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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


  更可怜的是,当他们都在大做好梦的时候,有人出来说:

  “梦固然好,可是究竟是梦!”于是他们光火了,于是他们说,这个讨厌的青年人是浮夸的、是“文化太保”。

  听到他们这样骂我,我笑了。我笑就拿“文化太保”四个字来说,这就是一个被“西化”了的专有名词:“文化”二字在中国古书里,本是相对于“武功”的一种狭义解释〔注八〕;而“太保”两字,本来是一种官名或师巫〔注九〕。换句话说,这两个词汇在现代化的潮流里,已完全失掉它们的原始意义,“文化”已变成拉丁文cultus、德文kultur、英法文culture的意译;“太保”已变成德国纳粹Gestapo(盖世太保)的音转。可见在不知不觉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小小的一两个词汇都要受到洗礼,我不信还有什么高调,能挡得住那江河浩荡的西潮!

  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文星》第五十八期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

  〔注一〕关于“梅毒”的研究,进一步的文献可看:

  a.Richard D.Hahn and Joseph Earle Moore,“Sypilis”in A.E.SmithandP.L.Wermer(dse.)“Modern Treatment”(New York,London,1953).

  b.Thomas Paran,“Shadow on the Land:Syphilis”(NewYork,1937).

  c.Nels A.Nelson and G.L.Crain,“syphilis,Gonorrhea andthe Public Health”(NewYork,London,1938).

  d.Evan w.Thomas,“Syphilis:Its Course and Management”with bibliography(New York,bendon,1949).

  〔注二〕日本Okamura、Noohi两人说梅毒在一五0五年进入中国,是葡萄牙商人到东方来做买卖,经过印度时传染上的。

  〔注三〕见《汉书》司马相如传,其实消渴乃今日的糖尿病。参看《医剩》引王世懋《二酉委谭》。

  〔注四〕李白《流夜郎赠辛判官诗):“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六贵同杯酒。”

  此诗中“花柳”乃指花街柳巷。“花柳”当病名来用始自日本人。

  〔注五〕孙思邈(唐人)《千金要方》:“治阴恶疮,以蜜煎甘草未涂之。”又窦汉卿(宋人)《疮疡经验全书》:“霉疮由于与生疳疮之妇人交合,薰其毒气而生。”这些记载都充分表明了中医那种“医者意也”的妄断。

  其实唐宋人此类文字只是指风疠疥疮风等病而言,并不是梅毒。

  〔注六〕其他关于梅毒的史料,明清两代很多。重要的有《人身图说》,韩悉(对不起,不会打,上矛下心)的《杨梅疮论治方》,鄂尔泰奉敕撰的《医宗金鉴》,嘉约翰的《花柳指迷》等。

  〔注七〕《霉疮秘录》的作者,在他的书中“总说”里写道:“余家世业医,自高祖用和公至不佞已八世,方脉颇有秘授。独见霉疮(即梅毒)一症。

  往往处治无法,遂令膏梁子弟,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子,丧义绝育,深可怜惜。于是遍访专门,亦无灼见。细考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午会之未,起于岭南之地。至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

  〔注八〕《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束哲《补亡诗》:“文化内辑,武功外悠。”

  〔注九〕《书经》“周官”:“立大师、大傅、太保,兹唯三公。”《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师、大傅、太保,是为三公。”又《姚氏纪事编》:“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三月上谕:‘严禁五圣庙,革除太保。’”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五十八号(一九六二年八月一日)。同年十一月十二号,我同尚勤逛台北牯岭街的书摊,她发现一本美国海贝植(LeRoyF.HeimburgerM.D.)的《梅毒详论》(Syphilis),是民国十三年中华医学会发行的。书前有一章《梅毒的历史》,其中一段话可资参考。

  有谓中国古代史上已载有梅毒之病症,在西洋史上首先发表者为香港法国领事Dabry氏,时在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氏又谓在那稣降生前二千七百三十六年之黄帝所著内经内曾引述之,但王占民医士则谓其无据,且谓中国古代之医学书上从无论及梅毒病之只字者。(页二)

  附录 李成先生来信

  李敖先生:

  先生一向主张西化是全盘的,其间没有选择的余地,准此,则梅毒也非接受不可,但,依逻辑:与梅毒全盘连在一起的,还有六0六、九一四、盘尼西林,乃至染了性病,可获免费(国立医院)的治疗,并将由何人传染过来向有关当局告发,俾便强制传他也来接受治疗。这类在欧洲多国行之已久的立法,也是全盘与梅毒连在一起的,先生似应强调一下,俾读众可窥全豹。

  同理,“太保”也全盘接受了,然而人家从教育、宗教、家庭等等方面如何苦口婆心劝化太保,这方面的措施,也是全盘属于大保问题的,也希望先生多多研究。

  又如对于异己思想的容忍,也是全盘民主风度中的重要一环,西化论者似宜特别注意。

  至于西化可否选择问题,自是见仁见智,一时似乎难获结论。

  但正如先生所指出我们老祖宗善于内法外儒、夜行采纳之类,现在我们的“老前辈”本领也不小:当此国破家亡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人家殖民地住下,享受人家的法律保护、人权保障、言论自由;然后,拿美援、办书院、接受殖民地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一面放言高论传统道说国史之重要,慨叹于人心之不古,“中华民族花果飘零”,一面可以纳女学生做姨太太,还可以用美援送她去美国留学,这种选择,真深得中体西用之妙呢,你能说他们不是圣之时者么?

  西化应全盘,还是选择,真是难说,先生以为如何?

  读者李成十月二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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