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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殷鉴纪(2)

　　……本年上学期末，各校发现一种宣言，不知是哪儿来的。宣言的内容主要的是批驳费正清等在美国国会证词，说他们“助匪”、“犯罪”。照我看来，这篇文章可算官方雇用文入的写作精华。彼等立论，完全是从一个政权的利益出发，罔顾世界大势。其实，费正情等人的言论，意在保全台湾。台湾这个小岛，若不是美国第七舰队保卫，恐怕早在一九五0年便“陷共”了，还有什么“反攻”空话可说？复次，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签名”，实际则为一“忠贞检查”。在台湾住了十几年的人，面对这一签名运动心里都有数，如不签名将被疑为不忠于某党政权，这样的人将蒙种种不便，甚至有打破饭碗的危险。在台湾这种形态的绝对主义的统治之下，谁不怕麻烦？在台湾这个饭碗难找的岛上，谁不怕打破饭碗？

　　于是而有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签名的盛举。我因为一方面认为那一宣言的内容幼稚可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恶那种“间接强迫”的作风，所以拒绝签名。后来校方一高级党务人员亲自来舍劝签，仍然被我拒绝！

　　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殷海光说“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的抗议宣言“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但在十三年后，“哪儿来的”终于水落石出。一九七九年三月，国防部总政治部属下的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红皮烫金的《慎师七十文录》，是庆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专集，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后，才疑团尽解。胡秋原在序中回忆：

　　我是一个几乎没有所谓“社交”生活的人，与党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个人的往来，所以我与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识。

　　一九六二年，郑学稼先生和我因为一个同我们两人有投稿与书业往来的书店，在所谓文化论战后忽然对我们两人先后送红帽子，我们便先后对那书店及其作者提出诽谤案之诉讼，法院合并审理。这种官司在中国原很少见，所以开始之时旁听的人不少。当时一般朋友对郑先生与我的批评大抵是“修养不够”，“不上算”，甚至于说“好事”；只有三个人同情我们的遭遇，经常到法院旁听，这便是任卓宜、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们两人的老朋友，徐先生则因我而认识郑先生，曹先生那时与郑先生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他是因郑先生而去，于是我在法庭开始认识慎之。

　　这一透露，告诉了我们：在胡秋原、郑学稼告文星的讼案一开始，曹敏便以与郑学稼“在国防部的一个研究部门同事”的身份，微妙的介入了。胡秋原又说：

　　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到一九六六年，美国国会为越战举行听证，费正清、巴奈特趁机主张讨好中共以解决越战。有一天，慎之邀约我和学稼、高阮三人，主张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此我与慎之合作之一事。

　　这一透露，又告诉了我们：“当官司尚在进行之时”，曹敏已经“邀约”胡秋原、郑学稼、徐高阮共同合作为国民党秘密搞文宣。据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联合报》，当时新闻局长沈剑虹曾在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报告施政说：“台湾学人教授一千六百余人驳斥美国姑息分子费正清之流的谬论，曾于五月发表《致美国人民一封公开信》，已由‘新闻局’译成英文，现已洽妥《纽约时报》，于近日内连同签署者一千六百余人名单在该报刊登／可见国防部总政治部黑势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业，然后叫行政院新闻局到美国报上买广告的程度！胡秋原说他们“写一封对美国人民公开信，结果有一千数百人签名的公开信在《纽约时报》发表，一时发生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一时发生相当大的”，不是影响而是丑闻。因为一千六百余名学人教授的众口一声，适足反证了这些知识分子的被强奸。正因为是被强奸，所以失格的学人教授们，也就乱签一气，一千六百人中，因为在各校兼课而见名就签，以致光“签名重复”的，就有六起之多！其中朱建民、董世祁、何静安、郑小杰、卢英权、林碧沧诸教授，大名都出现两次，如此丑闻，真是今古奇观也！由签名事，参照文星被封杀，在封杀作业中，由王升主持的“国防部总政治部”，是媒孽最深的首席机构。当时文星的敌人胡秋原等，表面上是自由学人，其实骨子里却跟王升这些大政工挂钩，同干这一票“文武合一”的摘星大业。当时因为事涉机密，流传出来的内幕有限，所以无从深究。直到胡秋原事后自己这样透露，才真相大白。

　　王升本人是没有文化水平的下三货。林正杰的《前进》杂志马屁说他是正统军人出身，这是美化王升的说法。事实上，王升只不过小学毕业外加受训不足六个月的卑鄙小子，所以他的招朋引类，也就是“武大郎玩夜猫子——什么人玩什么鸟”式的，他所欣赏并重用的大将曹敏，还不如王升念过小学，他根本没进任何正式学校。他在一九二六年混迹北伐队伍中，办党。抗战胜利后，办党报。离开大陆后，逃到香港做小生意。一九五一年来台湾，一九五二年到政工干部学校教书，见宠于王升，自此扶摇直上，伊然学术与政治之间人物矣！胡秋原等从曹敏这根线上攀王升，完成“文武合一”的挂钩，这种人是什么水准，可想而知矣！殷海光因文星而被胡秋原等迫害，一千六百人签名事件只能算是迫害中电影手法的“远景”，因为这一甄别“忠”与“不忠”方式，受害者不止殷海光一人，但是对殷海光个人的文字围剿和台大出局，却是电影手法中的“特写”、“大特写”。受害人首当其冲者，则是殷海光。殷海光说国民党迫害他是“用一种十分复杂和隐闭的方式，不易观察到”，确是事实。当时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表面上的文字围剿，却不知道骨子里胡秋原等的勾结国民党大珰头，动用官方的特务政工力量，整垮文星、斗垮殷海光的作业细节。如今殷海光墓草久宿、王升垂垂已老，年过九十的胡秋原自忠贞分子、反共大将一飞而直上北京矣！人世变化之奇、政海波橘之异，反反复复，有如是者！

　　在殷海光被迫离开台大之际，教育部去函台大，调虎离山，拟聘请殷为教育部教育研究委员会委员。殷海光很困惑，特来找我商量，他表示“不该不劳而获”，也“义不食周粟”。

　　我说：“不错，一个人不该不劳而获。但按照宪法第十五条，人民有生存权、工作权，你一定得在有生存机会、有工作机会的前提下，才能谈正常的不该不劳而获的道理与道德。如果环境不准你有适合你的生存权和工作权，在这样畸形的环境下，你如接受畸形的收入，也情有可原。陈独秀到死还拿政府的钱，可是何碍其为陈独秀；鲁迅到死也还拿政府的钱，可是又何碍其为鲁迅！不拿当然好，可是你能活得下去吗？至于你说‘义不食周粟’，这种道理在伯夷叔齐时代就站不住，们夷叔齐‘义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采蔽而食之’，但他门忘了，米固然是周朝的，蔽也是周朝的啊！不食周朝的米，却吃周朝的蔽，这是哪一门子的逻辑啊！何况所谓周粟，也不是什么周朝的粟，根本就是民脂民膏，你吃的是民脂民膏而已，还谈不上是国民党之饭也！”我这一番话，把殷海光说得哭笑不得。他知道我是雄辩家，他知道我故意站在他的立场为他讲宽心的话，他知道我李敖真的是“义不食周粟”那一派，当然他知道我“义不食周粟”，有我的本钱——我还年轻，我比较灵活，可以“做点小生意谋生”。殷海光连“做点小生意谋生”都不及格，因为殷太太做点裁缝工作，他都要来个二价，这种头脑，又怎配做生意呢？

　　至于殷海光的生活收入，所遭到的困难尚不大严重。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给他满好的待遇；《自由中国》以后，我自文星给他大力的支援。费正清到台湾的时候，约我陪他·去看殷海光，后来在南港请殷海光同我吃饭。因为殷海光曾向我表示希望美国有学术机构帮助他，我侧面问费正清可否设法，费正清说，他已对殷海光有帮助。这事我颇不快，我向黄三抱怨说：“老殷的为人我实在要骂他，他拿了费正清的研究费，却对我们不吭气，害得我们还拼命替他设法，这算什么！”，我虽然大力支持殷海光，但对他的为人，却总是以看一个不通人情的高级书呆的眼光来给他定位。他并非全无心机与权术，但这种心机与权术，总是湖北人式的，格局甚小，所以我始终不怎么喜欢他这个人。虽然我对他的蚊龙气质与文字上的才华很佩服，并且为了散布并延续这种气质和才华，尽了没有人能比得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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