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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钦命要犯上了门

　　孙中山自己大意，显然低估了清廷的办事能力。清廷虽然无法搞今天“校园间谍”那一套，但是雇老外来跟踪，却也相当拿手。我们试看一下当时洋侦探在十月一日到五日间的跟踪报告：

　　马格里爵士〔注十二〕

　　波德兰

　　关于孙文事件

　　爵士：

　　关于我们十月一日通信上所提的事，我们现在报告你。我们在赫胥旅馆方面，做有系统的监视。在一日那天，就是星期四，此人于下午四点半钟外出，沿着斯屈朗走，经过佛立特街（Fleet Street），到露朅特场（Ludgate Circus），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以后又回到旅馆。那时候是下午六点三十分，以后就没有看见他出来了。

　　在二日星期五那天，他于上午十点三十分离开赫骨旅馆，雇了一个一〇八五〇号四轮马车装行李，坐到葛兰旅店街八号，将行李运入，该人亦进去。

　　他在该处到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才出来，步行列牛津街（Oxford street），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于是走进上霍尔庞（High Holborn）一一九号（文具店），再进加快食堂（Express Dairy Co.），吃了中饭，于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

　　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他再出来，走到霍尔庞的一个饭馆里停留了三刻钟，再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的时候，已经八点三十分钟，就不再看见他了。

　　以后每天都有人监视他，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此人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四周顾望。他不在家里吃饭，到各种饭馆去吃。

　　提起你电报里所说的一层，我们可以说在监视期间，他不曾见过什么中国人。在利物浦听说有几个在“Majestic”和他同船的人，答应到伦敦来看他。

　　讲到照相这个问题，我们恐怕非等到天气好些，不能办到。

　　无论如何，我们对于这点总是尽力注意。

　　你忠实的司赖特侦探社（签名）〔注十三〕可见孙中山的一举一动，都已在清廷中国使馆的雇人窥视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居然还“洋装，改姓陈”，跑到使馆中去，钦命要犯上了门，不惹出麻烦来，又岂可得乎？

　　“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既然是孙中山自己进入使馆的，孙中山为什么要在《伦敦被难记》里说与真相不符的话呢？这个答案，孙中山“四大寇”

　　老友之一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道出了原委。陈少白说：

　　当时孙先生怎样会被公使馆拘留起来呢？照孙先生自己做的伦敦蒙难记所说：是道遇公使随员邓廷铿（号琴斋），自言是香山同乡，他乡遇故，就拉到邓家内谈天。原来他的家，就是中国公使馆。以后先生又遇到好几次，未了一回，就被挟持登楼，禁诸室中。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的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邓慕韩在《孙中山先生传记》里也说：

　　按先生伦敦使馆被难有二说：一为使馆计诱，即先生自著《伦敦被难记》所述；一为先生自进，即先生事后对人所言。……以情理论，应取自进说，缘诱先生为邓廷铿，时不过为一使馆微员，途遇一乡人，安知即为先生？即知之，于仓卒间安敢行此非常手段。必须奉准公使，详商办法，然后进行。须历若干时间，方能办到，断无即遇即禁如此之速。《伦敦被难记》所云计诱者，盖著是书时，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夫明知使馆尚敢进去，益见先生革命之勇敢精神。特将采录理由，附识于此，以释群疑。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一集中也说：

　　中山每日造康寓叙谈，因于途上与使馆随员邓琴斋邂返，邓与中山为旧识，他乡遇故，颇与往还。邓之友人亦以乡谊之故，渐相结识，但不知为孙文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日）中山偶过使馆门外，遇同乡数人子道，各以粤语问讯，并邀中山入室，略叙乡谊。中山从之，入门后，即被二人挟持登搂，禁诸室中。

　　可见孙中山早就知道他自动去的地方是哪里，他写《伦敦被难记》故意说不知是使馆，并说自己在入门前被挟持，目的是“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由此可见，《伦敦被难记》的写作，是当时政治宣传品，政治宣传品的目的是政治宣传，不能算是信史，用信史眼光去看，就未免太不了解政治人物了、就未免太天真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自承：“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戊戌政变记》在当时也是政治宣传品，不能算是信史）〔注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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