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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梦遗纪(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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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四百七十六名人犯全体出动，监狱急调镇暴部队（三个中队）及新竹警方各分局人员弹压，才告平定，暴动长达二十四个小时，监狱设备几乎全毁。法务部大官人（监所司副司长王济中）公开发表谈话，说作家李敖出狱写文章，引起社会大众注目，给了少年受刑人心理上的后盾，认为闹得愈大，愈能得到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所以，都是李敖惹出来的云云。同时，国民党伪行政院长孙运漩在行政院院会里已对狱政表示疑虑，李元簇在院会里、立法院里、报章上、电视上，不断对我“点名批判”，官方为封杀我，尽量一面倒传播批判我的，而不传播我的。但官方的一些议员，为了选票及其他，却忍不住这个好题目，立法院中游荣茂、李志鹏等国民党议员，提出质询，党外的当然也不放过。最好玩的是国民党立委温士源（司法委员会召集委员），他在二月二十三日书面质询，反对对李敖做“迹近英雄式的报道”，“对青少年人来说，各报虽无奖励犯罪之意，亦恐有导引不当行为之可虑”。……老贼之言，煞是有趣。 我这次坐牢，因有石柏苍的秘密渠道，所以明着概不写、信，但有一次例外。我跟胡茵梦离婚后，林清玄、陈彩銮介绍了一位漂亮的小女生武慰先做我的女秘书，她后来考取空姐，吵着要到牢里来看我，我在牢里是不见人的，但漂亮女生例外，所以武慰先要来，我自乐见。有这样一封信是通过正式写信方式寄出的： 慰先： 你前后七封信，全收到了。这是我六十一天来第一次写信，就是写给你，这种独受青睐的“殊荣”，总该使你收不到回信的难过，得到补偿了吧？ 我不写信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照羁押法第三十八条准用监狱行刑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在押被告（含分监受别人）通信对象以最近亲属及家属为限，所方发给我通信对象调查表，很宽大的告诉我所谓最近亲瞩及家属，如果我填上“未婚妻”就可以任我发信。我感到他们很会解释法律，台湾大法官先生实在该向他们学习。 你说你又恢复了长发，我很兴奋，你的短发有它的美，长发一定另有一种美，为了看看你的长发，你二十二号来的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们：“那个不见人的李敖，今天同意见我，让你们把他提出来。”你若成为第一位见到我的人，这是你另一次的“殊荣”。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这是王安石的自负，也是我的。我斗室独居，乏善可陈，无恶可作，只是努力看书而已。有时半夜醒来看书，夜已微凉，披上你我共有的那件褐色夹克，恍然如昨。这次“二进宫”，使我对人憎冷暖有全新拷贝的了解，现在是“以牢为家”，将来真要“以家为牢”了！ 代我向怕父及各位问好。 敖 之 七十（一九八一）、十、十九夜 这封温馨的短信，是狱方惟一能检查到的李敖亲笔了，我把它收在这里，留做“二进宫”的一项纪念。 如上所述，与胡茵梦扯在一起的后遗症很多，最后一个后遗症是我写作甚稀，原因是花了大多时间在女人身上。不过这次坐牢前后，我完成了《李敖全集》八册，也算是具体“成就”，事实上这全是叶圣康、林秉钦的功劳。《李敖全集》出版时，遭到官方的干扰，内情有趣，值得一述。原来国民党钳制言论自由有一特色，就是以武夫（尤其政战系统的武夫）审查书刊。按说书刊纵该审查，似乎也轮不到武夫者流来捞过界，但是国民党的武夫则不然，从外放做“大使”到内定掌华视，赳赳者天下皆是也，又何况审查书刊哉？自从在台湾写文章起，我就与国民党武夫结不解缘。国民党审查书刊，单位不少，但总其成者，则在警备总部。警备武夫皆蛮干派，武而不三思者也。他们捣我的蛋，一直藏身在暗处。 但是因缘际会，倒也有露白者二起。第一次是一九六六年警总抢劫我的告别文坛十书后，由李国瑾中校出面，与我料理后事。李国瑾是王升红人李明的弟弟，李明程度本来奇差，李国瑾更不如乃兄，且面目可憎，一如乃兄。为人又阴险讨厌，一如乃师王升。给人印象，恶劣已极。希特勒说他宁愿拔掉两颗牙齿，也不要再和佛朗哥见面，我则愿意拔掉四颗，此生再也不要遇到这种政工人员！第二次是一九八0年。那年四季出版公司准备出版《李敖全集》第一梯次六巨册。在头两册付排的时候，警备总部负责书刊审查的人，找到了四季老板叶圣康，交给他一纸书单，提醒他书单上的李敖著作不要出版，因为都是查禁在案的。并向他表示，愿意与李敖先生见个面。在叶圣康的安排下，我与这位负责书刊审查的人吃了一顿午饭。这人自称叫张烈，是位者先生。他说负责书刊审查的人多是政工干校出身的，他自己也是，但他不是干校学生，而是干校教职员，负责书刊审查的，包括警总政六处处长曹建中，都是他的学生。他说警备总部的人，没人敢跟李敖接触，他却不怕，所以特地吃饭聊聊，以减少误会。他所说的警总的人没人敢跟我接触之事，我也早有所闻，看他言之凿凿，我也笑而信之。那顿饭局，只有三个人：我、张裂和他带来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我本以为是来“监视”他的，但是看到他们互相交换唱酬的诗稿，似乎又纯粹是他的朋友。他们把诗稿拿给我看，上面写的都是滥套的旧诗，不过令我惊讶的是：军中却也有这么以守旧的方式附庸风雅的人！一顿饭吃下来，聊得倒也毫无拘束。张烈很客气的转告军方的查禁标准，除了政治上的禁忌外，“不要提到生殖器，也不要骂孔子”。关于书单上查禁的李敖著作，因为查禁在案，书名相同的绝对不要再用、篇名也要改过。所以《李敖全集、为了减少查禁的麻烦，把《李易安再嫁了吗？）改名为“李清照再嫁了吗？”，以为掩耳盗铃；关于“不要提到生殖器”，把文中“老祖宗们生殖器崇拜（phallicism）”的字眼，改成“老祖宗们什么什么崇拜（phaiiicism）的字眼，以为掩中文不掩英文……张烈口中的这些国民党查禁标准，最令我惊异的，不是别的，反倒是他说的那几句“不要骂孔子”的道统观念，对孔子，早在几十年前的五四时代，大家就有了“骂”的自由，像《吴虞文录》等是：早在千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大家就有了“骂”的自由，像《庄子》等是。可是到了台湾，国民党却反动得连了孔子都碰不得了。这种大开倒车，倒真令人称奇呢！不过，有趣的是，这位张烈老先生本人，虽然言之谆谆，但在执行起来，却也自形藐藐。大概一顿午饭建立了他跟我的交情，几个月后，他突然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说为了金庸的书，他跟曹建中起了冲突，甚至发生了武斗，他气得不干了，现在到中国广播公司做事去了。临移交前，他把《李敖全集》全六册都放行了。所以，我如果在出书前内容有所“插播”，也没有什么关系了。我很感谢他这一“密电”。原来禁与不禁之间、找与不找麻烦之间，还可因人而异，有这么大的分寸，警总之有弹性，固似女人之裤腰带也！张烈以后，警总又藏在暗处，做“狗×衙门”——只进不出了。 照例每月查禁我的书，累积起来，有九十六册，足可进“金氏世界记录”而有余。其间叶圣康有一天碰到曹建中，曹建中跟他大骂李敖。叶圣康说：“处长对李敖恐怕有所误会，何不由我安排，见见李敖？”曹建中闻言色变，连忙摇手说： “我才不要见他，没有人敢见他。见过他，他什么都给你写出来，你洗也洗不清！”我闻之大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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