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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三叠纪(4)

　　黄中国做过外役，所谓外役，就是囚犯放出押房来替在押房中的囚犯服务。本来这种服务是该禁子牢头——班长做的，但班长除了手拿钥匙外，是不大做什么事的，所有的事都由外役做。外役是选择出来的囚犯，要刑期短的、无政治顾虑的。选好后，就叫他们送饭、送水、扫地、送物，并且替班长倒茶水、洗衣服。外役的一举一动，班长都要站在背后监视，偶尔班长会偷懒、会小便，外役就可能蹲在小洞外面，同囚犯赶忙聊几句，透露一点外面的马路新闻，使囚犯“洞悉，，一切。外役因为刑期都不长，流动性比较大。寒来暑往，年复一年的，我不知“洞见”了多少外役的来去。有时候，我的确记不清他们的长相了，原因之一是：房外稍低，他们同我说话，一定得采蹲的姿式，然后把头横过来看我；房里稍高，我一定得采趴在地上的姿式，把下巴贴地看他们，双方的眼睛一定成十字交叉的，他们看到的我的眼睛，是与地平行的；我看到的他们的眼睛，是与地垂直的。双方的脸再经过三十乘十五厘米的框框一过滤，在阴暗的光线下，紧张的表情中，的确已不成人形。所以我有时候记不清他们的长相，是可想而知的。但在这些记不清里，有一个最清楚的记忆，却使我毕生难忘，那是一张年轻、饱满。聪明、白白的脸，配上一对精明的眼睛，一张有毅力的嘴，出现在我的洞口，低声同我说：“李先生，我是你的读者，我佩服你，有什么事，凡是我能做的，就叫我做。我叫俞中兴，是杀人犯……

　　班长来了，再见！”

　　法学家们一定蛋头式的以为：俞中兴一定是现役军人，不然怎么会分到军监来呢？殊不知俞中兴并非现役军人，他只是杀人时用了枪，依这个地区的枪支过敏症，凡动枪的，不管犯什么罪，一律先以“涉嫌叛乱”送军法单位，经查明与叛乱无关后，才不起诉，改移司法单位。俞中兴杀人时只用了猎枪，就犯了枪禁，就这样的，先分到军监来了。

　　俞中兴做外役时候，上下其手的机会总是有的，比如打菜时候，他会自动多打一点给我；装水时候，他会自动把五公升水桶装足；偶尔捡到一块报纸，他会自动高速丢进，使我这年复一年不准看报的“中华民国公民”，多知道一点“中华民国”的消息。

　　终于有一天，俞中兴和我有一次长谈的机会了。军监要粉饰走廊，要俞中兴做油漆匠，他做工时，要在一问间小房外面刷上一阵。当他刷到我的房外的时候，他站在梯子上，从小房的高窗向我说话，当然班长正好不在，所以我们就聊起来了。这次聊天，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俞中兴身体极好，长得人高马大，他念过大学，后来讨厌做书生，不念了，去混流氓。他在桃园黑社会以足智多谋好勇斗狠出名，结果同古永城派冲突，他和外号“阉鸡”的李盛渊等，表演了轰动一时的“飞车杀人案”，杀掉古永城的大将，古永城死里逃生，俞中兴就这样抓进来了。抓进来后，他愤愤不平，对我说：“他妈的警察真不够朋友！”我说：“美国黑社会有一句谚语说：‘千万别同警察交朋友，因为你不晓得他什么时候公事公办。’这就是说，警察随时翻脸无情的。”俞中兴说：“是啊！他妈的我们干掉了古永城他们的流氓，是等于帮了警察的忙啊！他们怎么可以反倒抓我们！他们整天靠我们养，真他妈的太不够朋友了！我们杀古永城他们，是‘为民除害’啊！”

　　我听了，为之好笑，我说：“可是，你忘了，你也是一害啊！”

　　俞中兴说：“我是一害啊！可是我们杀了一个，总少了一害啊！

　　他妈的警察怎么可以抓替他们办事的人！这样乱来，以后谁还敢‘替天行道’啊！”这最后一段话，大大的震惊了我，我觉得说得真是有趣之至、说得真是含义深长。俞中兴使我想到晋朝周处，“除三害”的故事。周处顿悟之后，上山杀虎、下水斩蚊，然后自己改行向善，后来做了大将，为国殉死，俞中兴有除害之心，不管该不该他除，其人纵可诛，其心不可诛，这种有善念的青年，难道就因一念之“善”，就要万劫不复吗？这次谈话后不久，俞中兴就被移送司法单位了。他从桃园龟山监狱写了一封信给我，我因为是政治犯，不便回信。

　　后来听说他判了无期徒刑，移送绿岛隔离犯监狱，在移送前夜，被打断肋骨多根，显然是有意把他报废了！我读美国舍伍德（Robert Emmet Sherwood）描写流氓的名剧，深深感到：

　　流氓之中，有的真有真性情。他们做人，干干脆脆，毫不伪君子。他们的行径或不足取、他们的人生观或很奇特，但他们放浪形骸、敢做敢为，的确比所谓上流社会的狗男女们真得多、至性得多了。上流社会的人，没人敢“替天行道”，他们只是伪善而已。

　　在军法看守所见闻不少，但十九是冤狱，并且冤得令人哭笑不得。例如“傅积宽喊自己万岁案”，就是最有趣的。傅胖子傅积宽是“花园新城”、“中山楼”的建造人修泽兰的丈夫，他在一公家机关做事，十月十日的上午，被派公差到总统府前面做庆祝代表，当天烈日高照，大家站得不耐烦，同事开玩笑说：“老傅，等一下子蒋总统出来，喊万岁时你敢不敢不喊‘蒋总统万岁’而改喊‘傅积宽万岁’？”傅积宽开玩笑说：“有什么不敢，等下子喊给你看。”他说话算话，等下子真在众口一声喊时喊了自己万岁，结果被比老百姓还多的治安人员发现，抓到牢里，判了五年。他在牢里碰到我，对我还傻笑呢！一天放封时在小院中散步，一个新来的囚犯哭哭啼啼，班长陈亚象问他判了几年，他说：“判了十年，真冤枉啊！”班长冷笑说：“一点没罪的，判五年；你判了十年，多少有一点罪。”傅积宽的五年，就是“非其罪也”的喊了自己万岁，他真该羡慕“江盖世”哟！（民进党大员江盖世微时写信给我，说他的名字拼成英文，与“蒋介石”同音，按说如果江盖世喊自己万岁，应该不被罗织。其实不然，“蒋介石”

　　三个字，也是犯禁的。）

　　其实，傅积宽这种还算是幸运的，他被判罪，至少没戴红帽子。当时最流行的判法是给你戴红帽子，所以如此，和检举匪谍可领奖金有关。有一次屠申虹开玩笑说：“我生平最大的目的是想检举个匪谍，领点奖金花花，我穷死了！”我说：

　　“‘匪谍’岂是好检举的！我在军法处坐牢时候，看到不少检举‘匪谍’的，糊里糊涂，弄得同‘匪谍’一起坐了牢！‘国特’们办案，你不知道他们心理，他们是被告宁滥毋缺、宁多毋少的。他们‘闻过则喜’——闻别人的过；也‘诲人不倦’——毁灭人的毁。他们办案，觉得被告人数不足时候，就会把检举人一并拉进来充数，所以啊，你检举了‘匪谍’，你可能同时也变成了‘匪谍’！”屠申虹听了，哈哈大笑。

　　在检举“匪谍”以外，还有一种同类的检举，就是检举反动传单、反动标语。“国特”们鼓励检举这些，声称检举者有赏，不检举者有罚。于是，小民领命，在地上捡到了传单，或在公厕里看到了粉笔字，就直奔官府报告去讫，不料“国特”们收到这些，破案为难，可是不破又不成，于是干脆就地取材，把检举人横加罪名，说发传单者即阁下、在茅房门后写“打倒蒋××”者亦阁下，阁下以检举人始，以谎报人终。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反共抗俄大戏，最后以鼻青眼肿收场。

　　还有一种检举，是跟以上检举别异其趣的，以上检举是检举别人，这种检举却是检举自己，这就是所谓“匪谍自首”。“国特”们号召“匪谍自首”，信誓旦旦，保证自首以后既往不咎，有些人弄不清自己是不是“匪谍”，为了安全，先“自首”了，这下子麻烦大矣！因为你一“自首”，“国特”们就如获珍宝，以为你是共匪地下工作负责人，一切惟你是问。

　　结果一间三不知，“国特”们于赫斯怒，遂锡阁下以最新罪名——“自首不实”，就是虽然“自首”，可是有所保留，不老老实实交出关系。结果阁下“自首”未成，反倒罪加一等。

　　他领奖金你坐牢，一幕弃暗投明大戏，最后也以鼻青眼肿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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