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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七

　　◇全祖望：《鲒埼亭集》

　　全祖望（一七○五～一七五五），字谢山，一字绍衣，自署鲒埼亭长，浙江堇（右耳旁）县人。他是清朝进士，因为性格刚方，所以不容于时。他这种刚方的性格，早在十四岁时就显露出来了。他十四岁去瞻仰乡贤名宦词，看到有张杰的牌位，张杰是出卖张苍水的无耻将军，全祖望一怒就把牌位给抓下来，用锤子敲碎，丢到池子里。

　　全祖望终身为表扬明末志士的节烈而努力，所谓“于残明碧血，刻意表章”。用这一表章，寄托人间的正义，他访求到张苍水遗像，为顾炎武等写神道表，更服膺黄宗羲，续成黄宗羲的“宋元学案”。

　　刘光汉写《全祖望传》，说：

　　祖望虽以博学闻，然观。书具卓识，尝谓国家刑赏，非君主所得私，三代而后、人君日骄，奉“洪范”作成作福二语为圣书，而圣王兢业之心绝。又谓史臣不立节烈传，所当立传者何人！复以匡时要务，在于讲学，世道陵夷，格言不立，甚于洪水猛兽之灾，成为近儒所未发。可以看出全祖望的精神。

　　全祖望的著作有七校《水经注》、三笺《困学纪闻》、《汉书地理志稽疑》、《经史问答》、《句容土音》、《丙辰公车征土小录》及《鲒埼亭文集》等。他临死前已病得不能阅读，还请人代读，以便定稿。他的精神，由此可见。

　　◇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

　　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字子才，号简斋，别号随园老人，浙江杭州人，他二十四岁中进士，做了几处知县，成绩不错。三十八岁就辞官养母，在江宁小仓山下筑随园，世称随园先生。随园四边没有墙，任人参观，“任人来看四时花”，与人同乐。六十五岁以后，开始独游名山大川，浙江、安徽、江西、广东、广西、湖南、福建等，他都一一玩过。他在八十二岁死去，一生享尽文名、长寿和山水，无人能及。

　　袁枚为人，纯真性灵，放诞风流。恽敬说：“子才以巧丽宏诞之词动天下，贵游及豪富少年，乐其无检，靡然从之；其时老师宿儒与为往复，而才辨悬绝，皆为所摧败，不能出气者且数十年。”可见他气焰之高、风光之盛！他是文坛大龙头，自不消说。

　　因为是大龙头，他未免有相互标榜、揄扬失当之处，但他的率真，也就情见乎辞。他为亡友沈凤司扫墓，三十年如一日；别人送钱给他，请他美言，他也从不隐讳。他又喜欢收女弟子，写《红妆也爱鲁灵光》等诗；毫不在乎礼教的规定。他的人生观是“即爱诗书又好花”，他不做公卿，也不做仙佛，只做一个性情中的真人而已。

　　◇汪中：《江都汪氏丛书》

　　汪中（一七四三－一七九四），字容甫，江苏江都人。他七岁时死了父亲；家中很穷，夜里没有被盖，“借薪而卧”。又没钱上学，乃由母亲教他读书。后来到书店做伙计，得到方便，遍读群书，最后苦学成名，尤以骈文为清朝第一人。汪中对清朝早期的大儒，佩服顾炎武、阎若璩、梅文鼎、胡渭、惠栋、戴东原，他歌颂他们。至于和他同期的，他谁也不看在眼里，几乎一一点名批判，恃才傲物，被视为狂人。

　　汪中在扬州安定书院时，书院山长沈祖志夸自己的诗多好多好，在满座附和之际，汪中说你为人师表，不以经世之学启迪后进，只会以写诗自命，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何况诗又写得不好！

　　汪中自述说：“中尝有志于用世，而耻为无用之学，故于古今制度沿革、民生利病之事，皆博问而切究之，以待一日之遇。下至百工小道，学一术以自托。”可见他志趣的不凡。

　　汪中“性情伉直，不信释老阴阳神怪之说，又不喜宋儒性命之学，朱子之外，有举其名者，必痛诋之。……且言世多淫祀，尤为惑人心、害政事，见人邀福祠祷者，辄骂不休”。他破除迷信的火气，竟一至于此！

　　◇俞正燮：《癸巳类稿》

　　俞正燮（一七七五～一八四○），字理初，安徽黟县人。《清史稿》说他：

　　性强记，经目不忘。年二十余，北走充州谒孙星衍。

　　时星衍为伏生建立博士，复访求左氏后裔。正燮因作《邱明子孙姓氏论》、《左山考》，星衍多据以折衷群议，由是名大起、道光元年举人。明年，阮元主会试，士相谓曰：“理初入彀矣！”后竟落第。其经策淹博，为他考官所乙，元未之见也。房考王藻尝引为恨。又说：“正燮读书，置巨册数十，分题疏记，积岁月乃排比为文，断以己意。”他的学问，就在这种好记忆的硬功夫下，“博古通令，世罕其匹”起来。

　　戴醇士《习苦斋笔记》有一条记俞正燮六十岁后的可爱：

　　年六十矣，口所谈者皆游戏语，遇于道则行无所适，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至人家，谈数语，辄睡于客座。问古今事，诡言不知，或晚间酒后，则原原本本，无一字遗，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

　　俞正燮除了博古通今外，思想也极开明，他主张人权女权，“颇好为妇人出脱”。他说：“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又说：“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这种前进的言论，在礼教下的中国，真是大胆极了！

　　◇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

　　郭嵩焘（一八一八～一八九一），字伯深，号筠仙，别号献臣，晚自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二十九岁中进士，后来历任中央、地方官。五十八岁时，做出使英国、法国大臣。他是深知世界大势的人，但在愚昧守旧的时代里，他竟被无识的士大夫骂为媚外。《清史稿》说：

　　英人马加理入滇边遇害，嵩焘疏劾岑毓英，意在朝廷自罢其职，借籍外人口也。而一时士论大哗，谓嵩焘媚外。篙焘言既不用，英使威妥玛出都，邦交几裂。嵩焘又欲以身任之，上言：“交涉之方，不外理、势。势者人与我共，可者与，不可者拒。理者所以自处。势足而理直，固不可违；势不足而别无可恃，尤恃理以折。”因条列四事以进。后来他格于小人刘锡泽的事事捣乱，乃辞官回国。但是－嵩焘虽家居，然颇关心君国。朝鲜乱作，法越衅开，皆有所论列。逮马江败（一八九四），恭亲王奕訢等去位，言路持政府益亟，嵩焘独忧之。尝言：‘宋以来士夫好名，致误人家国事。托攘外美名，图不次峻擢；洎事任属，变故兴，迁就仓皇，周章失措。生心害政，莫斯为甚！”是疏传于外，时议咸斥之。及庚子（一九○○）祸作，其言始大验，而嵩焘已子十七年（九年以前）卒矣。这样一位不畏人言的先知，他的遗作，自是我们最好的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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