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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宣淫纪(4)

　　在我这种变动不居的爱情方式里，我珍惜每一次相遇，并观察她们的大同小异，而有以思维。一九八一年我跟李明谨烛光晚餐后同去紫藤庐，认识了邻桌的“静美”，一个又安静又美丽的小女生，她一声不响，跟我有几夜风流，做爱时候，在卧室，她裸露全身，任我看遍；但在浴室，她却永远不让我看她出浴，对这种小异，我至今引为雅趣。事实上，我一生女朋友并不多，一来我很挑剔、二来机会也少。我虽然是肉体上的“野兽派”，但仍以精神上相恋为前提，没有爱情的买卖性关系我基本上是不来的。我虽然一生中有五次和妓女上床记录，但以实际考察她们生活素材为主轴，并非纯肉体发泄。康宁祥立委落选那天晚上，外面群情不安，开票前，“国家安全局”公共关系室主任林家祺找到我家，硬拉我下楼跟他走走，似乎隐含监视之意。我第一次政治犯入狱时，林家祺演白脸，出狱后奉上级和吴俊才之命继续演白脸，帮我卖掉被我弟弟搞砸的房子，解决了我的财务危机，我一直感谢他，还刻了一方图章送他。我觉得此人练达能干，也和蔼可亲，不像一般00七那样。这次他拉我下楼走走，我同意了，不料他一拉拉我到一家著名的酒店，开了房间，叫来两个朋友，喝起酒来了。我酒已早戒掉，但不便扫兴，乃喝果汁代之。这时有“美女如云”场面，林家祺发现我跟其中一美女还聊得来，最后曲终人散，我以为可回家了，林家祺说还没完呢，随即大家上车到一旅馆，四个客人每人分房一间，我走进去，眼前一亮，赫然一美女在焉，不是别人，就是酒店中跟我聊得来的那一位！门关上后，我告诉她，我说我不花钱买人肉体，这是不道德的，不过这次林先生请客，他付钱，你可照收。然后小聊几句，我就走了。几年以后我碰到林家祺，他对我笑着说：“李先生你真是的！那位小姐后来告诉我实际情形了，你真坐怀不乱！”我笑着答道：“我不要扫你们的兴，也不要挡美人的财路，一切心领了。”还有一次，好多年前小苏（苏荣泉）跟我说：“老大，有空吗？明天下午三点我带一位漂亮的年轻小姐到你书房去，随你要跟她做什么，全部我请客了。你不是要考察妓女生活吗？你太落伍了，不知道新人类怎么想，认识一下新人类吧。”第二天下午，他带来了，是个快乐型的还满可爱的女孩子，她跟我一起淋浴，我问了一些她生活问题，淋浴完了，我穿衣服了，她奇怪地望着我，我对她说：“小朋友，回家去吧。”她说：“你不……”我说：“我不……”她说：“苏先生特别介绍了你，我很愿意跟你做。”我说：“我也愿意跟你做，可是我可以不做。”

　　过了几天，小苏说：“老大啊，原来你坐怀不乱！可是钱都付了，又不能要回来。”我说：“你请客就好了，客人吃得太少，也是请客呀！”——我反对没有爱情的买卖性关系，因为信仰我的灵肉一致论，灵肉本应合一的。但不幸的是：灵肉先在女人身上分家，女人灵的一部分，已上升到月满西楼的修道院；肉的一部分，已下降到宝斗里江山楼的“卡经卡经”派，以致心物二元起来：形而上者有灵无肉、形而下者有肉无灵，前者启灵过分、后者泄欲大多，两相辉映，终于变成了现代的不灵不肉之人。目前我们眼之所见的现代人，十九都是不灵不肉的，而不是灵肉合一的，这是现代人的一大失败。我这里说现代人失败，并非说老祖宗们灵肉合一得成功，而是觉得：以现代人的进步和头脑清楚，理应比老祖宗们处理得高明、处理得漂亮、处理得达生近情、处理得和谐有致，可是细看之下，显然并不如此。现代人仍在灵上肉下里兜圈子，又不能不肉，结果只好在“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迷宫里打转，在仟情与罪恶感之中周而复始。现代人一方面追寻琼瑶《窗外》的纯情派十七岁，一方面浪迹巷内的人肉市场，这是他们最大的羞耻。真正的灵肉一致者，绝不如此。他的境界，是《列子》书中的“心凝形释”的境界，他发乎灵、止乎肉，但绝不花钱买肉。扬州二十四桥的诗人杜牧，形式上是逛窑子，实质上该是因妓谈情、因灵生肉。他若是花钱打炮的粗汉，也不会“赢得青楼薄幸名”了。虽然灵肉本该一致，但却有误信灵肉二分的人，他们在生理构造上，好像多了一层“道德的横隔膜”。隔膜以上，是仁义道德，是上帝；隔膜以下，是男盗女娼，是魔鬼。他们认为：灵是清洁的、肉是肮脏的，因而崇灵贬肉。这种崇灵贬肉一蔓延，即使教棍以外，许多知识分子也大受感染，而绝对的灵上肉下起来。最早但白承认灵不比肉高肉不比灵低的开路人，该是十九世纪的英国大诗人勃朗宁。勃朗宁曾用美丽的诗句，巧妙指出：

　　“……灵之对肉，并不多于肉之对灵。”（“……nor soul helps flesh mose，now，than flesh helps soul！”）这是何等灵肉平等的伟大提示！勃朗宁又指出：肉乃是“愉快”（pleasant）的象征，是可以给灵来做漂亮的“玫瑰网眼”（rose一mesh）的，这种卓见，实在值得满脑袋“灵魂纯洁”、“肉体不纯洁”的卫道者的反省。崇灵贬肉的论调，早已是落了伍的论调。只肯定灵的快乐而否决肉的快乐，乃是对寻乐本身的一种残缺、一种怪症，并不值得神气活现。为了矫正这种错误与虚伪，我有意的在我的言论里加强“性”的比例，我写《中国性研究》等专书做学术基础（这书有大陆中国友谊出版公司版，也被日本鬼子翻成日文，以《中国文化上工又口》为名，由土屋英明翻译，株式会社东方书店出版），先使一般人和新闻局在我的学术基础下瞠目结舌，然后又把大量的裸女图片散布在我办的报刊里，并且大都印在封面上。在国民党政府雷厉查禁的当时，我的书流入黑市，常与夜市地摊上的黄色书刊送做堆，一起去卖。许多人搞不清楚，买错了，阴错阳差、歪打正着，竟变成我的读者，这也是一趣闻，一般人，包括道学或假道学人士，看了我文字中大量的性描写，满纸鸡巴长鸡巴短，自然以黄色谴责，甚至目为下流，其实这种人只是所见者小而已。他们不知道，性是一种最原始最有趣最伟大的动力，从佛经中最能看出来，《大圣欢喜供养法》等佛经中说大圣自在天和乌摩女为夫妇，生了三千子女，其中一千五百个是做恶事的、一千五百个是做善事的。做善事的是“观音之化身”，跟那一千五百个做恶事的配成兄弟夫妇，以性交方法，来软化恶行。在这种设计之下，观音宁愿挨肏。《维摩洁所说经》中说：“或现作淫女，引诸好色者。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宗镜录》中说：“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斯乃非欲之欲，以欲止欲，如以楔出楔，将声止声。”这一佛门理论，最为有趣。这种理论主张“以欲止欲”，主张用风情万种的美女，吸引好色之徒，以引你性欲为手段，以导你信佛为目的。-为了使你进入我的信仰，不惜以“美人计”对付你，从“小头”入手，达到“大头”皈依。这一“‘大头’问题，‘小头’解决”的妙举，不是最有趣的吗？我在文章中喜欢把性间题性字眼性观念带进场，消极的目的固然在打破禁忌、从“性自由”入手；但在积极的目的上，却是佛门中的以“淫女”诱人，引起趣味，然“后令入佛智”。

　　孔夫子感叹他未见好德和好色者，他真笨！把德色合一，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孔夫子说“五十而知天命”，《中庸》说“天命谓之性”，古人今人乱把“性”解释一通，其实性最该有的解释还是男女那一面。“性”的古字本来没有，最早本是“生”字，在殷商及周初，都是如此。《论语》记孔夫子“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已”。

　　可见孔夫子羞答答力有未逮的，我李敖都代行之矣！所以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既可得而闻李敖的文章、又可得而闻李敖大谈其性，这未尝不是一种福音。为了传布这种福音，我是在很困难情况下突破禁忌的。例如我以裸女做书刊封面，宣示理由有三：一、提高大家的审美标准，使天下人“知美之为美”。二、证明那么多国民党的人头跟党外的人头，都赶不上女人的屁股。三、推翻新闻局“三点不露”的标准。图片以外，我喜用“性文字”，更是古今独步，但在突破禁忌中，有过有趣的过程。我为党外杂志《前进》写稿子，原稿明明骂国民党是“一个靠生殖器串连起来的有刀有枪有镇暴车的大家族”，总编辑耿荣水却硬割掉我的硬邦邦的“生殖器”，而改成软扒扒的“裙带关系”四个字，这种偷天换日，是违背当初约稿的协议的，立刻被我写文教训，我说：

　　《前进》小朋友偷偷删改“生殖器”为“裙带关系”，其中一个原因是中了“性禁忌”的毒，这种中毒的特色，是一种“反对‘性’的”（anti一sexual）现象。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出不穷。

　　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iiaphrodisiacs）上面下工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因为“中国是礼义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的缄口不言，或声色俱厉的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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