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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个同我和胡兰一起洗过澡的自以为是的姑娘吗？就是她告诉我们上海发生的事情，空军是如何飞到那儿去拯救中国的。 她早就进了饭厅，我们坐在一台收音机前。我们已经听到我们的丈夫们全都还活着的消息，此刻正在听胜利的消息。我们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一个字。 “你们收听到的，”她用一种讽刺的口气说，“全是废话。”我们转过头来看看她，发现她的眼睛像魔鬼一样红。 然后她就跟我们讲了事情的真相。那个老是把吊扇下面的位子留给我丈夫的飞行员已经死了，那个我丈夫冲他大吼，跟他开玩笑的年轻人也死了，这位自以为是的姑娘的丈夫也被杀了。 “你们以为你们的丈夫还活着就运气吗，”她说，“你们错了。” 然后她就告诉我们，飞机是在半夜到达日本军舰云集的上海港的。他们想使日本人大吃一惊，但没想到，他们还没到，日本飞机早已在夜色的掩护下起飞了——他们早就知道中国飞机来了。所以倒是我们的飞行员大吃一惊，一下子昏了头，于是赶紧投弹。大匆忙了！从天空到地面距离太近了，结果那天晚上投下的炸弹全落到了民房和商店的屋顶上，落在电车上，炸死了成千上百的老百姓，全是中国人哪，而日本的军舰照样在海面上耀武扬威。 “你们的丈夫不是什么英雄。所有的人，那些飞行员全死了，我的丈夫也死了——比白白送死还不如。”那姑娘说完就走了。我们一声不响。 胡兰打破了沉默，生气地说，“她怎么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没发生什么事？”然后又说，她还是很开心，因为家国还活着。至少这一点是真的，她说。 你想象得出吗？她居然当着我们两人的面说她很开心，她怎么能把这么自私的想法流露出来呢？ 但我没有责备胡兰的设教养。我尽量像大姐姐般地劝说她：“如果那姑娘说的是真的，我们是该想想这场悲剧。我们应该严肃点，不要光顾自己开心。” 胡兰一脸的开心相马上就消失了，她张开嘴巴，把这个想法听进去了。我想，不错，尽管她缺乏教养，还是能做到知错就改。 但她马上皱起眉头，沉下脸来。“你这种想法——我不懂。”她说。 于是我又解释了一遍。“我们一定要关心大局，不能光想着自己的丈夫，说不定还会发生一些更糟糕的事呢。” “哎呀，倒霉！”她叫起来，用手捂住了嘴巴，“你怎么能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来败坏大家的前途呢？” “不是不吉利的话，”我坚持说，“我只不过是说，我们得现实点。这是在打仗，我们不光要用感情，也要用理智，头脑始终要清醒。如果我们假装看不见危险，那我们又怎么能避开它？” 但胡兰不愿再听我说话。她又哭又喊，“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么恶毒的字眼！这么想有什么用，坏念头只会引出坏结果。” 她就这么叫着嚷着，像疯了似的。现在我回想起来，我们的友谊正是从那时开始四分五裂的。我们之间的和谐是胡兰打破的。我告诉你，那天我才看清了胡兰的为人，她可不是大家认为的那种脓包。这女人能说出一连串刀刃般锋利的话。 “你说不幸也会落在我们头上，你说你丈夫也会死，”她吼道，“那你干吗不抓住眼前的一切及时行乐呢？” 你想象得到吗？她当着大伙的面咒我！她抛出一个只能做出错误答案的问题。她要给人造成这种印象，我是专门说倒霉话的人。 “我没说过这话。”我马上回答。 “你总是把事情往最坏的方面想。” 这又是一句谎言。“没这个意思，”我说，“我只说要现实些，这和倒霉想法是两码事。” “如果有五种不同的方式来看一件事，”她说着举起手，拉住大拇指，好像它就是一个烂萝卜，“你总是挑这个最坏的。” “没这回事。我是说在战乱时期，光我们自己开心是不够的，是没用的，它阻止不了战争。” “蒋介石说他能阻止战争。”她喊起来了，“你以为你比蒋介石更高明吗？” 胡兰和另外的女人都盯着我。没一个女人上前一步来劝我们别吵了。她们没说，“好了，好了，姐妹们，你俩都对，你们只不过是互相误解了对方。”我看得出，胡兰激烈的话语已经毁了她们的思想，使她们不能正确地理解。难怪她们听不出胡兰说的只是一派胡言。 于是我说了句，“算了！”——忘了这一切吧！我离开她们，进了自己的房间。 一想到这里，我至今还很生气，因为她的脾气一点没改。你看得出，她老是要把事情转到自己的思路上去想。如果是件坏事，她就会把它说成好的，要是好事呢，她又把它想成坏的了。无论我说什么，她总要和我对着干，她使我好像成了一个老犯错误的人。于是我就不得不和自己争论一番，想弄清究竟什么才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那次争吵以后，我气得只能一个人坐在床上，想着胡兰的讽言刺语。我对自己说，她就是这么个人，老是说傻话。她才是大家背后笑话的人。我不想再听她的胡言乱语了，就想找点事来干干。我打开抽屉，翻出新阿婶送给我的一块布，还有我们家的工厂自己制造的一卷棉花。 这是一块淡绿色的棉布，上面绣有金色的圈圈，很轻，很适合做夏天的服装。我早就想好了一个式样，是我以前在上海看到过的，一个快活的小姑娘穿过的那种式样。 我心中有了底，就开始裁起来。我想象自己穿了这件绿衣服，就像那个小姑娘似的，她的所有的小姐妹都很羡慕她，大家都悄悄说，她的衣服和她的风度好配呀。可就在这时，我看到了胡兰，她对这件衣服评头论足，用她的大嗓门说，“丈夫刚死就穿这种衣服，也太花哨了呀。” 我心里这么想着，手下马上就出了错——袖子裁得太短了——我还在生气呀。瞧她于的好事！使我思想老集中不起来。更糟的是，她扭曲了我的思想，把坏念头塞进我脑袋里了。 多坏的一个念头，我从来没想到我还会有这种念头，从来没有。可现在它跳出来了，我把它抓住了。我想象过不了多久，胡兰会对我说，“真遗憾，你丈夫死了，他从天上掉下来了，真苦命啊。” “呵，不，”我对自己说，“观音菩萨保佑，不要让他死。” 但是我越想把这念头从脑袋里赶出去，它就越顽固地待在那儿。“他死了。”胡兰会说。她告诉我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上还会带着笑意呢。我会像那个自以为是的、刚失去丈夫的姑娘那样，冲她大发雷霆。 然后我又想，也许我该哭一场，表现得很悲伤，为我那失去父亲的孩子。是的，这样就更好了。 可转眼间，我又想到另外去了。我得回到崇明岛，再和老阿婶、新阿婶住在一起吗？也许不会，要是我再嫁一个丈夫就不会。然后我又想到，下一次我该自己来挑丈夫了。 我停下了手中的缝纫活。我都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呀？这时我才明白，我实在是很希望文福死去的。我不是因为恨他才有这个念头，不是的，那要在后来他变得更坏时，我才有这个念头。 但那天晚上，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在我自己的心中，我与胡兰，也与自己争论著：有时，一个姑娘会犯错误；有时，错误可以改过来。战争会改变它，这不是谁的错，一件倒霉事换另一件倒霉事，这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于是我缝好了衣服，剪断了线头，把衣服套在头上。但那时我的肚子和乳房已经因怀孕而鼓起来了，我刚伸进一只胳膊就意识到：我被卡住了。 哦，你觉得这很可笑吧？我的衣服卡住了，我的婚姻卡住了，我与胡兰的朋友关系卡住了。有时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胡兰至今还是我的朋友，我们怎么能合伙做生意？ 也许是因为我们早年吵得那么凶，也许是因为我们没别的人可以结交，所以我们总能找到继续做朋友的理由。也许这些理由至今还存在着。 不管怎么说，那次大吵以后，又发生了下面这件事。 过了几天，空军告诉我们他们马上要送我们去扬州，在那儿和我们的丈夫团圆。 吃早饭的时候我们听到这消息，当时还有点怀疑，我们想炸弹就要落在我们当时坐的那个地方了。 “肯定是这儿的情况危急了，”我说，“所以要把我们送走。” 一位名叫李俊的姑娘说，“那我们得赶紧离开，干吗还要在这儿待两天呢？” 另一个女的，梅丽说，“干吗去扬州？炸弹也会落到那儿去的。” “扬州肯定不是什么好地方，”我边想边大声说了出来，“一个日本人不要的城市，总是安全的。”你瞧我的推理多么合乎逻辑。我不说我不喜欢扬州，我怎么能说？我从来没见过扬州。 胡兰马上就和我唱开了对台戏，“我听说扬州很美，有很多名胜古迹，”她说，“扬州出美女，扬州的面条也很有名。” 我知道我是不会去看什么美女，也不会去尝那种面条的。“我并不是说扬州不美。”我小心地解释道，“我只是说日本人并不拿它当一个好城市看待，日本人想要的和中国人想要的是两码事。” 于是就在那年夏末，战争爆发后的几个星期，我们启程去了扬州。由于当时好些公路和铁路都已经不通了，我们是坐船去的。到达扬州后，我一眼望去，就觉得这个城市跟我想象的那样，是一个日本人决不会要的地方。 我们的新家到上海西北只要半天的车程。当时上海还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相当摩登。扬州可就完全两样了，没有高楼大厦，大多是老式的平房，有两层楼就算了不起的建筑了。谁知道杜甫和另外的古代诗人干吗都喜欢写这个城市？对我来说，整个城市好像就是用烂泥和垃圾盖成的。我的脚下，是泥路、泥地、泥院子，我的头上，是土砖土瓦砌的墙、土瓦加茅草盖的顶。 空军为我们找的就是这样的屋子，烂泥加土坷垃，分成四大间，每间里有两个小房间，外加一个公用的厨房，里面放了四只老式的煤炉。我们一见到这副样子，全都惊呆了。 “现在是战时，”我终于对另外人说，“我们大家都得作出点牺牲。”李俊和梅丽马上点点头，表示同意。胡兰把脸别过去了。 然后她开始检查起来，每看到一样东西，她就要批评一番。她用手指点点剥落的墙壁。“哎！”接着又点点另一堵墙，阳光从破墙洞里照进来。“哎！”她用脚踩踩地，“哇！瞧，地上灰尘真多呀，全跟着我的脚步飞起来了。” 我在一旁瞧着，我们全在一旁瞧着。我真想喊出来：“你们瞧瞧她的样子，她就爱发牢骚，可我没有。”但我觉得我并不是非说不可。梅丽、李俊都在旁边，她们自己能看出胡兰是怎么一个人。 那天下午，一个烧饭的姑娘和一个男佣人也到了。部队只派了这二个人，所以这两个就给大家共用了。烧饭的姑娘是乡下来的，很年轻，脸盘很大，看上去很有福气。她的任务是每天准时生煤炉，洗菜，切菜，杀鸡，剖鱼，清理厨房里的垃圾。 男佣人是部队来的，一个中年男子，我们都叫他勤务兵，这是普通士兵的一种，只会用扫帚，只会和苍蝇作战。这人长得很瘦小，看上去只要杠点重东西，胳膊和腿就会折断似的。他也有点神经兮兮，经常一个人边干活，边跟自己说话，他想象自己是个高级军官，却在执行糟糕的命令：“这张床单拿去拍打一下！这块污迹洗掉！” 有一次我发现胡兰命令勤务兵把六个蛋白拌到一桶烂泥里。 “从哪儿搞来的偏方，”我听到他在自言自语，“我真是想不通，她要我用这东西来涂地。什么风吹进她脑子里了，莫非她要吃地，以为是个好吃的大蛋糕。哈！” 我把勤务兵的话告诉李俊和梅丽。我只能这么干。要是胡兰疯了，决定要烧掉自己的屋子怎么办？过了几天，另外几位太太也报告了一些奇怪的事情：胡兰命令勤务兵每天用这种蛋汤涂在她房间的地上，一连涂了三天。等这层蛋汤烤干，她又叫他涂一层上去。更糟的是，她还叫他用大米和泥煮一种粘乎乎的粥。 “把这东西泼到墙上，说是要像煮一样。”他说。我们听了都连连咋舌。可怜的胡兰。 但过了几天，勤务兵没话了，他只是不声不响地干活，只是抱怨小店伙计作弄他，卖给他一只打过气的公鸭，回家剖开肚子，那鸭子气一喷出，就小了一半。 “别为鸭子的事发愁了。”我说，“这不是你的错。”因为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心，就说，“总比喝烂泥汤好吧？” 勤务兵朝我皱起眉头。“对不起，太太。”他小心翼翼地说，“我今天耳朵不大好使。” 我朝屋子里面胡兰的背影点点头，“她要你搞的烂泥汤，不那么好吃吧？” “对不起，太太，”他又说了句，“今天我的耳朵和我的脑袋连不起来。” 所以我只得找借口去拜访胡兰，看她到底疯成了什么样。我从篮子里抽出我最好的一枚绣花针。 “这枚针是你的吗？”我走到她家门口问道，“我在我家地上捡到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趁胡兰盯着绣花针的当儿，我看到她用鸡蛋浆和烂泥汤派了什么用场。她家的地像瓷器般闪闪发光，灰尘再也飞不起来了。她家的墙本来也和我们一样，破破烂烂的，涂上这层东西后，变得又光滑又干净，连小虫也爬不上去了。 我眼睛盯着这些变化的时候，胡兰在一旁说话了，“不错。这枚针是我的，我已经找了好几天了。” 那天下午，胡兰帮我来整涂地和墙壁。我用这种方式让她补上了我们之间的缝隙：补k了这边的，也就补上了那边的。她明白我让她这么干的，因为她拿了那枚针，我俩心里都清楚，那枚针是我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讲那么多海伦的事。这并不是她的故事，但由于她的缘故我不得不把我的经历告诉你。我的经历要是由她来讲，她就会说我本来有个好婚姻，只是自己没有努力去维持罢了。我告诉你吧，我努力了。 就拿在扬州的那会儿来说吧。我们到扬州后过了两三星期，我们的丈夫们回家来了。我亲自为文福准备了一个很大的庆贺晚宴。不光是为他一个人，也为他的飞行员朋友们，都是来自二班和三班的，共有五六个人。 这些人都很喜欢文福，因为他很慷慨，他说，“到我家来吧！吃个痛快！”他邀请了他们，也邀请了家国。当然，我就邀请了胡兰，还有李俊和梅丽，以及她们的丈夫。他们都来了。我就准备了一桌十四个人吃的酒菜。胡兰主动提出帮我买菜烧菜，因为要做的事实在太多，我推辞了一下，也就接受了她的帮助。 所有请客的开销用的都是我的私房钱，那还是我结婚那天，我父亲给我的。那时文福家没从我手上拿走这笔钱。我父亲很精明，他以我的名义把这笔钱存进上海的一家银行里，共有四千元。结婚后我取过两百元，到扬州时我手头大概还有一百元左右。 文福每个月挣七十元，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差不多是一个中学教师两倍的收入。但文福常把钱花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买威士忌啦，搓麻将啦，打赌天气会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啦。 所以我们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所必需的家具，都是用我的私房钱买的，其实我并不非得这么做不可。我用私房钱买点比部队供应的要好一些的食物，其实也大可不必。晚宴的那天晚上，我买了上好的猪肉，做饺子用的新鲜的香菜，还有好多甜酒，所有这些东西在战争期间都是很昂贵的，总共花了五十多元。 我不在乎花这笔钱。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只想到这些男人，这些飞行员，还有文福，要是他们运气不好，也许就不能回来吃下一顿了。一想到这个，心里就有点难受，我的手脚也麻利起来，情不自禁地把手伸向一块膘肥的猪肉。 然后我又决定做几样名字叫起来吉利的菜。我记得老阿婶在过年的时候做过——晒干的牡蛎肉叫淡菜，代表有财；又红又弯的油炸虾表示高兴和欢笑；还有一种头发丝般细黑色的菜叫发菜，谐音发财；还有海蜇皮，我觉得嚼起来的声音特别好听。 胡兰看我挑选这些东西。当我把它们凑成拼盘时，她的口水都出来了，我估计她从来没吃过这么好的东西。 回家后，我吩咐烧饭的姑娘烧许多壶开水，剁许多肉和菜，准备包上干只饺子，有蒸的，有煮的，还准备了很多蘸饺子用的嫩姜、酱油和醋。胡兰帮我和面，擀成一张张饺子皮。 我得承认，我第一次对她手下功夫留下了深刻印象。她擀得很快，手中的擀面杖按得很有劲。我擀两张的时间她能擀三张。她能把肉馅放在皮子正中，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她只要捏一下，就能封住饺子口。 我还得承认，我赞赏胡兰那天下午的合作精神。我们两个都很开心。飞行员们回来了，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全都笑脸相迎。所以那天，我和胡兰没有唱对台戏，我们没有埋怨别人，也没有小心翼翼地说客套话，我们说的话都是很自然地从我们的好心情中流露出来的。 我对胡兰说，“你手脚真麻利，凭你的手下功夫，我们包一万只饺子也没问题。”当然，我后来发觉，她拿手的只是这些粗活：和面啦、擀面啦、做馅子啦、包饺子啦，至于说到她的口味嘛，我只能说我的看法可能就和别人不一样了。 虽然你会对我说，老实说吧，谁做菜做得更好？你瞧！不是我吹牛。真的，我知道肉馅中该放多少酱油，咸味才会恰到好处；我知道千万不能多加一匙糖，什么东西也不能多加，要不吃起来味道就跟广东菜一样了；我知道怎样做到每一只菜味道可口，但又都别有风味；同样的火候能做到既不会太辣，也不会太淡。 要是那天吃饭的人今天在这儿的话，他们也会对你这么说。比方说，那天晚上所有的飞行员，连胡兰的丈夫也称赞我的烹调手艺，他们还告诉文福说他好福气啊。他们说，一个男人要找到一个又漂亮又会烧菜的太太是不可能的，但他们的眼睛和舌头说明他们的意思恰好相反。我看着他们吃，不断鼓励他们多吃，我开玩笑说，要是剩下的饺子超过十只，我丈夫可就要给我找麻烦了。结果，到最后，只剩下了四只饺子！这一顿饭吃得可真香啊。 像这样的晚饭我后来又请过几次。每当文福和那些飞行员们离开一些日子回家，他们首先想到的事就是到我家来吃饺子——或蒸，或煮，或煎——他们觉得实在太好吃了。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家不太在乎你是什么地方人。人人都知道怎么吃喝玩乐。只要你的胃受得了，总能找到及时行乐的借口。那些日子，我还是尽量讨文福的喜欢，做个好老婆，同时也尽可能为自己寻找快乐。我总是在准备做一顿可口的饭菜，那些男人经常事先没打招呼就来了，但飞行员人数越来越少了。 啊，说起来够悲伤的。家国不得不收集死去的飞行员的遗物，把它们小心翼翼地包在一块软布里，然后写一张长长的字条，说明这个儿子或丈夫是像一个真正的英雄一样阵亡的。我看到这些包裹就放在胡兰的缝纫桌上，等着送出去。我老是在想，什么人会高兴地打开这包裹，以为这是一件礼物，等到看见里面的东西时，那悲哀的眼睛又不知会如何哭泣呢？ 所以我们请客的规模在一次次地小下去。这一点我已经想象到了，但我似乎又觉得，一个飞行员死了，另一个就接替了他的胃口，这些飞行员狼吞虎咽的样子，好像是从此以后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饭菜了。 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每个人都吃了三十只饺子，松松裤带，透口气，接着又吃了三十只。我来回奔走，给他们端上一盘又一盘。胡兰胃口也很好，她知道怎么才能吃得多。谈笑一阵以后，男人们又松了一次裤带，接着又放开肚子吃。最后，一个男人开玩笑说，“再要向厨师表示敬意的话，我的裤子也要掉下来了。” 开这个玩笑的男人是个姓甘的瘦高个子，他老是笑，但笑得很轻。他说的话有点粗，但我不生气，也不感到难为情。他很会开玩笑，从来不靠让人出洋相来引起别人发笑。他开玩笑的时候，自己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我们全都笑他。 实际上，他使我想到了一位美国电影明星。不是像约翰·华纳那样的响当当的大英雄，而更像丹尼·卡伊，一个人人喜欢的沉默的男人，能够不动声色地引人发笑。 甘就是这样的，他笑的时候嘴咧得很大，露出一排犬牙。他走路的样子七倒八歪的，像个长得太快大高的孩子，所以当他上前来帮我搬椅子或端茶壶的时候，走不上三步，总会绊倒。他就是这么个人，不动声色地让别人感到自己都比他强。 他不笑的时候，或是跟别人说话的时候，很怕难为情的样子。我老觉得他在盯着我，好像想说些什么。有一次，他想了好久，终于用一种平静、真诚的口气对我说，“这道菜，连我妈也烧不出来。” 我嘲笑他，“你可千万不能这样说自己的妈哟！”他的脸一下子红了。“大妹子，”他说，“请原谅我的粗鲁，”然后他又吃了两只饺子，用同一种平静的口气说道，“确实比我妈做的好吃。” 我记得文福听到后，放声大笑着说，“难怪你瘦得像竹竿。”我不知道这是在说他母亲，还是在说我。我心想，我丈夫为什么不能像甘那样呢？然后又冒出一个念头：我本来可以嫁一个更好的男人。男人不会全都像文福那样的，我干吗就不知道自己挑一个呢？ 我发现其他的飞行员都是些很不错的小伙子，为人都很好，待我也很好。他们从来都没说起我已经怀孕了，但他们都知道。他们看到我手上有东西时，都会跑上来帮我。有个有权使用空军卡车的飞行员跟我说，无论我想去哪儿，他都派车送我去。那个喜欢吃我做的饺子的姓甘的男人，晚饭后经常和我一起打羽毛球，而文福则和别的男人在一边玩纸牌或搓麻将。 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夜晚。我们借着月光，或是窗户中透出来的光，来回打着羽毛球，为击中对方而哈哈大笑，要是我没击中，甘就会把落地的球捡起来，免得我刚吃饱的肚子“消化不良”。有时，文福上城去了，甘就会邀请我和他一起吃碗面条，要么就去某个便宜的地方吃碗馄饨，很随便。然后他就陪我回家，像个朋友或兄长一般地对待我，要是不小心碰了我的胳膊，就会连声说对不起。 一次，胡兰瞧见我们坐在厨房里说话。等首走后，她就取笑我，“哎呀！可要当心哟。”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说。 “没什么意思，”胡兰说，“我只是告诉你要当心，没别的意思。” “神经病！”我说。她笑笑。 现在回想起来真奇怪。我已经有五十多年没想起甘了，所以一旦想起，就像突然发现了心中一个秘密的所在，从没跟人讲起过的欢乐，从没跟人讲起过的悔恨，全涌上了心头。我怎么能告诉胡兰？我说过，战乱期间，我们不要被幸福弄得忘乎所以。我是在说了这话后才知道什么是幸福的。 所以也许现在我能向你坦白承认这一点，甘对于我有特别的意义。我们彼此了解的时间并不长，可我知道他的心肠比我丈夫好。这使我减轻了孤独感。 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很喜欢晚上和我一起出去散步。我还没问他理由，他自己就先说了。他说晚上他很怕孤独。没等我要他解释，他自己又解释开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晚上你能见到白天见不到的东西。”我点点头，告诉他我也有同感。 然后他又跟我说了他对晚上的恐惧，“我从来没对别人说过我小时候的事，那是在虎年的最后一次，我看到了一个鬼在黑暗中闪闪发亮。” 于是我开始跟他讲，同样的东西我小时候也多次见到过。一个鬼结果变成了照在窗户上的月亮。或者看到一个鬼，原来是老阿婶半夜起来吃胃痛药。或者以为是一个鬼，原来是一棵枯树影子映在暖房的窗户上了。 甘说，“你说的那种鬼我也见过，那是自己瞎想出来的。但这个鬼不一样，这个鬼说下一个虎年到来前，——也就在我满二十四岁那一年——他就要回来把我抓走。” “梦里乱七八糟的东西真多呀。”我说。但甘还是不停地说着，好像还在做这个噩梦似的。 “‘别怕，’这个鬼跟我说，‘你死的时候不会有痛苦，不会受伤。但你要是在黑暗中看到我在叫你，就得跟我走，不许跟我争吵，一个字也不要说。’当然，我不信他。‘我朝他吼道，‘你不过是个噩梦。滚吧！’” “然后你就醒了，”我说，想让他镇定下来，说不定也是为了镇定自己，“你还有点怕，你忘不了这个噩梦。” “更糟的还在后头呢，”甘说着，嗓子也嘶哑了，“不错，我醒来了。我站起来想证明我已经不再睡觉了。我站在门口，看到那鬼还在那儿。他说，‘你不相信这就是你的命？我已经证明了这就是你的命。’鬼说出了我这辈子完结以前会在我身上发生的九件祸事。九是圆满的数字。那鬼走掉的时候，我还呆呆地站在门口。” “嗨，甘，这故事真可怕！”我说。 “过去的十一年，我竭力想忘掉这个噩梦。但现在九件祸事已经发生了八件，跟那鬼说的一模一样。现在我觉得第九件祸事就要来了。再过四个月，虎年就到了。”他神经质地笑笑，“等待一个没有痛苦的死可真痛苦哪。” 甘跟我讲完这个故事，全身剧烈颤抖起来，就像现在是寒冷的冬天，而不是在温暖而潮湿的秋天。看得出，他信了那个故事。连我也有点怕了。我怕得不敢问他，那已经发生的八件祸事是什么事，我只能笑着说，“你小时候做的梦可真够吓人的！” 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我心里想的其实不是这个，恰恰相反。当时我真想把可怜的甘抱在怀里，哭着对他说，我的孩子，我漂亮的小男孩！你真能肯定那八件祸事吗？它们是什么样的？第九件是什么？快告诉我吧！ 可现在我回想起我的感情，我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没对甘这么说。我怕，不是怕那个鬼，而是出于另外的原因。我是一个已婚的女人，可我从来没有感受过男人的爱，也没觉得爱上过一个男人。那天晚上，我几乎感受到了。我觉察到这种危险，体会到你是怎么爱上一个人的。一个流露出恐惧，另一个慢慢上前去安慰他，消除这种痛苦。然后流露出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一切隐秘的感情——伤心、羞愧、孤独，所有以往的痛苦，全都倾泻而出，直到你心中被摆脱一切的欢乐所淹没，直到你来不及阻止你敞开内心所获得的欢乐。 但我控制住了自己，我没有敞开自己的内心。我只是笑话甘，把他做的鬼梦看作好玩，以此来安慰自己。也许我之所以没有更多地留意他的梦，是因为我们俩都觉察到某种不祥的东西正在逼近，我们只是没有像甘那样公开谈论它罢了。 要是有个飞行员开玩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跟你玩牌输掉了所有工资，”另外人就会叫起来，“哇，不要说‘最后’这个字，不吉利！现在你得接着玩来抵消这个不吉利。” 这些飞行员都知道，他们的飞机在离地面前飞得不够快。他们也知道他们受训练的时间不够，不会玩各种巧妙的花招，避开装备更新速度更快的日本战斗机。他们经常在出发前围成一个大圆圈站着，高喊口号，朝一块小石头做的靶子吐口水。这就是他们笑着成为英雄的方式，这就是他们勇敢的方式，这就是他们害怕的方式。他们怎么能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成为真正的英雄呢？他们怎么能在明知没有退路的情况下不成为真正的英雄呢？ 两个月后，那天在我家吃过饭的飞行员有一半阵亡了。我们听说，他们都是英雄般死去的，所有的人都是在战斗机中被击中后阵亡的。但是那些飞机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惨呀！连尸体都找不到。你不必相信宗教才会觉得难过。 我知道有一位飞行员驾驶的飞机撞在河南城门上，正好是城门大开的时候，飞机就穿过城门，撞在里面爆炸了。梅丽丈夫的飞机撞到了山顶上。那个经常开车送我的飞行员呢？他的飞机在着陆前起火了。 只有文福安然无恙，连皮也没擦破。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他是个胆小鬼！每次战斗一开始，文福就驾飞机兜圈子，飞到一边去了。“哦，”他对家国解释说，“我在追一架日本飞机，飞到另一头去了。你没看见。太糟了，结果还是没追上它。”胡兰告诉我，家国正在考虑，他本该把我丈夫送交军事法庭的。你觉得她会找不到机会告诉我这些吗？ 与此同时，我得知甘的飞机在南京城外被击落了。人们把他抬进医院的时候，他还没死。我们赶紧跑去看他，文福、家国、胡兰，以及那些还活着的飞行员全去了。 噢，我看到了！甘的两眼盯着天花板，又哭又笑，“那么，鬼，你在哪儿？”他喊起来了，“我不是不愿死！” “他疯了，”文福说，“他的神志已经不清了。对他来说还是这样好，不会感觉到痛苦。” 我还记得我当时的痛苦。我说不出话，也不能把手放在甘的前额上。可我真想大哭一场，大喊一声，他没疯！那个鬼答应过他：“你死的时候不会有痛苦，晚上我叫你来你就来。” 但那个鬼在撒谎，因为甘临死前很痛苦，痛得连大小肠也拉出来了。他就这么痛苦地折腾了整整两天两夜，最后终于离开了人间，找那个鬼去了。 我悲伤到了极点，但我一点都不能流露出来。我的心受到了伤害，就像当年失去母亲时那样。只不过我不是为我曾经有过的爱而痛苦，我后悔我从来没把它抓住。 所以，正是在甘死后，我才确认了他的爱情，他的鬼魂成了我的情人。每当文福对我大吼大叫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甘最后一次到我家来吃饭的情景。整个晚上他都在观察我，观察文福对待我的态度。我丈夫一走出房间，甘就望着我，然后平静地说，“你只能在镜子里看到自己，我能用你看不到自己的方式看你，所有纯洁的方面，既不好也不坏。” 我回忆起这情景已经好多次了。每当我丈夫在我身上发泄完，在他睡着后，我就会悄悄地起来，走到镜子前。我前前后后转着脸，竭力想象甘的眼睛正在望着我。我会哭着问自己，“他看见什么了？他看见什么了？” 有这样的时候，当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当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干了什么，为什么要承受这么悲惨的生活，这时我就会想起我们在晚上的散步，想起甘对我讲的故事。尽管我从来不知道那八件祸事是什么，但我知道了第九件。我就是这第九件。 ------------------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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