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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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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Haxelles Hotel。 〔注二〕Sir James Cantlie。 〔注三〕《国父年谱》：“康氏夫妇招待甚殷，并为觅居附近之葛兰法学协会场（Gray's Inn Place）八号宝勒特小姐（Miss Pollard）开设之私人公寓（BoardingHome）。翌日，携先生迁往。” 〔注四〕Dr.Patrick Manson。 〔注五〕即芝加哥。 〔注六〕即李鸿章。 〔注七〕杞忧公子是郑观应，不是孙中山。 〔注八〕原文：“中国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往英国船中者，中国官照会英国官访查严拿，查明实系罪犯，即行交出。通商各口但有中国犯罪民人潜匿英船中房屋，一经中国官员照会，领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隐匿袒庇。” 〔注九〕原文：”英国之民有犯罪逃至中国地界者，一经行文请交逃犯，两国即应设法查拿，查有可信其为犯罪之据，交与索犯之官。行文将交逃犯之意，系言无论两国何官，只要有官印关防便可行文请交；此种请交逃犯之文书，亦可行于犯罪逃往之地最近之边界官。” 〔注十〕“窦使”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Sir Claude MacDenald）．恐怕他得知后打电报，英国政府会干涉也。《随軺笔记》卷二有《龚星宪论英国驻华新使致总署总办公函》，说：“该使姓窦乃乐，名克罗特，系苏格兰之世族。其父曾任陆军提督，而渠亦行伍出身，年约四十余岁，初次膺使臣之职，沙外部立意欲将驻华公使一缺，以素未奉使之人补授，似别有深意焉。渠在英国陆军中职如中国之都司，光绪三年，曾赴香港，随营小驻，继而英平埃及叛党之乱，与敌战于石勒甘蒲，功绩卓著。自光绪八年以后，历办阿非利加事务，因转用丈职。 人甚精明，颇愿学习中国语言。”“沙外部”是指英国外相沙里斯伯侯爵（LordSalisbury）。 〔注十一〕以上文件都根据王宠惠《总理伦敦蒙难史料），一九三〇年上海《建国月刊》第三卷第五期。王宠惠原记：“民国十八年十月，宠惠有事于国际法庭，道出英伦，于我国使馆中，得阅昔年馆中所存总理被难时文牒，亟录一份，携之回国，并摘其于党史有关，足为参考资料者，发表于建国月刊中，以供同志研览。” 〔注十二〕马格里系据史馆档中呈报的正式译名，《伦敦被难记》中做“马凯尼”，当“名从主人”改正。 〔注十三〕“司赖特侦探社”原文是Slateis Detective Agency。见罗家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 〔注十四〕吴相湘在《<大革命家孙逸仙>影印本前》）里说： 按罗家伦编撰《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是罗君自诩史学成名之作。民国四十六年罗君主编《国父年谱初稿》中于伦敦蒙难仍多从“考订”之说。但以今看来：实在是一无可原谅的谬误。 原来自孙先生蒙难事件发生，英国外部之所以采取干涉态度。 即在清使馆非法使用管辖权违反孙先生本人意旨而加以诱拐。清使馆所持以辩护的理由则谓：孙在被幽禁之先一日曾到过憎使馆。 即被禁当日亦彼个人自动前来。这一论调正式形之文字，首见于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清使馆参赞马格里致伦敦泰晤士报投函中；其后包齐“马格里传”（The Life of Sir Halliday Macartney by D.C.Boulger）采录此函。清使馆随员吴宗濂归国后梓行《随軺笔记》，著意描述被禁先一日孙先生与使馆学生宋芝田的谈话，用意正复相同：企图脱卸诱拐责任。 民国四十八年十月，笔者幸有机会游伦敦并获阅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18《英国领土内之中国革命党》，副题即“kidinapping of Sun Yat-sen by Chinese Legation”，其中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英外部印行之机密文件（据以编印于原始文件亦存同档），第一附件即讨论孙先生是否曾先一日至清使馆一问题；因为这是此一事件是非的主要关键，也是英国政府能否采取干涉态度的重要枢纽。 英内务部司法人员因为马格里坚持孙先生曾先一日至清使馆的论调；孙先生则矢口否认，其他人证又均予支持；故再三详细调查审问有关人证，虽以未能至清使馆调查为憾（事实上曾与清使馆主谋之马格里谈话多次），但综合详勘反复推敲各种可能后的结论，认定孙先生的说法是真实的（Having found Sun truthful on Material Points）。就是说：孙先生在被诱禁前一日未曾到过清使馆，他完全是被诱拐入内的。英外部这一专档题名开宗明义著明“kidnaping”，可说正名综实（详见正中书局印行《中回现代支丛刊》第一册拙撰《海外听见中国现代史史料》）。 但令人诧异的是：罗家伦编国父年谱（上册六七页）竟著明：孙先生”先一日并曾行经清使馆，邀学生宋芝田……询以馆中有无粤人？欲向其宣传革命大义，宋答有。先生进入晤邓廷铿……相约次日再来……是日（十月十一日）上午，先生果至……”。这是很明白地指出：孙先生曾两次进入清使馆，并且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思！ 而不是“被诱拐”！这不仅与上述英国档案纪录完全不符（上文曾指明：英政府于此曾特别注意审慎，有事实根据判定为“诱拐、后才采取干涉行动），也与孙先生早经发表的《伦敦被难记》背道而驰。——然而罗家伦编《国父年谱》注脚竟指明是根据孙先生《伦敦被难记》及罗著《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所引清使馆密档。 就是说国父年谱这一段记载是揉合孙先生和清吏两方完全对立的说词而成的。 任何一具备史学训练粗浅知识的人都知道：处理两种对立立场的说词，应尽可能寻找旁证来判断是非；万不得已，无第三方面资料可据则唯有存疑；绝对不能揉合两方对立见解而成“中庸之道”。尤其是这一事例，英政府既采取干涉态度，清吏之诡辩不足采信，已昭然着揭；这一段记载，遵依《伦敦彼难记》说词，更为义不容辞之责任。然而其所主编之《国父年谱》中竟出现揉合两说的怪特现象，而又自作聪明擅加“盖欲向其宣传革命大义”一语以为揉合的媒介。但这一语句不仅不见子孙先生之《伦敦被难记》（吴宗濂《随軺笔记》有孙与宋芝田对话，但《国父年谱》注脚未著录，故今不采）．并且与《伦敦彼难记》原文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更出乎一般情理之外）这一“揉合”真是匪夷所恩。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成绩迄不显著，这些自诩“成名之作”具有“劣市驱逐良市”的作用，实在是主要原因，怎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国民党御用文人罗刚写《罗编国父年谱纠谬》．根据吴相湘说，又杠上开花曰：“本条记事，在纲文虽书被‘诱禁’，但在目文中则言国父系自投罗网。如云：‘先生遂入晤邓廷铿，自言为陈载之，晤谈甚惬，相约次日再来。……是日上午，先生果至，……迨既入门，被引至一室。’此与国父伦敦被难记所述被‘诱禁’，完全不同，亦为对国父自述之翻案。”罗刚又说：“何况国义之为人，正如吴敬恒所言，‘品格自然伟大’，其一生言行，皓若天日，为天下所共晓，……《国父年谱》使全党所共仰之总理，全国所共仰之国父，蒙受‘诳言’之嫌。”其实吴相湘、罗刚的论证都不能成立。最大的错误在他们把孙中山主动入使馆和入使馆后被扣留弄成一件事。使馆扣留孙中山固系滥用外交特权，是违法的，但孙中山在扣留以前的行为，却不能记在驻英公使他们账上。马格里在十月二十四日致函泰晤士报，说：“孙逸仙之至使馆，系出己意，且为使馆中人所不料。其初之来在星期六（十月十日），二次之来在星期日（十月十一日）。治国际法学者对于孙逸仙被清使馆拘留一节，无论做何评论抱何见解，然必先知本来并无诱骗。即其来使馆时，亦并未尝施以强力或欺诈，此为本案之事实，而亦至可凭信者也。”这些话是可信的。孙中山的到使馆，的确“为使馆中人所不料”．但一旦他进了使馆，“使馆中人”自然就要“计擒”他了。“诱拐”也。”kidnapping”也，均从此处方行开始、自此方行非法，以前并无不法也。吴相湘是博学多闻的史学家，他当然知道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邓慕韩《孙中山先生传记》、冯自由《革命逸史》中的话，他知道却把账算在罗家伦头上而加以挞伐，就真令我们不解了！ 〔注十五〕“断不敢再行为乱”自是表示悔意。孙中山后有致香港道济会堂区凤墀书，说：“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比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信中说“痛心忏悔”，想是自悔干上此行耳！ 〔注十六〕《伦敦被难记》：“及星期五（十月十六日）上午，予祈祷既毕，起立后，觉心神一舒，一若所祷者已上达天听，因决计再尽人力，俟英仆柯尔来，又向之哀求脱险。予向柯尔曰：‘君能为我尽力乎？，柯尔反诘我曰：‘君为如何人也？’吾曰：‘吾为中国之国事犯而出亡于海外者。’柯尔于国事犯之名称，若未能领会。予乃问其尝闻阿美尼亚人之历史否？柯尔点头。予遂迎机利导，告以中国皇帝之欲杀我。 犹土耳其苏丹之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疾视者，乃阿美尼亚之基督徒，故欲聚而杀之。中国皇帝之所疾视者，为中国之基督徒，故欲捕而杀之。吾即中国基督徒之一，且曾尽力以谋政治之改革者。凡英国人民咸表同情于阿美尼亚人，故吾之生平及目前状况，苟为英国人所知，则其表同情于我，可不言而可决也。柯尔云：‘不识英政府亦肯援否？’予曰：‘英政府之乐于相助，无待赘言。 不然中国使馆只须明告英政府请其捕我，而交与中国可也。又何必幽禁于斯，且恐外人闻之，加以扃镢那？’吾更进迫之曰：‘吾之生命，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吾命获全。否则予唯有束手受缚，任其杀戮耳。君试思救人于死与致人于死，其善恶之相去几何？又试思吾人尽职于上帝为重乎？抑尽职于雇主为重乎？更试思保全正直无私之英政府为重乎？抑袒助腐败之中国政府为重乎？请三思之！并望于下次相见时，以君之决心示我！’翌晨，柯尔取煤来，投煤炉后，复以手微指煤篓。予见其所指者为一纸，不觉中心跳荡不已，盖吾之生死，全赖此片纸所书也。及柯尔既出，急取而读之，其词曰：‘吾当为君递书于君友，唯君书时切勿据案而坐，因监守者伺察极严，得于钥中窥见君之所为，幸君伏于卧榻书之为要。’予于是卧伏榻上，取出名片一纸，面壁疾书，致康德黎君。 晌午，柯尔复来，取是书去，予酬以二十镑，自此而予囊罄矣。既而柯尔又持煤篓至，以目示意，予待其去后，急搜煤篓，得一纸，读之，大喜过望。其词曰：‘勉之！毋自馁！吾政府正为君尽力，不日即可见释。’因此予知祈祷之诚，果能上违于天，而上帝固默加呵护也。 计自被逮后，衣未尝解带夜未尝安睡，至此始得酣眠，及旦而醒。” 〔注十七〕当然还有别的“罗生门”，不过太荒谬了。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有注如下：“又叶夏声述：国父民初革命纪略书内三处述及一中国仆役‘燕人赵升夫妇数数窥之门隙。国父适拟遗书英友康德黎，投置牖外．赵升慨然拾而代致之，遂终获救而得释’（第一〇页）。又记孙先生云：‘翌日晨起，余以身畔之笔，正就致余英友康德黎一纸，乘仆从在门外洒扫之际，启窗投之玻璃屋顶之上。少时似有拾者，无何，有男子口操北方语者，隔门与余语……先生之函，小的愿为致之贵友。’‘馆仆赵姓，夫妇同佣，唯当时切瞩勿泄，以全首领。故民国前十年间，无以为报。民国成立，则赵佣亦失所踪矣，此余所常引为遗憾者也。’（第一八二－一八三页）又云：‘幸馆中北方侍役赵某夫妇，颇具同情。（孙）总理乃为书致英友，而自铁窗中投诸玻璃顶篷上，赵某洒扫得之，为赍函致英友，始震动舆论，而卒出于险。’（第一八七页）比照柯尔陈述有中国仆人Chow拾得孙书字条事。Chow与赵音相近。可能即指赵。但字条立即被柯尔抢去送呈马格里，并无转送康德黎之事。孙先生幽禁室内，自不明其后真相。且赵隔门相语，也少可能性，因除中英仆人两人监守外，中国武弁随时巡视，赵如敢如此作为，早被解回国处刑矣。叶夏声记录孙先生所言与《伦敦蒙难记》完全不符，殆事后得之传闻，不是当时真相，今录之以供异闻耳。” 〔注十八〕如孙中山说“柯尔之妻尤为尽力”，不知此乃霍维太太（Mrs.Howe），非”柯尔之妻”也。据吴相湘《海外新见中国现代史史料》： “孙蒙难后之能获释，消息外泄于康德黎是一重要关键。据上述档卷中是年十月二十二日（孙尚未获释）康德黎在高等法庭（HighCourt of Justice）证词：十月十五日，康遇孙所居留之葛兰旅店之波奈尔女士（Miss Pollard）言：孙自十一日来，四日未回旅店不知去向，即已关切之至；至十六日夜，康家信箱内忽有一未签名信言其中国友人被禁清使馆，康乃报警。这一寄发未签名信予康氏者为何人？不仅为一有兴趣问题，并且是重要关键所在。孙中山自撰《伦敦蒙难记》谓为使馆英仆柯尔之妻，今党史会刊行之国父年谱（上册页七三－七四）考订说不是柯尔之妻，乃女管家霍太太，但究竟是何处的女管家‘尚待考’。现就上述专档确知道一女管家即伦敦清使馆的管家妇霍维大太（Mrs.Howe）。并且据档卷中柯尔证辞：孙被禁后，马格里即嘱其小心看管，如孙托其传递任何消息，应即报告，每次必予奖金一镑。柯尔均遵行，故孙两次托致信康，柯尔均呈马而获奖金，嗣经孙苦求，十月十六日，柯尔偶与女管家霍维太太言及，霍维太太极力鼓励其传信，柯尔之意乃决。翌日遂将孙之名片递送康家。但当晚康家却发现有一未签名之信函报告此事。柯尔证辞说：他不能确知更不能确言此信是否即霍维大太所寄发。这是柯尔宣誓不能做伪证的负责话，但以今论霍太太寄发的可能很大，因为当时他只和她谈及此。并且不论如何，柯尔之心意由遵守马格里之吩咐转变至不听吩咐而为孙传递消息，霍维太太的影响力最大，这是柯尔证辞承认的。”再据《国父年谱》（增订本）：“唯关于作书与递书之女子，据罗家伦最近在英文《康德黎爵士传》中所发现（此书为康氏于子NeiI Cantlie与George Seaver合著，原名“Sir James Cantlie”一九三九年伦敦出版，系根据康氏文件写成），谓‘柯尔以此事告知英籍女管家霍维太大（The English housekeeper.Mrs.Howe），霍太太对被囚者同情，乃作此函，于十月十六日夜间十一时投至康寓’。今据Statement of George Cole1896.11.2亦同。” 〔注十九〕最有趣的一个尾声是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所述的邓廷铿与孙中山民国成立后的再见面：“按邓廷铿号琴齐，广东三水县人，乙未前孙总理在广州行医时尝与邓有一面之雅，故丙申远游伦敦，以他乡遇故，自容易受骗，邓曾任广州某报记者，自称‘环球三周客’，盖邓时以生平曾三度环游世界之经历炫耀人前也。辛亥革命后，邓于民元二月尝诣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投刺求谒孙总理，总统府副官某等知其曾陷害总理，欲治以汉奸之罪，特向总理请示。总理曰： ‘桀大吠尧，各为其主，已过之事，无庸深究，彼来求官，但不予之官足矣。’即令副官护送邓出府，庶免发生危险，是可见总理器量之广，殊非常人所及也。”又胡汉民《题总理蒙难记念室》诗注中说： “总理曾言至伦敦遇粤人邓某，喜其颇识时务，欲晓以大义，辄与偕行，遂误陷使馆。”足见孙中山当时与邓廷铿不无交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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