民党“官方”外“准官方”也是配合“官方”，有以自效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胡秋原。事缘一九六二年，发生了一次中西文化论战。论战是由两篇文章引起的，一篇是胡适的《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一篇是李敖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胡秋原因为论战失败，迁怒到《文星》，乃转移阵地，自四月起，在《世界评论》上，展开暴跳如雷的攻击，攻击中涉及了居浩然和我，乃至拆穿他的许登源和洪成完。到了八月，在伦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九月一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的话；十月一日，我写《胡秋原的真面目》，站在现代史研究的立场，对“闽变”叛国，也做了一点研究。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位一体”的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胡秋原这一举动，曾经引起舆论的非议，十月九日的《自立晚报》上，就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断是非，我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造胜诉一造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判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诉诸法律，我就随他的便，那时我没有钱请律师，我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自己先备战起来了。这时候，一个神秘的消息传出了，那就是居浩然的大大找到了胡秋原的大太，由大太级的出面，双方先行达成和解。这当然是一件令人不快的消息，那时我还不认识居浩然，我也没说什么。后来居浩然从伦敦回来，认识了我，但白告诉我他怕老婆，老婆说要和，就只好和了。我说：“别什么老婆不老婆吧！你们湖北人就是没有种！文天祥说‘时穷节乃见，，你们湖北人是‘时穷节先见，，一件合作，只要有点风吹草动，第一个浇凉水、扯后腿、背叛原则又出卖朋友的，一定就是你们湖北人。你们九头鸟总是teamwork中最先变节的，别怪老婆了吧！”居浩然听了，哈哈大笑，就默认了。居浩然以外，萧孟能受了亲朋的压力，也动摇过，不过，我的态度影响了他，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六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和事者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示遗憾：”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憾可遗，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的，官司就打下去了。打到了一九六三年的秋天，法官张顺吉做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就拖了下来，从一九六三年起，一拖十一年，拖到一九七四年，其间所换法官的人数与出庭的次数，都举不胜举了。到了一九六四年的时候，我早已因叛乱的案子，被关到警备总部军法处了。国民党的法院配合警总，居然等警总先关我、审我后，才开了庭，法官是高院刑九庭的汪家声、吴纯、高廷彬，他们把国民党胡秋原的大量诽谤之言，一律改判无罪，有罪的只剩我和萧孟能了。一九七四年五月四日，我在景美军法看守所的押房里，收到这一判决，真又好气又好笑。虽然又好气又好笑，但在我内心深处，我感到一种求仁得仁的满足。十二年来，我为真理而战、为信仰而战、为抵抗国民党的打击而战，在这漫长的战斗中，虽然有青春的离去、有战友的离去、有人世的巨变和浮生的苍凉，但我一直坚定，毫不动摇。我觉得我是大丈夫，我为光明争取言论自由而面对黑暗法律审判，做了一个伟大的榜样。有趣的是，这一场官司引发了我的“听讼”性格，自此进出法院，前后长达三十六年，至今未已，其中胡秋原终在他案上被我打败，因为解严后、有些法官终能有点自主了、不看风色了，所以偶有胜面，聊以自嘲。胡秋原赔了我三十五万元，我分了一半给我的律师郭鑫生，一半自己痛痛快快地花了。一般人以为花儿子的钱最痛快，非也，花仇家的钱，才更痛快呢。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对我是一件大日子，这天由文星出版了我的第一本书——《传统下的独自》。出版后，我的风格与“一些浅人们”眼中的李敖风格，便从此确定，“游戏文章”与“专爱骂人”之溢便跟了我一辈子了，我也乐观此溢，老子就这样写了、这样骂了，又怎样？《传统下的独白》在市面上肆虐四年后被国民党伪政府查禁，禁后各种盗版蜂起，前后一二十年，愈禁愈流传，自非国民党伪政府始料所及，这书刚出版时，在中国广播公司主持节目的中国小姐刘秀嫚，特别约我做一次访问，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进录音间。刘秀馒长得甜甜的，身材瘦不露骨，询属一流。在录音间时她的铅笔掉在地上了，我弯腰为她去捡，顺便亲近了她的小腿。虽然接近是短暂的，但是印象是永恒的，她的小腿修长而白皙，非常迷人。小腿如此，大腿更可想而知矣。这时报上盛传刘秀嫚、李敖恋爱的事，一九六四年十月三日《中华日报》上且有记者洪敬思的一篇《从绚丽归平淡——刘秀嫚弃虚荣》的报道，就“传说她跟李敖在闹恋爱，，一点上，有段话说：“七月初在选举第四届中国小姐会场，我问她这是不是真的？她微微地笑了笑，既不否认，也不承认。到底是不是真的，只有经将来发展来证明了。”事实上，这是“报派情人”。到了第二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日报》登记者刘一成的专访，刘秀嫚这回否认了，理由是“李敖没有追求过她”，这是真的。——我生平追过不少漂亮女人，却也有意使一些漂亮女人漏过去，幸或不幸，刘秀嫚是其中之一。

　　在文星时代，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

　　我早在台大时，马宏祥就对我说：“居浩然的《十论》大可一看。我原以为这个淡江英专校长是个普通党国元老的纨挎子弟，其实不然。此公为文，极有创见，并且文笔清新可读。’经过这一介绍，我把《十论》读了一遍，深觉马宏祥的判断不错，从此对居浩然另眼相看。居浩然死后多年，我为他写过几篇文章，揭发国民党大员张建邦逼妈妈居瀛玖（居浩然姊姊）上吊、逼舅舅居浩然离职等内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写信给我说：“甚为欣慰，感谢万分！你替浩然一次次的申冤，他在九泉之下一定感激你这位朋友。”她同时有信给王小痴，说李敖先生“替浩然出了一口气，非常感谢”！最有意义的是：

　　在《十论》绝版多年以后，我把这书出了新版，为居浩然跟我的因缘，用一本书做了周而复始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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