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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郑观应：《盛世危言》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中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写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问，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宁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已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文上李鸿章书的张本。孙文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文，自不待言了。

　　◇孙武：《孙子》

　　孙武（前六～前五世纪）是春秋时代吴王阎庐的客卿，是两千五百年前的军事家。他的身世，一直遭到怀疑。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类：第一类是怀疑根本没有他这个人；第二类是怀疑他和战国时代的孙膑为同一个人。像钱穆就是靠后一种说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东临沂银雀山的古墓里，出土了古代兵书，证明了这种怀疑都是站不住的瞎扯淡。

　　孙武的《孙子》共有十三篇，杜牧说曹操“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事实上，《孙子》早有五千九百一十三个字，就是高诱所说的“兵法五千言”。五千多字，又有什么好删的，高诱在曹操之前，可见曹操删书之说，是不对的。

　　古代流传的《孙子》书（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孙子》书（即竹简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处不同的，也多是虚字和假借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吴问”、“四变”、“黄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孙武传”六篇，可补今本《孙子》的不足。

　　《孙子》的影响是世界性的，它在十八世纪就被翻译到欧洲去。二十世纪的美国将军，也把它当做世界五大兵学名著。

　　◇孙膑：《孙膑兵法》

　　孙膑（约前三八○○～约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记》里说得很明白。《史记》说：“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阂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这明明是说孙武有孙武的“兵法”，孙膑有孙膑的“兵法”。但是后来孙膑的“兵法”失传了，由曹操在注《孙子》时，已经只字不提孙膑的情形看，可能在汉朝未年，孙膑的“兵法”

　　就已见不到了。

　　就因为如此，所以后人就附会起来了：认为孙膑即孙武这个人、孙膑“兵法”即《孙子》这部书，一切都二合一起来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竹简中赫然有《孙子》，也赫然有孙膑“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

　　孙膑“兵法”中，已经有了很进步的整体战观念。孙膑说：“威王问九，田忌问十，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可见“达于道”是“知兵”的更高一层目标。没有这种目标，兵事只是杀人放火而已、只是不义之师而已，这就舍本逐未了。

　　◇尉缭：《尉缭子》

　　尉缭（前四世纪）的《尉缭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它一直被视为假书，不被重视。

　　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干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这批竹简中，竟赫然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尉缭子》已确定是梁惠王年间（前三七○一前三三五）的作品，它的价值，是大可肯定的了。它代表那个时代的兵学思想，它的出土，为我们迈进了一大步。

　　◇佚名：《睡虎地秦墓竹简》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发掘了十二座秦朝的坟，其中第十一号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五十五支竹简（另有残片八十片），其中大部分是中国最早的法律文书。中国的完整法律文书，过去只能早到唐律，唐律以前，虽经辑佚，只有片段可寻。这次大量的秦律出土，把中国法律重新延伸了上限，它的意义之大，自不寻常。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的法律文书，包括“编年纪”、“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八种。其中有很多有趣的和令人怵目惊心的纪录。例如百姓的狗跑进禁苑追捕猎物，这种狗要打死；在专设警戒区打死的，要整只缴上去（“皆完入公”）；其他禁苑打死的，狗肉可“贪污”，只缴上狗皮就得了（“食其肉而入皮”）；又如对商人、开旅馆的、赘婿等人，派去当兵，竟嘱咐司令官不必可怜这种人，犒赏战士的时候，不要给他们吃肉，只给他们吃三分之一斗的饭就好了。……这些纪录，都是研究古代中国人意识形态的最好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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