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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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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冬天，这个胖胖的女话务员（那会儿她还不到三十，最多也是刚过三十），大老远地到哈拉努里监狱来，名义上说是看望她这位八竿子打不着的“老舅”，其实是受一位朋友之托，来请“老舅”关照这位朋友的一个朋友的。这位朋友的朋友正在这座监狱里服刑。按说，她不该过问这种烂事儿的。省城离哈拉努里好几百公里哩。大冬天的，长途班车里哪儿都灌风。人挤人的，怎么着也好受不了，能闻到的全是那么一股劣质烟的烟味，劣质酒的酒味，正犯着牙周病的黄板牙的牙臭味，还有从黑棉胶鞋里长期捂出来的臭脚味。就是到了哈拉努里也不好受。这儿的气温要比省城整低十度。没扫雪的地方，雪都堆得比窗台还高。但谁让她是个热情仗义的女孩呢？而且朋友还特别多。
这里对她和她那帮朋友的情况和“社会背景”，我得稍稍地做一点补充介绍。她和他们都是地方大院或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弟。她老爹是省军区司令部管后勤的一个科长。“文革”一结束，这些父母们大部分都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在各自的岗位上，重新掌管起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的命运。这些老同志大都比较正统，再加上也是刚刚恢复工作，多数人都不会去（少数的则还来不及去）去搞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名堂。所以他们的子女当时大多数都跟这位胖女孩一样，从事着非常普通的职业，话务员啊，保育员啊，会计啊、技术员啊，中小学教员啊，更多的甚至就是个普通工人和营业员，等等等等。但父母的恢复职权，还是使他们和别的那些普通从业人员发生了实质性的区别。首先，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意识到，自己这种“普通”的地位，不会持续太久。他们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有可能比别人承担起更多的一些责任，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己。而在别人眼里，他们也是与众不同的。
所以，到韩起科结识她的时候，她还在省博的总机房做她的“话务员”，但实际上，她已经很少去电话交换台跟前去上那个班了。
每回到哈拉努里，胖胖的“薛姐”都住监狱招待所。招待所有一个老大不小的院子。那天黑早，路灯还没灭哩，她裹着件军皮大衣，趿拉着鞋，哆哆嗦嗦地穿过院子，去那角上的厕所解手，却被一个清瘦的“鬼影”吓了一大跳，好大一会儿工夫都没敢动弹，差一点都尿裤子了。只待醒过神来，她飞一般地跑去敲开“老舅”值班室的门，上气不接下气地一口咬定自己看到“鬼”了，一个年轻的“男鬼”，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外衣，薄薄的单裤，也没戴帽子，低着个光脑袋，耸着个肩膀头，从院子里飘也似的走过，一转眼便隐到墙犄角背后不见了。“肯定是夏天里冤死的野鬼，这大冷天都穿得那么单薄，他要不是鬼，我把他蘸蘸蒜泥，活吞了！一个活人大黑早地怎么可能穿得那么单薄，我穿着棉袄皮衣，还冻得直想哭哩。”她手舞足蹈地边说边形容着。正在值班室值班的“老舅”被她无端吵醒，心里正烦得没法处治，也不接她话茬，只等她说完，拿起电话，就让总机把电话接到文化室，然后跟文化室那边接电话的人吼了声：“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这儿有人见鬼了！”不一会儿，韩起科就匆匆赶到。“老舅”指着韩起科问那位远房外甥女：“鬼来了。你自己跟他说吧。”说着，又钻回热被窝里睡他的回笼觉去了。“老舅”一听她描绘的那“鬼”模样，就知道是韩起科了。
那个胖女孩一见韩起科却傻愣在那儿了。一方面看韩起科的外形、衣着打扮，确实像刚才在院子里见到的那个瘦“鬼”，另一方面，她怎么也想象不出，在“老舅”的这大牢里，怎么还会“藏”着一个这么眉清目秀、白白净净、还挺有气质、怎么看怎么算也都要列在“有模有样”这一档里的“小男生”？她迟疑了好大一会儿，只说了句：“对不起。刚才是你在院子里转圈吗？我错把你当鬼了。可是……可是，你……你真的不冷？啥也没穿……”“我怎么没穿？”韩起科恭敬地一笑，用两根细长的手指拈起那件薄薄的灰大衣反问。
应该说，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她和韩起科“迅猛发展”的这层关系上，她是占据绝对主动的。那天一回到招待所房间，她就觉得自己眼前老晃动着这个“小男生”那副“小可怜”的模样儿。挥之不去，却之也不退。（这也是她这人一生可叹又可爱之处：她总觉得别人可怜，需要她去关爱、帮助，甚至需要她去“救援”。）于是她坐立不安，怎么也放不心来。那一个白天，她起码上“老舅”的值班屋里去了有三四回、五六回。每回去，都是打听询问这位“小男生”情况的。“你想干啥呢？”“老舅”警觉地问，“别在这儿跟我添乱呢咧！”她斜了“老舅”一眼，哼哼道：“我怎么了？”她不高兴了。“老舅”却正告她：“这个韩起科还在假释期间哩。你别在省城肥的吃腻了玩腻了，又上我监狱里来换什么口味。”听“老舅”这么说，她就更不乐意了，大声嚷嚷起来：“你怎么说得那么难听呐？！谁玩腻了吃腻了，上你这儿找个假释犯来换口味？你把我说成啥了？再说了，他也已经假释了。法律已经给了他跟人交往的自由了。你还能限制？嗤！？”她又斜了“老舅”一眼，然后又丢下一句：“一会儿，我上你们文化室去参观参观。通知你们那些牢头狱霸，到时候别跟我大惊小怪的。”掉转身就走了。后来的三几天里，她果然去“参观”了好几回监狱的文化室，招得分区监狱的大小干警们都有感觉了，也都反映到“老舅”那儿。“老舅”真生气了。她这才收敛了一点，继续又小住了几天之后，乖乖地返回了省城。后来，她常来。半年，仨月，总会来一回。但她不再去文化室“参观”，而是把韩起科叫出来，甚至叫出监区，叫到招待所她房间里“谈话”。因为他是“假释”的嘛，可以“自由”走动的嘛。
那种“关心”更接近于“管教”
一年多以后，在一次很偶然的谈话中，那位分区监狱长突然听到韩起科居然称呼他那个远房外甥女为“我薛姐”，好不吃惊，愣怔过后，傻傻地问：“你薛姐？嗨，叫得还怪亲热底哩！她啥时候认了你这个弟弟的？啊？一眨眼都‘薛姐’了？好嘛！”韩起科红红脸，强词夺理道：“叫个姐又有啥哩？我们又没干啥见不得人的事……”分区监狱长的两只眼瞪得更大了：“你还想干啥见不得人底事咧？啊？你小子也跟我学坏呢咧，啊？你们到底干啥事了没有？孤男寡女、烈火干柴的。快说。”韩起科当然不会跟他说实话。其实，那时候，他跟她（准确地说，应该是“她跟他”）还真干了一点“坏事儿”…………那是结识“薛姐”后第二年的春夏之交。工程规格不高的省道县道纷纷结束了让人极为头疼的泛浆期，中断了二十多天、小一个月的公路长途交通刚刚得以恢复。那天“薛姐”突然又来哈拉努里看望韩起科。说“突然”，是因为以往“薛姐”来哈拉努里，事先总要告知一声，打个电话，写封信什么的。但这一回，事先不仅没有发任何“通告”，而且到哈拉努里后，也没像往常那样，“下榻”监狱招待所，而是在离监狱挺老远的一个街区，找了个背静的小旅社住下了，真有点地下工作者搞秘密接头的味道。办完住宿手续，交完了预付金，服务员带她进了房间（她特地要了个小单间），打开窗户子，前后左右上下仔细察看了一下环境状况，放下那两片并不干净的窗户帘子，换上自己带来的那双棉拖鞋，这才神神秘秘地打电话到一监的“文化室”，通知韩起科，赶紧去看她。
韩起科虽说感到十分意外，但异样的惊喜和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个中原由的那种心跳，让他几乎是一分钟都没耽搁，撂下电话就跑到管教那儿，胡乱找了个由头，请准假，去了那个“红星旅社”。他感到意外，是因为“薛姐”刚走不多久。
再次见面相隔的时间从来也没这么短过。这也是“薛姐”这一次来之前不敢声张的原因之一。她怕“老舅”因此而起疑心，怕他上她爹妈那儿去告状。老爹虽说只是个科长，但毕竟是军区的老同志，自己的闺女有事没事地老往监狱跑，去找一个假释的“男犯”，他能容忍吗？万一知道这情况了，这位文化不高，但原则性很强的老军人能有她好受的？那天见了韩起科，她跟他说的也只是，办事路过这儿，顺道拐过来看望一下。她不希望给韩起科造成一种印象，她是专门来看望他的，而且已经到了“迫不及待”想见他的程度。
她不想在他身上惯出啥毛病来，把他宠得“不知天高地厚”了，以后再没法相处。在韩起科之前，她交过男朋友。两三年里，交了好几个，但一个也都没存住。这也是那位“大舅”要说她“肥的吃腻了，想上这儿来改换改换口味”的原因。但那些男朋友之所以最后都没能“存住”，她觉得真的不怪她。这些男孩中，有干部子弟，也有平民的孩子。家境自然殊异，本人性格爱好相差也挺大。但相继都离开了她，她最后总结教训得出一条，如果一定要从她身上找原因，只能怪她为人太热情，待人太真心。一点余地都不留，把他们一个个都惯坏了宠坏了，以为自己真是他妈的啥“白马王子”，回过头来，又不把她放在眼里了。那天，她对韩起科说，她只能在这儿待一天一宿。她说她上一回去文化室的时候，就发现他老借用公家那个砖块式录音机听歌。“你这习惯可不好了。老公私不分，我不喜欢。一个录音机才多点儿钱嘛？咱们贪这便宜干啥？我跟你说过多少回，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着掌勺的学大厨，跟着吹唢呐的吃豆腐。（以往，这一带雇和尚道士打鼓吹唢呐的上家里来做丧事，中午晚上吃”工作餐“时，菜肴多以豆腐为主。）你这个小文盲，自己在这种环境里，就得知道要管住自己。再说，我看你老喜欢听那种哥哥啊妹子啊你爱我我想你的歌。这种歌有啥意思么？叫你‘小文盲’，你还不警觉？得匀出点时间，多读读书看看报，不比啥都强？！”
一边数落，（就像数落儿子那样，）一边从旅行包里掏出一个新买的卡式录音机，还拿了两套春夏际换洗衣服，往韩起科手里一放。韩起科的心就热辣辣地通通直跳。
那一段时间，韩起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老是很特别的一种感觉，慌慌地，痒痒地，又没着没落地老盼着能再见这位“薛姐”一眼。这在他，可以说是一件破天荒的事。在此之前，韩起科可以说从来没为女人动过心。在冈古拉的时候，他不想，是因为年龄还小，又一心扑在高福海托付的各种工作上。后来进了监狱，那帮子劳改员闲不闲的，嘴里倒是整天不离女人。但于他，也就是在一旁偶尔地听上一耳朵，偶尔找个没人的地方，独自冲着遥远的地平线，发发呆，红红脸而已。但“薛姐”的突然出现，却让他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异样感。她的絮叨、体贴和专制，都让他心动，让他感到一种特别的温暖和酸涩。他忽然觉出，自己是那么地需要一个人，一个女人来絮叨他，“专制”他，同时又能给他别人替代不了的那种“体贴”。也许这跟他自己从小没有爹，没有妈，没有哥，没有姐，但从来又都以强者的嘴脸出现在冈古拉所有人面前，而现在又一下遗落在人生最低谷之中有关吧。“薛姐”每回离开，都让他感到怅惘。一生中他第一次感到什么叫“空虚”。从高福海那儿，他曾得到过“关心”。但那种“关心”更接近于“管教”。而且是强制的和强硬的。他赞成这种强制和强硬。他以为人需要的就是这种强制和强硬。
十几年来，他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狡猾”地掩藏起自己这种渴望
接触了这位胖胖的“薛姐”，同样有一种强制和强硬，但这里的的确确多了一份他从未经历过的“温暖”和“体贴”。他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会那么的喜欢听她唠叨，为什么竟然跟个小狗似的，那么顺从地由着她叫他“小文盲”，心甘情愿地接受她的“专制”。在此以前，在高福海的安排下，他和人们的关系从来就是“管教”和“被管教”的关系。不是他被别人管教，就是他在管教别人。而那时候，别人的管教（包括高福海的管教，当然也包括这几年在监狱里受到的那些管教），只会让他紧张，有时还会引发一阵阵心的痉挛。但胖姐的“管教”却让他放松。这种放松让他找回当年走进荒原深处野林子里的一种感觉：四仰八叉，随地一躺，微微合上眼睑，放缓了丹田气息，松弛了身上每一块肌肉，设想自己好比一块太阳底下慢慢解着冻的油脂，正在脱皮懈骨地瘫软下来，融入身下这酥松的大地；这时节，由着黑蚂蚁慢慢爬上自己脸庞，听着林下风悄悄在四处游逛，而后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感觉一种暖暖的强大地气慢慢把自己托上蓝天的幻象……他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渴望见到那位胖姐姐。他甚至被自己的这种“妄想”震慑住了。“我想干吗？”他问自己。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狡猾”地掩藏起自己这种渴望，他不让自己在她面前流露这种“渴望”。他怕自己的这种“渴望”会吓跑了她。他觉得“薛姐”跟那些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只是来教育帮助他的。不管这种帮教是多么的贴心，细致，既然是“帮教”
，就总是有时限的，也总是有局限的……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都搞不明白这位胖姐姐为什么要那么关心他？他总是在暗中告诫自己，知足吧，别太那个了，否则，“薛姐”下一回就不肯来了。
要是，她突然不再来了，会咋样呢？有时，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他甚至都不敢再想象下去。
他会立即慌慌地去干别的事情，以努力驱赶掉这个能让人感到有点绝望的念头……但这一回，“薛姐”却在离开哈拉努里仅仅一个月之后，又“秘密”地来看他了。她为什么要把这件事做得这么“秘密”？因为……因为……因为她……他不敢再深想下去。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的惟一的回答是完全不可能成立的。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虽然仍不能最后确定“薛姐”把事情做得如此秘密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但一种狡猾的窃喜，一种无名的焦虑，一种惶惶的期盼，甚至还有一种舍命搏一把的赌徒心态，再加上放下电话时那种异常的心跳，都让他认定，不管等一会儿见了“薛姐”，听她为她的做法说出什么样的理由，他都肯定，这一回她只是为了看他而到这个哈拉努里来的。
这又说明了什么呢？他不敢深想下去……“他们准了你几小时假？能在这儿跟我一起吃顿晚饭吗？”那天，他不无有些忐忑地进了“红星旅社”那个房间，“薛姐”便这么问他。
“不能……我还得回监号参加晚点名……”他讷讷地答道。
“点啥名哟！你在假释中，怎么那么嗦！不能吃晚饭就算了，赶紧把里头的衣服换换。
你瞧瞧你，都跟个脏猴似的了！我看这旅社隔壁新开了个洗衣店，送那儿洗，也不算贵。刚才我去问了，这会儿送洗，赶明天一开门就能取。快换吧。“她催促。”别送洗衣店了。这钱……“他慌慌地说。”这钱我给你掏。瞧你这抠门样儿！快换呀。试试我买的那套衬衣衬裤。我瞧着可能有点大。“她再催。他只得放下手里的录音机，赶紧脱衣服。她却一下脸红了，走过来冲他那正在解衣扣的手，狠狠打了一巴掌，啐嗔道：”你冲谁脱衣服呢？光屁股好看？昏了头了？！“他大红了脸，赶紧抱着那两件新衣裤，跑到楼道里的公用淋浴间去了。等他洗完澡，又换了内衣内裤出来，她也已经把他扔出来的脏衣裤送隔壁洗衣店去了，然后又扔了个小木梳给他，让他把那些支愣着的头发收拾整齐。在梳理的过程中，她一直坐在一旁看着他。目不转睛地。后来又一把从他手里把木梳夺了去，”连梳个头都梳不像样！你说你还能干啥么？！“她一边嗔责，一边拽着他一条胳膊，把他一下拉到自己身前，要替他把那头发重新整理一遍。也许是她无意间用力太大，也许是因为他压根儿就没那防备的准备，更也许他和她一百年都在等这一回，当他踉跄着跌坐过去时，几乎都要依偎到她怀里了。他感到自己的一个肩头触碰到了她上身特别柔软温热的那个部位。他听到她轻轻地哼了一哼，整个身子似乎都本能地回缩了一下。他还觉得有什么同样柔软的一绺东西从他汗涔涔的额角拂过。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便下意识地躲了一下，同时偏过头去看，却发现是”薛姐“的一绺头发。更加不知所措的他，为了稳住自己的身子不再向后倾倒，慌忙间伸出手去自己身后支撑，却没想支在了一个同样温软厚实的地方。一瞬间，他知道坏事了，可能把手伸到”薛姐“的腿上去了。他本能地赶紧缩回手来，却发觉自己潮热的手被抓住了，那是一只冰凉的手。他脑子里一下空白了。汗大颗大颗地沿着脸颊往下流淌。他绷紧了全身，一动都不敢动地依靠在”薛姐“那宽厚的胸怀里。他觉着”薛姐“那只冰凉的手在慢慢地抚摸着自己那只滚烫的手背。他感到了”薛姐“的胸部在剧烈地起伏，他听到”薛姐“轻轻地喘息着，在呢喃地数落：”小文盲，你咋也那么坏呢？啊？你咋也那么坏呢？啊？“喘息声越来越急促……
喝狼奶长大的娃娃
“薛姐”的上半身像大雷雨时漆黑一团的天空，在发出几道耀眼的电光后，便整个都向他覆盖了下来，那同样冰凉的脸颊，同样冰凉的嘴唇，仓促地在他脸颊上眉目间游走寻觅。那只冰凉的小手抓捏得也越发地用力了。他觉得自己就像是被肆虐的狂风旋起的一股沙尘，在狂躁的旋转中扩张升腾弥漫，并隆隆地轰鸣，只想去吞没眼前这整个世界。在经受住了这第一波冲击后，他终于转过身来，但仍然不敢睁开眼来看“薛姐”，只是用那只没被她抓握的手，紧紧搂住了她的后背，全身心地贴近过去，全身心地感受那柔软的起伏，放肆地去呼吸从她衣领和脖颈间散发出气味儿。他拼命地跟自己这一刻突然萌发的渴望和冲动进行着殊死的挣扎。他告诉自己，不能再这么错误下去，得赶紧站起身，赶紧离开这个“温热柔软之乡”，赶紧……赶紧……但这时他已经完全动弹不了了。他渴望得太久了。
在听到那些成年罪犯肆无忌惮地谈论“女人”的同时，他之所以不敢往深处想，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能想象有哪一个女子会跟他这样亲近。也不能想象自己怎么能越过那一道道无比深峻的鸿沟，接近到那一片“孤岛”上的“玉楼琼宇”。而十几年来，太多的关于“女色”和“错误”，和“犯罪”紧紧相联结在一起的训戒和先例，也使他不敢往进一步的方向去思想。但这会儿他却这样被拥抱着。一个关心体贴他的“姐姐”。他内心居然一阵阵地哽咽起来，一种感激，一种感动，整个点燃了他所有的欲望。世界消失了。这时的他，只想用力地把自己或把她一起挤压进那个沸腾的无底黑洞里去，把自己完全消融到那片温柔之乡中去……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大概因为转身时太慌张，位置压根儿就没坐正确，“薛姐”的一只膝盖紧紧地顶住了自己的腿裆。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感觉到这一点时，忽然……忽然……他浑身抽搐起来，剧烈地颤抖起来……他忙松开手，躲避似的离开“薛姐”，并呆呆地坐直了身子，脸色苍白，虚汗淋漓，低头不敢再看对方。
“薛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呆坐了一会儿，才细声地问：“怎么了？弄……弄疼你了？”他忙站起，忍受着裤裆里的那片湿冷，只说了声：“对不起……对不起……”便抽身走了。
过后，他俩有一年多没见面。他怕。她也怕。但她还是有信给他。他当然是有信必回。只是双方都不提见面的事。一直到韩起科的刑期快满了，她突然又提见面的事了。只不过，这一回她是这么说的，省博物馆将要为建国多少多少周年举行一个本省考古成就展，她在信上问道：“小文盲，有兴趣来看看吗？我能替你搞到赠票，一张，两张都行（如果你已经有女朋友的话——”薛姐“这样注解道）。我还管报销路费。管吃住。一个人的，两个人的，我全管。想来学习学习吗？”他当然要去。立即试图写回信。写了几次，但最后都没发出去。
写着写着，他就为难起来。拿不定主意了。他不知道“薛姐”写这封信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接受这个“邀请”，去省城“学习”一下。如果“薛姐”没有别的意思，真的只是请他去看一下展览，“学习”一下我省考古最新成就，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那个必要，大动这个干戈。假如“薛姐”跟他一样，这一年多来，一直火急火燎地渴望着再见到对方，那么，一旦真的到见面的那一刻，他又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不犯任何“错误”……特别是万一做出什么过火的举动，伤害了这位“胖姐姐”，或者，即便没到“伤害”的程度，却让对方严重误解了自己，最终导致失去这位善良而热诚的“好姐姐”，如果结局真会是这样，只能是这样，他还不如不去。
他怀疑自己，真的走到“胖姐姐”跟前，自己还能不能保持“必要”的冷静和克制。八九年来，人们从他恭恭敬敬的态度里，谨小慎微的作风中，站在谁面前都垂手低眉的外表上，几乎早已忘掉了他是一个“喝狼奶长大的娃娃”。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在梦中，有时在深夜，有时在极端苦恼时，脑子里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出现狼群在铃铛刺丛林中疾奔的场面，他会听到那一阵阵疾奔时的风哨声，灌木丛枝条在脚爪下嘎巴嘎巴折断的声音。他会真切地感受到疾跑时身子的晃动，鼻翼急速的翕合，四肢关节优美协调的伸张，感受到林子外那股特别清新的空气的召唤力，感到集体守望的焦虑和喜悦，还有那种你长嗥一声，我短吼一下的激奋……他害怕那一口狼奶和野性会让他在再度见到“薛姐”时，失去任何控制，就像那年的那一天，他向麦草路上洒煤油扔打着了的打火机……他真的不希望被“薛姐”误解，也不希望被她拒绝；他不希望在本不该由他来得到的那份情感面前陷住了脚步，但更不希望失去本该由他得到的那份真心和……和挚爱……他自己也拿不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一直到那天，他以自由人的身份，正式走出监狱，被原小分队的那些伙伴们接到那个“摩托车修理站”院子里，见到那个四川小丫头时，他终于明白，无论是这位十八九岁的小丫头，还是将来哪位二十八九岁的大丫头，都不可能消除了自己对那位三十多岁的“胖姐”的思念。因为这毕竟是自己在最艰难时刻从“女人”那儿得到的一份情感。那天，聚会散了后，等马桂花和张建国也都走了，他走到小丫头住的房间里。小丫头见韩起科突然大步向她走来，不无有些突兀。但她倒也镇静，只是稍稍后退了一步，指着身前的一把椅子，对韩起科说道：“韩哥”，坐。“韩起科坐下，平静地打量了小丫头一眼，只见剪着齐耳短发的她，脱去聚会时穿的那件粉色薄呢外衣，里头穿的是一件藕荷色的涤棉长袖衬衣，下身依旧穿着那条在任何一个农村集市上都能买到的武警绿女裤，中跟的黑皮鞋今天特地擦得锃光瓦亮，衬着一双带花边的白袜。整体看来，倒也细巧宜人。”我出去打个电话。“他说道。”家里有电话……“小丫头提醒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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