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之后，我到达纽约，除了在学校教课，也在家里收学生。
有一天，我看到一个洋学生用的毛笔很差，建议他买好一点的。
“这已经是店里最好的了。”学生说：“老师，能不能托你帮我买一支？”
我马上就去找了一支，交给他：“这支笔就送你！”
“真的啊！”学生兴奋极了。
隔不久，他又要买笔，我就又找了一支送他。说实在那笔没多少钱，学生又用功，我等于给他当奖品。
只是从此，即使他的笔已经旧了，而偷偷托同班的中国学生买，都再也不曾向我开口。
有一天我问他为什么。他很严肃他说：“你总不收钱，我怎么还能托你买？”
把过去的两件事对照，我突然有种感触：
“难道中国的人情味，拿到洋邦，反而有了反面的副作用？”
没到美国之前，常听人说：许多中国人到了美国，别的没学会，先学会对亲友的无情。连打电话，都计时收钱。
到美国之后，有段时间，由博物馆安排，在各地旅游，并接受当地人士的接待。果然，他们也会把我打电话的帐单寄来，勾出我打的长途电话。
“他们真是无情。”每次我寄钱过去，都想：“要是在我们中国，就算你抢着付钱，主人也不会收。”
只是，一天天过去。听多了，看多了，我发觉自己的想法可能并不对。
当朋友来住在家里，我不收任何电话费的时候，他明明需要讲二十分钟的长途电话，可能不到五分钟就草草结束。问题是，二十分钟的事，用五分钟怎能说得清？如果有要紧的事得讨论，又怕多花主人的电话费，而不能多谈，岂不误了大事？
于是，我改为对来访的朋友说：
“你尽量打电话，要是怕我付电话费，以后帐单来了，我会告诉你，千万别因为客气，而该讲的没讲。”
我发现，对方反而泰然了。正如一位朋友说的：
“你这么做，真好！因为我到别人家作客，他们客气，绝不收电话费。害得我打电话的时候，都觉得主人在偷愉看表，结果，出来做生意，反而没做好。”
我真高兴听他这么说。只是，我心里还是多少有些不安：从国内来的朋友，是不是全能谅解呢？他们能谅解我这样做，是为大家好吗，
有一天，读到明朝袁了凡写的（了凡四训），其中说到两个有关孔子的故事，终于让我 释怀。故事说：
鲁国法律规定，如果有人肯出钱赎回被邻国捉去做臣妾的百姓，政府都颁奖金。孔子的 学生子贡，赎了人，却不接受奖金。孩子知道就骂他说：“你错了！怎么可以只为自己高 兴，博取虚名，就随意去做呢？现在鲁国大都是穷人，你开了恶例，使大家觉得赎人受赏是 丢脸的事，以后还有谁赎得起人？从此赎人的风气，只怕要渐渐消失了！”
书里又说：
子路有一次救起溺水的人，那人送了一头牛为谢，子路收了。孔子听说；则大加赞赏。
了凡先生写了一段很引人深思的话。
“若所行似善，而其结果足以害人，则似善而实非善，若所行虽然不善。而其结果有益 于大众，则虽非善而实是善。”又说：“例如不应该的宽恕，过分的称赞别人，为守小信而 误大事，宠爱小孩而养大患……等，都急待吾人冷静检讨改善。”
我发觉，其实中国的儒家思想，早就重视了“合理化”，只是后来许多人故意表现“私 情”，故作有人情味的样子，或表示自己的宽宏大量，而造成“情理不分”。
读中国绘画史，有一段明代大画家沈周的故事，我永远不会忘。书里说，沈周的邻居掉 了东西，误以为沈周家一个相似的东西是他的。沈周知道之后，就把自己的东西送过去。直 到邻居掉的那个找回来，把沈周的东西归还，沈周也只是笑道：“这不是你的吗？”
书中举出的这类例子很多，似乎以此推崇沈周的“胸襟廓落”。只是，每次我读到这 儿，都不以为然，这真叫胸怀吗？这根本是最害中国社会的“烂好人”、“真乡愿”。
说到这儿，我又想起《论语》中的一段话，而不能不佩服孔子。
有人问孔子以德报怨好不好。
孔子回问：“你拿什么去报德呢？”接着叮嘱：“以直报怨，以德报德。”
儒家“求合理”、“不过火”的中庸之道，在这两句话中，已经做了明确的表现。
问题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人，为什么却处处忘记这个道理。
最近，一个跟英籍丈夫离婚的中国妈妈，为了把孩子带回台湾，而上了法庭。那英国人 居然批评台湾是个没人情味的地方，说你在路上被撞死了，都没人救你。
虽然法官后来把孩子判给了母亲，那英国人的每个批评，却不能不让我们深思。曾几何 时，我们这个最有人情味的国家，却成了最没人情味的？
那人情味去了哪里？
答案应该是：去了自己人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