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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父亲生前曾作过一个布道词，题目叫“耶稣宽恕，你能吗？”我很喜欢这个布道词，它使我的心情变得平和，消除我的恼怒。 我还记得刚好在听过这个布道词后，我在那个意大利人开的电料商店里买了一个小灯泡，买回来发现是早已烧坏的，就问他退钱。他对我很凶，冲我大发雷霆，假装听不懂我的话。我的英语不够好，所以钱没退成。 我气得要命，但后来我就对自己说，宽恕，宽恕。我想起了你父亲说的话，让耶稣从十字架上流下的眼泪洗掉我的所有愤怒。还真管用，我不再生气了。 于是我竭力告诉电料商店的那个男人，我是怎么把一个小灯泡插进灯头中的。他马上打断了我，说，“你买了灯泡，自己打破了。” 我又气起来了。我对自己说，宽恕，宽恕。又管用了，我不生气了。但这时，那男人说，“夫人，我得照看生意去了。”我说，“你不该有生意！”我让火发出来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宽恕，可这男人一点也不接受！他算老几，也配对我说东道西？他的英语也好不到哪儿去，满口意大利腔。 所以你瞧，我就是这么个人，很容易生气，很难宽恕。我想这都是文福的缘故，我永远也不会宽恕他。因为那次车祸我不能原谅他，因为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不能原谅他。我干吗非得原谅他？ 我只是感到有点难过，也许你父亲会觉得我心胸不够宽大。 但我转念又想，耶稣一出生，就已经是上帝的儿子了。我是一个出了丑闻而跑掉的人的女儿。耶稣受难的时候，人人都崇拜他。可没人因为我跟文福生活在一起而崇拜我。我就像那个灶神的妻子，没人崇拜她，他把所有的借口，所有的信任都带走了，而她却被人忘了。 大约就在文福出车祸一年后，1939年初，我又回到那同一家医院，这次我又生了一个孩子。是胡兰陪我去的。她看我从私房钱里掏出一百元，租了一间高级的单人病房，那时这可是一大笔钱，相当于今天的一两千美元哩。 文福过了两天才来看我。那时孩子已经生下来了，又是个女儿。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孩子，就在我的身旁。她一开口哭，我也哭了。她一睁开眼睛，我希望她喜欢她看到的一切，她的微笑着的新母亲。她一打哈欠，我就跟她说，“呵，你多聪明呀，这么快就学说话了。” 文福来看我的时候，喝醉了酒，两眼红红的。他穿着空军制服，身上的酒气弥漫了整个房间。孩子正睡着。他费力地看看她的脸蛋，然后一遍又一遍地笑着说，“我的小东西，我的小东西。”他想掰开她捏紧的小手。 “呵，她长得多丑啊！”他开玩笑说，“头圆得像和尚，身子胖得像头猪。我怎么会生下这么个丑东西？又那么懒。醒醒，你这个小菩萨。”从他眉飞色舞的样子看来，他心情很好，居然想讨好自己的女儿！ 然后他就用因酒醉而摇晃的双手把她抱起来。孩子晃着小手，哭起来了。他把她放在胳膊上抛上去又抛下来，孩子哭得更厉害了。 “怎么回事？”他说，“到底怎么回事？” “轻一点，轻一点。”我对他说，可他不听。他把她举起来又放下，好像她是一架小飞机似的。他给她唱一支很响亮的祝酒歌。她还是哭个不停。 我伸出手去，他把她放开了。过了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了。这时我看到了文福的脸，他脸上高兴的笑意不见了，他在生气，好像这孩子侮辱了他，好像这个生下才一天的孩子已经会挑选要谁来宠她似的。我心想，什么样的人会责备一个婴儿呢？什么样的人总是把自己放在首位，甚至放在自己孩子前面呢？ 这时护士进来了，递给我一些药。文福马上跟她说他想吃东西：一碗牛排面，要热的。他订了这东西，要快，就像一个顾客进了饭店。他告诉她肉的分量要足，他去饭店的时候老是这么说的。他还告诉她来一瓶好酒，不要本地产的白酒，要最好的。 他还没说完，护士就打断了他：“对不起，我们不给陪客提供食物，只为病人提供。” 文福一时竟呆住了。然后他就用他的拳头猛敲墙壁。“亏你还有两只眼睛！”他指着自己那只因车祸而睁不开的眼睛，冲护士大吼道，“没见我是战斗英雄吗？” 我想告诉护士，他不是英雄！他的眼睛不是在战斗中弄瞎的，恰恰相反。但护士已经离开了房间。 这时我犯了个大错误，我跟文福说别胡闹了。实际上我没说“胡闹”这个词，我从来不会这么直截了当地对我丈夫说话，所以我说的或许是“她们够忙的了”。 文福见我为她们说话，气生得更大了。他破口大骂这个医院，嗓子提得很高。我求他冷静一下。“看在孩子分上，”我说，“孩子刚生下，不应该听到这种话。”可孩子已经哭起来了，文福这才停止他的吼叫。他两眼盯着女儿，对她的重新哭喊很生气。然后他就走了。 好了，我想，他走了。不到五分钟，护士逃进了我的房间，吓得浑身发抖，“这男的是你丈夫吗？怎么像疯子似的？” 然后她告诉我，文福下楼后进了医院的厨房。他把厨师全推出了厨房。他拿起一把大菜刀，就是你用来斩骨头的那种，然后——哇！对准桌子、墙壁、椅子乱砍乱斩。他把盆盆碗碗全都踢翻，他闻了每只锅子，把里面的东西全臭骂了一通，把他们正在做的菜肴全倒掉了。最后，当刀刃卷口了，他还威胁所有在门口张望的厨师和帮手：“谁要说出去，我就回来把谁的脑瓜劈成两半。” 我听到这里，真是无地自容啊。我想不出任何借口来为他开脱。我只能请护士原谅我给医院带来这么多麻烦。我保证再多付一百元来赔偿他们的损失，我保证以后亲自向厨房全体工作人员道歉。 护士走后，我寻思她向我提出的问题：这个疯子怎么会成为我的丈夫？这次我没有怪自己嫁给了他，只怪他的母亲！——生下了这么个儿子，从小对他百依百顺，好像她是他的佣人似的；总是把丈夫和儿子放在首位，还要我把粘在公公胡子上的残渣剩饭弄干净后才能吃饭；纵容她的儿子越来越凶，就像奇怪的食欲越来越大，老是渴望填饱他的权力胃口。 也许这是不对的，因为我自己的痛苦而责备另一个女人。但我就是在那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从来不会责备男人，或男人控制的社会；也不会责备孔夫子，那个造成这种社会的可怕的男人。只能责备另一个比我更胆小的女人。 干是我哭了，我的孩子也和我一起哭了。我把她放在胸口，她不吃。我轻轻摇摇她，没有用。我给她哼歌儿，她不听。她哭啊哭，哭了好久，直到没力气哭出来。她的哭声发自内部，发自她的胃。我知道她是受了惊吓。一个母亲很快就会知道她自己的孩子身上发生的事情，她是饿了还是累了，是尿湿了还是有病痛。我的孩子是吓着了。于是我就做了我以为是对的事情，我对她撒了谎。 “你将来会过上多好的日子呀，”我喃喃地在她耳边说，“那个大叫大嚷的男人是谁？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不是你父亲，当然不是。你父亲是一个绅士。你的亲生父亲马上就要来看你了，最好别哭了。”过了一会，她安静下来，开始打瞌睡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给她起了个名，叫怡苦，“苦尽甘来”，两个反义词，意思好的在头里，消除了后一个不好的意思。我用这种方式，希望我女儿历尽艰辛后，能过上舒心的日子。 打这孩子一出生，我就爱上了她。她的耳朵跟莫愁一模一样。但怡苦一睁开眼睛就找我。她光吃我的奶，不要吃她的奶妈少奶奶的奶，所以我就把少奶奶辞退了。你瞧，怡苦知道我是她母亲。我把她高高举起来，我们一起笑呀闹呀。她也很聪明——三个月不到她就已经懂得把她的小手合起来，摸我的头发，从来不乱抓。 可只要文福一吼，她就哭，哭整整一夜，不肯停，我只好给她撒谎，“怡苦，乖乖，听话，你将来才会过上好日子。”我怎么知道，一个母亲这样做其实是在教她女儿胆子要小？ 一天，大约是在怡苦出生半年后，小保姆来找我，告诉我她要走了。她是个小姑娘，才十四岁，总是很听话，所以胡兰也找不出碴儿来骂她。我问她干吗要走，她借口自己不是一个好保姆。 这就是中国人的方式，总是以自己作借口，把自己说得一钱不值，实际上是说自己很有价值。我猜想她干吗不高兴。就在几个月前，胡兰开始要这小保姆干些零活，结果零活成了重活。这可怜的姑娘不知道怎么回绝人家，干的是两家的活，拿的是我付给她一个人的工钱。 我不想失去她，于是就对她说，“你干得很不错，从来不偷懒，该得到更多的工钱。” 她摇摇头，还是说自己一钱不值。我说，“我经常给你加工钱，你还记得吗？” 她点点头。 这时我想，或许胡兰一直对她很凶，在我背后骂她，弄得这姑娘受不了了。哦，我真生气！“有人为难你吗？”我问这姑娘，“肯定是有人找你麻烦了，我说得对吗？别怕，告诉我吧。” 她哭起来了，点点头，不敢抬头望我。 “你在这里干活的时候有人为难你了，是这样吗？” 她又点了点头，眼泪更多了。然后她就说出来了，“太太，他身体不好，病得很重，我知道，所以我不怪你丈夫。” “怪？这话从何说起？”我说。时候虽说是夏天，可我全身一阵发冷。我要那姑娘快说。小保姆求我宽大，打了自己两个耳光，承认是她的错。她说自己太没用，让他碰了自己。她哭着求我不要对我丈夫说。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当时是怎么把话从她口中一句句套出来，又怎么把这些话一句句连起来的。但那天下午我已经明白，正是在我住院的时候，我丈夫把他的手伸向了小保姆。她每次都挣扎，可每次都被他强奸了。当然，她没说“强奸”这个字，一个天真的小姑娘，怎么会知道这个字？她只知道怪她自己。 我不得不一次次地追问她：她说是她自己不小心弄出的脸上的肿块，我问是不是他企图再来一次时弄的。她早上老是说身体不舒服，——我问是不是在这事发生后。 这姑娘每承认一点，就哭着打自己的耳光。最后我叫她不要打了，我拍拍她的肩膀，告诉她，这事我会处理的。 她脸上露出惊慌的神色。“你要怎么样，太太？” 我说，“这就不用你操心了。”这时我感到很累，就上楼进了怡苦的房间。我一屁股坐在一把椅子上，望着我正在熟睡的女儿，睡得那么安详。 多可恶的男人！我怎么也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恶的男人！去年车祸的教训他一点也没接受！ 然后我转念又想，这事如果张扬出去，别人会怎么想？如果我站在反对自己丈夫的立场上，为小保姆说话，大家会怎么想？我想象胡兰在指责我，说我总把事情、把大家朝坏的方面想。我仿佛看到别人在指责我没管好这个家。我想象人人都在嘲笑我——男人觉得自己的老婆不够味，就去追一个小保姆——一个老掉牙的故事！ 然后我又想到了自己。他固然做了错事，或许是犯了一个罪，可不是什么大罪。许多男人都和女仆有过这类事。再说谁能相信一个小保姆呢？我丈夫会说她在撒谎，他当然会的。他会声称是那姑娘勾引他，一个大英雄的。或许他还会说她早已和许多飞行员睡过觉了。他可以编出一大套话来。 再说我指责我丈夫又能得到什么呢？只会被他狠狠打一顿，只会看到胡兰和家国的同情的目光，丢尽自己的脸。所以如果我想帮助那姑娘，又会怎么样？我能得到什么呢？只会引起我自己床上的麻烦。那么的话失去的又会是什么呢？我不敢再想下去了。 我坐下来，想起了老阿婶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每当我因受冤枉挨骂而发牢骚的时候，她就跟我说。“不要打老虎头上的跳蚤。”不要为了消除一个小麻烦而引出更大的麻烦。 于是我决定不动声色，装聋作哑，做出一副蒙在鼓里的样子。我让自己变得像胡兰和家国似的，他俩在文福打我耳光时，就一声不吭。 我给了小保姆三个月工钱，又给她写了封很好的推荐信。她走了，我不知道她上哪了，我想她对自己的平静离开会满意的。两天后，文福问小保姆上哪去了。我说，“那姑娘呀？她母亲给她找了个婆家，我就让她走了。” 过了几星期，我听说那姑娘死了。是胡兰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给怡苦喂奶。她说那姑娘去了另一户人家干活。一天早上，那姑娘发现自己怀上孩子了，就用了农村里的老办法，她从扫把里抽出帚条来，捅进自己的子宫里，结果就开始出血，可这血一出就止不住了。 “真傻呀，用帚条这类东西，”胡兰说，“用她的那户人家——啊哟！——气得要命，因为她给他们带了一个鬼来。幸亏她没死在我们这幢屋子里。” 胡兰这么说的时候，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所有的耳光全打在我脸上，这房间里的人全都瞧不起我，全都说是我的错。我仿佛看见那姑娘躺在地上，血流遍地，人们悼念她，只是因为她身后还留下了一大堆肮脏的东西。 当然，胡兰不知道是文福作的孽。不过也许她是知道的，可她什么也没说。还有，她怎么能这么想！指责一个无依无靠的小保姆，庆幸自己赶在她变成鬼以前把她弄走了。她干吗不想想自己的亲姐姐，不也是这么死的吗？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跟胡兰几乎没什么两样，没一点同情心，只为自己避开麻烦而松了一口气。 胡兰一走，我就抱起怡苦，上了楼。我对她说，“不要像我，你看我多没用，千万不要像我。” 那天晚上文福回家来，我第一次向他发了火。我等着，直到他晚饭吃完，夜茶喝完，纸牌打完，聊天聊完，笑闹笑完，等我们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我才对他说，“那个小保姆，你记得的，她今天死了。” 文福脱下他的皮鞋，“我的拖鞋到哪儿去了？” 我听到胡兰和家国还在楼下厨房里聊天，就关上房门，把刚才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次我的喉咙响了一点，“那个小保姆死了。”他还是问他的拖鞋，我就加了一句，“她死是因为想把你的孽种弄下来，你这头猪！” 他站起来了。“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谁和你嚼舌头了？”他说。他把身子靠过来，一只眼睛耷拉着，一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我。我没避开他的眼睛，我也盯住他，我心里产生了一种新的感情，就像手中握有一种秘密武器。 突然，——哗——他推翻椅子，冲我吼道，“你算老几，也来指责我？” 这时隔壁房间里，怡苦哭起来了，哭得令人胆寒。我拔腿就向她的房间冲去，但文福把我喝住，我没睬他。我进了她的房间，看到她正从摇篮里站起来，伸出一个胳膊想寻求安慰。我把她抱起来，哄她。文福跟在我后面，还是吼叫着，摔打着房间里的东西，可我不怕，这次他吓不倒我。我把怡苦放回摇篮。 “我什么都知道！”我也吼道，“你把这姑娘推倒在地，你毁了她的生活。谁知道你另外还搞过多少女人？我明白告诉你，你到别处干你的肮脏勾当去，到大街上去，我管不着，可不要在我的床上干。” 他扬起了拳头，我没避开，也没用手捂住脸。“打呀，打呀，我还是那句话！”我吼道，“英雄，大英雄！你只能吓吓毛孩子。” 他一时竟呆住了。他看看怡苦站在我背后的摇篮里哇哇大哭，他放下了手，快步走向摇篮。我还以为他为自己惹她哭喊而难受呢，没想到，还没等我回过神来，他便打了她一个耳光——啪——重重地打在她的脸上，顿时，她半边脸都红了。“别吵！”他吼道。 她的眼睛闭起来了，她的嘴巴张着，但没发出声音来，她喘不过气来了。多痛苦啊！我现在仿佛还能看到她脸上的表情，那一记耳光比打在我脸上还要痛啊。 我冲向信苦，但文福把我推开，我摔倒了。这时我又听见了她的哭声，她终于喘过气来了！她哭得更响了，声音更尖了。啪，文福又打了她一下——啪——一下，又一下。这时我勉强挣扎着爬起来，看到怡苦缩成了一团，发出了小动物般的声音。于是我哭了，我哀求文福，“原谅我！都是我不好！原谅我吧！” 打那以后，怡苦一见她父亲进屋，就像第一次那样躺下缩成一团，她吮吸着自己的手指头，发出很小的声音。真的，才六个月大，她已经学会不哭了。你想象得到吗？一个连爬都还没学会的孩子，已经学会怕了？ 她变成一个古怪的孩子。她从不看人的脸，她把自己的半边头发拉出来，用头撞墙，她在自己的眼前晃着自己的手，然后大笑。当她开始学走路的时候，她踮起脚尖，像芭蕾舞演员一样。她能踮起脚尖穿过整个房间，好像每一步都能飞起来似的，但只要一见她父亲进屋，她马上就倒在地上，就像还是个婴儿似的。她不哭，不说话，只张张嘴巴，好像一个幽灵似的。 她的嗓子能提得很高，又能降得很低，音色很美，发出我经常叫她的声音，“怡苦，看着我，看着我。”然后她的嗓子就会变得很粗，发出像文福那样的低沉的吼声，“怡苦，小傻瓜，滚开！”她唯一学会发的音就这些。 她一直就这么怪。我很担心，非常担心。但胡兰告诉我，“等她大起来，就会变的。她现在不过是因为紧张，大家都是这样的，等战争一结束，她就会好的。等着瞧吧。” 我很愿意相信她。干吗不呢？我从来没养过孩子，我无法想象我的孩子会有精神病。我一直在想战争快结束了吧，到那时怡苦就会好了。我相信这个，一个希望引出另一个希望。 按说双七是个吉利的日子，但结果却成了令人难过和悔恨的一天。这时我又怀了一个孩子，已经有六七个月了。怡苦差不多有十七个月大了，所以肯定已经到了1940年，那一年夏天出奇地热，人人都感到心情烦躁。 那天我们听说，英国人为了使日本人高兴而关闭了缅甸公路。那天家国邀请了一个管铁路的官员来吃中饭，以便讨论通过其他途径运送给养的问题。那天胡兰从市场买回许多菜，发现价格都很不合算。 那个官员把他的太太也带来共进午餐，这个女人说话的腔调使我想起了老阿婶，她说，“呵，你不应该吃辣的东西，要不然，你生出来的孩子脾气不好。”然后她就身体力行，又要了一份我最喜欢吃的辣酱面，把我的那一份也吃得精光。 大家吃完后，我还在用剩菜剩饭喂怡苦。家国、文福和那个当官的一面喝着威士忌，一面谈着钱贬值的问题。胡兰给自己打着扇子，眼睛已经眯起来打瞌睡了。 “每况愈下，每况愈下呀，”那个官员用相当权威的口气说道，“去年的钱到今年就贬值了一半。凭这个就知道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了，看看钱就行了，敌人只要控制了钱就控制了我们的国家。” “那么中国只要多印点钞票好了，”文福说着，露出他那种样样精通的神态，我明白他是要杀杀那官员的威风，“给大家多发点钱不就得了。发得多就花得多，花得多就挣得多。最好是叫外国佬多给点钱。” 家国摇摇头，“馊主意。中国的麻烦一开头就是外国势力造成的，把我们弄得四分五裂，没力量团结起来抗战。” “所以外国佬得付钱给我们，”文福坚持说，“清除他们造成的垃圾。要他们出足够的钱来打赢这场战争。” 那位官员笑起来了。他把头转向我，朝文福竖起大拇指，“嗯，蒋介石夫人，你丈夫终于知道怎么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了。很简单，要外国援助。嗨，罗斯福先生，丘吉尔先生，这是我的讨饭碗，给我一亿美元吧。” 我觉得这官员很粗鲁。但我也笑了，只不过出于礼貌。我知道文福不高兴，所以我就尽量激发他的幽默感。我笑着说，“你需要一个大碗。”这可就犯了一个大错。 文福的脸红了。“或许我该给你一个大碗，让你去讨饭，”他生气地说，“怎么样？”大家一下子都静下来了，面面相觑。我好不容易才忍住眼泪。 忽然，怡苦口里哼着一支歌，摇摇晃晃走过来了。她把自己的手伸在眼前，用她的小嗓子唱着，然后又换了种又粗又高的声音，说了她平时常在学说的那句话。 官员的太太冲上去，摸摸怡苦的额头，“嗨，你的孩子怎么了？她病了吗？” 这使得文福更生气了。“怡苦！”他吼道，在她手上狠狠打了一巴掌，“停下来！傻丫头，别出声！” 怡苦的身体摇摆得更快了，嘴里唱着这些吼叫。“怡苦！停下来！傻丫头！”我担心地听着。 官员和他的太太赶紧走了，家国和胡兰也回到自己房间打盹去了，房间里只剩下我们自己几个。文福不断地吼着，说我不配当母亲，没管教好怡苦当个听话的女儿。我感到肚子难受，非常难受，我想这是因为我像那位官员的太太那样，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怡苦的这副样子。 但第二天早上，我的肚子更加难受了。我以为是头一天吃的东西的缘故，于是我对自己说，呵，但愿胡兰不从缅甸人那儿买便宜货。那些人有许多脏习惯——用他们的粪便做肥料浇瓜果蔬菜，把他们自己身上的病菌，霍乱、痢疾、猩红热都传播开来了。正当我在担心这些病的时候，我发现怡苦也病了。她不哭，整天昏昏欲睡，所以我怎么会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呢？ 但当天下午，她就开始拉肚子。到傍晚，还是没停，她不吃饭也不喝水。文福上朋友家打麻将去了。她的眼睛还微微睁着，但好像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我真傻呀！我对胡兰说，“我看得赶紧把她送医院，你说呢？” 我干吗非得问胡兰？我应该马上送怡苦上医院。但我相信胡兰，当时她说，“你得先问问医生，得到他的允许，不能自己跑到医院去。” 我记得医生和文福在同一个地方打麻将，那屋子离我们住的地方大约要走一刻钟，我拔腿就跑。 我一进屋就走到文福身边悄悄说，“你女儿病了，我们需要医生，这样我们就可以带她上医院。” 他像没听到我似的，只管自己出牌。医生和文福坐在同一张牌桌上，看看我，问“怎么回事？”我又重复了一遍刚说过的话，告诉他怡苦病得不轻。 “她拉肚子很久，人变得很虚弱，呼吸有点困难，眼睛也由于发高烧而陷进去了。我很怕。”我说。其他男人都停止了聊天。医生站起来了，“我这就去。” 文福跳起来了。“打！接着打！我太太总爱大惊小怪。”他笑着说，“看到一个蚂蚁，她就当作大象，孩子一打喷嚏，她就以为得了肺炎。坐下，坐下，接着打。” 我没有走，医生也站着。“这次是真的，不是大惊小怪。”我平静地说，“她可能会死。” 文福见我竟敢当面顶撞他，大为光火。“她死了我也不管！”他吼道。他坐下，又摸了一张牌。“嗯，她就是想赶在我输光前，把我拉回去。”他说着，发出一阵大笑。 其他男人紧张地笑了笑，然后重新开始打牌。医生也坐下了。 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一点儿也没夸大。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她死了，我也不管。这是他的原话，那些人全都听到了。我就站在那儿，嘴张得大大的，心里想，他从哪儿得到控制这些人的权力？他凭什么使他们都怕他？ 我赶紧跑回家。“没用。”我对胡兰说，“医生不愿去。” 又过了一个钟头，我和胡兰在楼梯上跑上跑下的，打来清水为怡苦洗澡，强迫她喝水。但怡苦什么也不喝，只把头别转去。 大约又过了一个钟头，她的小身体开始发抖，然后伸得笔直，接着又发抖。我把她抱起来，下了楼，出了门，跌跌撞撞地摸到黑路上，胡兰跟在我后面。 他们还在那儿玩呀，笑呀，喝呀，抽呀。 “你瞧！你瞧！”我大声喊着我的丈夫，给他看怡苦。这时所有的男人全都停止了玩乐，站起来了。房间里一下子安静了，怡苦的身子在空气中抽搐着，想从我怀中跳出来。医生赶紧向我们走来。 “你这个傻婆娘！”文福连吼带骂，“你干吗不告诉我她病成这个样子了？你算个什么母亲？” 他做出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这房间里也没一个人出来说，“你撒谎，刚刚一个钟头前，她告诉过你。”医生说，“快，快。谁有车？” 到医院去的路上，文福还是不停地骂我。我不记得他骂我什么了，我根本就没听，我抱着怡苦，把她紧紧贴在怀里。我想让她的身子安静下来，想把她留住，可我知道已经没指望了。 “现在你要离开我了，”我说，“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啊？”我悲痛得快要疯了。 这时我见她睁开眼睛看了我一眼。打她懂事后，或许这是她第一次这样看我，她的目光那么清澈，好像终于看到了我。 我以为，这只是因为她留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可这时我又看了她一眼。 她的目光清澈，她不哭也不笑，她没把头转过去。她望着我，听我说话。我听人家说过，孩子临死前，他们会好像过完整整一辈子似的。他们理解自己的一生，不管它是如何短促。从她的眼中，我感到她正在告诉我，“这就是我短促的一生，比起长长的一辈子来，它既不更坏，也不更好。我认命了，我不怪谁。” 早上，我眼睁睁地看着怡苦死了。文福在听到医生说“没希望了，太晚了”后，就回家去了。但我还在病房里陪着她。 我想起了我做错的所有事情，我没把她保护好，我欺骗了她，说她会过上好日子。我眼看着她从我身边滑走，变得越来越小。我跟她说我对不起她。然后她伸直她那芭蕾舞演员般的脚尖就走了。我没哭，我没有眼泪，没有知觉。 我把她抱起来。我知道我再也不必骗她了。“还是这样好，小宝贝。”我对她说，“你自由了，还是这样好。” 告诉我，要是你眼睁睁看着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自己的孩子身上，你能宽恕吗？ ------------------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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