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我的事业
艾尔·里德
巴基斯坦加舒尔布鲁木四峰的西坡、尼泊尔洛子峰的南坡，以及阿拉斯加迪基山脉的东坡，这些都是世界上最险峻的山峰，首攀这些山峰被认为是精英和勇敢者成就和勇气的标记。毫无疑问，高标准的攀登既要求身体上的巨大耐力，还要求具备心智上的坚忍不拔，以克服恐惧（或克服绝大多数的恐惧），并且利用这种恐惧来磨炼自我保护的本能，来获得攀登的成功。正如读者们在本书中经常读到的那样，即使是最优秀的登山者也会遇到灾难。他们会跌倒，或者其他的东西会跌落在他们身上--岩石、冰崩或雪崩，甚至其他登山者。在挑战自己的极限攀登山峰，尤其是去征服未知领地的时候，正是这种令人刺激的、在恐惧和控制恐惧之间的冲突，使你处于一种极度的专注、创造力和兴奋中，使登山不仅成为身体上的运动，而且也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也正是由于缺少了这样的冲突和创造力，使得我们回到山谷的生活显得如此的世俗和令人无法满足。你一旦品尝过原汁原味的这种体验，就很难抵制重返大山再去冒一次险的诱惑。对于有些人来说，登山是可以上瘾的。
技术性登山给你带来的还远远不止这种刺激感。绝大多数一生都在追求攀登的人对于大山有一种尊重--实际上是一种敬畏。大山拥有巨大的自然力量，对于那些接近它们的人具有极大的力量和魔力。它们能够引起人们对于无与伦比的美丽和可怕的未知世界的一种充满冲突的感受。它们表面上看起来可能平和而安详，却能突如其来地释放出强大的、狂暴而致命的雪崩、洪水和泥石流。仅仅在200年前，人类才开始怀着敬畏的心情攀登山峰，仅仅是出于宗教朝圣或牺牲的目的才敢尝试攀登高山的顶峰。然而如今，有更多的人满足了他们对登山的渴望。
从能够记事开始，大山已经牢牢抓住我好几十年了，大山驱使我将一生的工作都从它们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包括艾克桑登山向导公司，一家位于怀俄明州大梯顿山国家公园的技术登山公司，我从1959年开始就在那里做向导，现在我是这家公司的总裁；尼泊尔的高山旅行公司，我曾经担任过这家公司的执行董事；还有我帮助成立的喜马拉雅大河探险公司，这是尼泊尔的第一家探险漂流公司；还有地理远征公司，这是美国最主要的探险旅行公司。
我和我的合伙人，再加上出色的员工，利用我们对最令人尊敬和最勇敢的探险的渴望，成立了地理远征公司。探险旅游这一行充满了强劲的竞争对手。为了创造自己的缝隙市场并保持领先地位，我们为顾客提供到最遥远的、从前无法到达的地区的旅程以吸引他们，而我们的竞争对手不具备对这些地区的知识，或者根本没有兴趣去开发这些地区。我们的旅行最终使我们完成了第一次穿越位于中国西部新疆和吉尔吉斯斯坦之间的吐尔尕特山口的商业旅程；完成了美国人第一次穿越巴塔哥尼亚冰冠，此冰冠跨越阿根廷和智利的边界；完成了在越南北部的第一次商业性徒步旅行，还第一次成功地完成了穿越南佐治亚岛的商业旅行，再现了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史诗般的探险历程。
只有亲历风险的人才能最好地理解风险，这样的风险极大地帮助我理解并建立了这样一项业务，吸引我自己首攀了一些山峰，并磨炼了首攀成功所必需的坚毅、冲劲和专注。在我登山的早期年月里，没有什么比攀登更让我兴奋的，而且由于当时没有什么人从事这项运动，因此首攀的机会十分丰富。正如许多年轻的攀登者一样，我试图效仿当代的英雄，如法国登山者利昂内尔·泰雷和加斯东·勒比费以及奥地利人海因里希·哈雷尔和赫尔曼·布尔。他们和其他的登山家们在阿尔卑斯山进行的开创性首攀是崇高的探险、勇气和牺牲的典范，这些登山家至今仍然是我崇敬的偶像。
我在科罗拉多和梯顿山脉的首攀与我的欧洲英雄们相比就黯然失色了，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些日子是我生命中最刺激的一段时期。每次去登山，我都能够体验到一次真正的探险。我们的设备比较简陋，当时还没有羽绒服装，没有粘性橡胶，只有用于保护的铁锥。登山用的锁扣是铁的（不是今天使用的那种高科技的阳极氧化铝合金），当时也没有螺母或凸轮。对于登山来说，那时尼龙绳还是全新的东西，但是绳子经常太硬了，以至于没有办法打结。
1955年，我第一次攀登了大梯顿山的北坡，然后考虑是否进行一次大的攀登。我穿的是军队剩下的二战时笨重的滑雪登山靴、军队剩下的棉质裤子、棉质运动衫，带了长长的木质冰斧、帐篷和皮背包、铁质的登山锥、登山锥锤以及沉重的钢质尖鞋钉。（相同的一次攀登在今天的装备将会是Goretex的外衣、暖和的羊毛衣物、轻快的粘性橡胶的靴子，同时还有凸轮、铝质螺母、短且轻的技术性冰斧以及最先进的内架包。）攀登到山坡一半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次严重的暴风雪，必须露营在一个小小的悬垂底下，它根本就不能保护我们免受暴风雪带来的雨点般的落石的袭击，让我们受尽了雨水和风雪之苦。第二天早晨，我们必须决定是要撤退还是继续。尽管岩石的表面裹上了一层不稳定的冰雪，我们还是选择强制性地爬到山顶。我的伙伴们在这样的一次经历后完全放弃了攀登，但是我们对自己在这次成功的登顶中所表现出来的坚忍和毅力颇感自豪。我们本可以选择更简单和更安全地绕绳下降到下面1 500英尺的冰川，但这根本无法与登顶相提并论。尽管北坡以前曾经有人攀登过，但这却是我第一次攀登这样一条令人敬畏的路线。这样一种个人先锋的精神深深地吸引着我。
如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山峰都已开辟了多条路线，首攀基本上都已完成。现在登山比的是谁的时间最短，谁能够攀登最激进的路线，通常是很危险的路线，并且能够以滑雪、滑雪板、悬挂式滑翔或翼伞式滑翔的方式滑下山。剩下的即使是最伟大的探险也将极有可能需要专有技术和设备的支持。由于手机、无线电、全球定位系统和大规模的救援组织的出现，真正的自我依赖式的登山消失了。然而一些无形的东西仍然还是区别成功与否的标志，我相信坚忍不拔是探险和商业中一个关键成功要素。
将探险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所需要的坚忍不拔远远超过登顶的要求。我就是通过坚忍不拔并且付出巨大牺牲，才将对大山的热爱变成了一项事业。也许由于父亲是一位科学家的缘故，我从来没有想象过将事业寄托于商业中，尤其是自己创业。我在大学的课程没有一门是关于财务和会计的，只有一点点课程是有关商法的。虽然缺少一个常春藤联盟的MBA学位来为我打下基础，但是没有哪一个MBA课程能像大山那样为我作好从商的准备。
发现我的事业
我对登山探险的激情可以追溯到幼年时代。6岁的时候，我读到了父母每月俱乐部推荐书籍《征服高山》和《白塔》。尤尔曼描写的攀登世界顶峰的历险传奇深深迷住了我。我童年的一部分是在位于亚利桑纳的纳瓦霍印第安人保留地和位于新墨西哥北部的大山农场长大的，所以山峰对我来说从来就不遥远。从那以后我就迷上了登山，但是直到大约13岁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学习登山技术。我很快便开始了正正经经的攀登。我当时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它将会成为我事业的基础，并变成了一个不断寻找冒险的过程。
在攀登梯顿山的早期，我遇见了格雷恩·艾克桑，艾克桑登山向导公司的所有人。格雷恩拥有巨大的领袖魅力，他的出现让人感到一种权威，但他同时还具有一种天生的亲切感，我开始深深地崇拜他。他的出现，以及令人惊异的向导历史和传说，使我除了想当一名登山向导之外不想再干别的，但是我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尽管如此，我就是不能够忘记在《白塔》里读到的那些形象，它将向导描述成了面临危险的时候需要领导艺术的角色、为了保护客户需要荣誉感和自我牺牲精神的角色，因为客户将他们的生命满怀信任地交到了向导手中。在年幼的我的眼中，这是最勇敢、最让人兴奋的职业。又经过了5年的攀登，这5年中攀登的是当时梯顿山最困难的路线（主要是为了给格雷恩和他的向导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最终获得了格雷恩的足够信任，他邀请我成为他的5个向导之一。我当时22岁，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誉。但是我也学到了一个很有价值的东西：我一开始就认定我想要做一件非常具体的事情--为艾克桑登山向导公司做向导--之后我就顽强地追求这个目标，终于在好几年后实现了它。
格雷恩亲自培训了我，确保我学会严格要求，苛求细节，而且，最重要的是，在问题和危险发生前就预计到它们（在登山中，危险一旦发生，采取措施经常是已经太迟了）。他将他的坚忍传授给了我，并要求我要学习正确的向导技巧和礼仪。格雷恩非常宽厚仁慈，我在不断向他学习的过程中变得越发尊重他，忠于他。他让我成为艾克桑公司的首席向导，后来还让我和几个同事一起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1963年，我的第一次高山远征是位于阿拉斯加的麦金利山，它是北美的最高峰。我和一位在艾克桑公司做向导的同事没有得到加入美国首次攀登珠穆朗玛峰远征队的机会，因为我们当时还没有攀登比较大的高山的经历。然而艾克桑公司的其他几个向导却参加了这次攀登（艾克桑公司的一位向导在珠穆朗玛峰的昆布冰崩中丧生了）。我极度嫉妒他们的探险，并发誓将来再也不会被一个我想加入的远征队所拒绝。但是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首先需要立刻积累一些攀登主要山峰的经验。我和同事看中了从未有人爬过的麦金利山的东路。（我们这次攀登之后这条路线也仅仅被人爬过了几次而已。）
对于参加这次远征的6个人来说，这是一次完美的探险。我们在晚冬时分开车走在阿拉斯加的高速公路上，然后在传奇的无人区飞行员堂·谢尔顿的带领下飞进了鲁斯峡谷。6个星期的远征囊括了我们所想要的一切：雪崩、刺骨的寒冷、在冰川上酷热的日子、掉进裂缝里、陡峭的技术性攀登、复杂的找路、未知的地形，还有强烈的暴风雪和大风使得我们必须在帐篷里用自己的身体紧紧地抵住帐篷以防止它被撕碎或倒塌。山的这一边没有别的人，因此我们是孤独地行走在北极的荒野中。亨廷顿山、驼鹿牙、鲁斯峡谷旁所有的山峰都没有被攀登过，一次刺激的探险也就不过如此，我们的远征获得了不朽的成功。
麦金利山的经历让我知道高海拔攀登是一种背着沉重背包在稀薄的氧气中进行的残酷缓慢的爬行--艰苦、筋疲力尽，而且让人很不愉快。在这次探险中，以及后来在喜马拉雅山探险中的很多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再坚持10步才停下来。”然而，我只走了8步就停了下来。我经常盯住前面雪的一个特点--仅仅是一个涟漪或者是一个影子--然后将它变成我的一个目标，使我能够到达那个地点，然后简短地停顿一下，撑着我的冰斧呼吸一下空气，然后才能继续前进。你不断地挑战自己，你告诉自己下一次你将从身体上更充分地作好准备，能够更好地完成更小一点的目标。然后你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你用大目标来代替小目标，用更艰难的路线来代替已经很艰难的路线。完成了这个目标之后，你赋予自己力量以更好的方式，而且经常是在更短的时间内来完成更高、更大的目标。
无论在商业中还是在登山中，或者是在登山这一行当中，坚忍的人总是在努力地完成下一个目标，并且不断地提高标准。这就是你成功的基础，也是你在前进中不断获得成功的基础。
一片混沌
1961年和1962年，我受聘担任波多黎各维和部队训练中心的第一任登山和远征教官，在那里我向将要开赴海外执行任务的维和部队志愿者传授生存技巧。这次训练是为了向他们说明如何通过自我尊重和坚毅来获得卓越的表现，并且帮助志愿者对付极其落后的条件和极端不同的文化。这次训练也让我认识了他们的主任比尔·德拉诺，是他敦促我进入了外交界。1964年，我进入了乔治城大学的外交学院。
在乔治城大学，我真的是必须认真好好学习。我甚至还得学习另外一门语言（德语），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但是登山中培养出来的坚忍精神帮助我完成了漫长的阅读、枯燥的记忆和久坐学习。
在经过了两年的学习之后，我渴望一些刺激的东西。我到了哥伦比亚和尼加拉瓜，从1966年到1968年在那里工作，初步感受到国际政治斗争的滋味。这一地区是混乱的汇集之地，我发现自己处在游击战争和政治暴力的外围。我目睹人民所处的赤贫状态，并看到现有政治权力结构对任何能够威胁其存在的力量所采取的极端残酷的镇压。在尼加拉瓜，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有枪。我认识的很多女性在她们的小包里放着大口径短筒手枪。只要稍有刺激，人们就会掏枪开火。在哥伦比亚，真正严重的政治斗争发生在像波哥大这样的大城市里，或者在群山掩盖的丛林里进行。我不站在任何一方，我发现政府军和叛乱分子都令我着魔。很显然，大山不是探险的惟一来源--高度敏感的国际政治环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令人着迷的心灵冲动。我希望能够更多地了解它，并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在又一年的滑雪教练和向导工作后（我还是忍不住重新回到了大山），我最终决定要让硕士文凭派上用途，我要去参加外交部考试。在喜马拉雅山脉和中国与亚洲次大陆交界的地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专业外交任务的机会。这真的是一个冒险的职业--在地球上最好的登山地区之一。也许我不必为了追求一个职业生涯而放弃我攀登的梦想，也许我可以将这两个令人愉悦的世界结合起来。我有幸在1969年的下半年成为被选中的几个申请者之一。
道拉基里峰和灭顶之灾
喜马拉雅山对我来说并不陌生。1969年春季，有人邀请我担任美国道拉基里峰远征队的队长。那次远征一开始获得了攀登巴基斯坦境内Malibuting峰的许可，但是在最后一刻，巴基斯坦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关闭了它的山脉，同时，尼泊尔在关闭了它的山脉几年之后又出人意料地开放了它们。（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中国向尼泊尔施加了外交压力，迫使尼泊尔将印度军队和其他的外国人赶出了与中国西藏交界的喜马拉雅山边界，这一规定包括登山者。美国登山家们又使得这一情形更加恶化，1962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塞尔领导下的一支小小的远征队秘密地越过尼泊尔边界进入西藏，到达了接近卓奥友峰的Negojumba冰川，试图攀登珠穆朗玛峰的Rongbuck一端。这是一次让人艳羡的探险，虽然它最终失败了。不过当塞尔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写了一本有关这次非法跨越边境和远征的书，这样中国政府迫使尼泊尔向任何类型的高海拔登山者关闭属于尼泊尔那边的喜马拉雅山。）
1969年我们出人意料地遇到了这样一次在尼泊尔攀登的机会，我们将目标选择为26 810英尺的道拉基里一峰，它是世界上超过8 000米的14座山峰之一（所有这14座山峰都位于尼泊尔、中国和巴基斯坦）。
尼泊尔当时十分让人着迷，跟如今完全不一样。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外国人和汽车，没有交通堵塞，没有卫星电话，也没有电。空气水晶般地清澈，狭窄的街道和市场看起来好像是完整地从中世纪的东方挪过来的。萨满教的僧人们跳着舞并向人们提供神奇的药剂。残废的乞丐，很多都有麻风病，在四处游走，天花和脊髓灰质炎破坏了他们的面庞，使得他们身体变形。村民们用牲口在大量神像前祭祀，成群的狗在大街上游荡，取食垃圾和粪便，夜间豹子在小镇的郊区出没，捕食山羊和狗。
道拉基里峰本身是座十分难以征服的山峰，难度可以说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它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有关喜马拉雅山脉不可预测性的教训，也教会了我们知道如果做得太过分的话将会有多危险。我们的远征队一共14个人，包括两个夏尔巴人和一个政府联络官员。我作为先遣队员提前出发去准备营地帐篷，并侦察路线。我们仅用一天时间就从7 000英尺高度爬到了16 000英尺处，我得了肺气肿和脑水肿，这是由于在太短的时间内爬的海拔太高，没有留出时间来适应。我也听说过有关高山反应的医生警告，但是天真地以为我的身体足够强壮，不会得这样的毛病（我后来知道身体的强壮与否跟这个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身体适应高海拔的能力）。我失去了知觉，同伴们用帐篷将我包裹起来，将我顺着陡峭的冰川滑下，穿过耸立的冰塔林。这次远征的医生吉姆·莫里塞攀登了5 000英尺在冰川的底部与我会合，他现在是位心脏外科医生。当时，我处于极度虚脱状态（身体僵硬，手臂弯曲，双拳紧握胸前），大脑和脊柱之间的传导神经遭受了严重的压力，大概再晚30分钟就有可能死亡。吉姆成功地挽救了我的生命，但我昏迷了36个小时。醒来的时候，我一只眼由于视网膜出血而看不见东西，自己也无法行走。夏尔巴人和脚夫必须抬着我下行5 000英尺到位于7 000英尺处的卡拉巴尼村庄。
当我基本复原的时候，我步行两天到了山谷北部的吉墨生。吉墨生当时有一个原始的飞机跑道，偶尔会有军队或联合国的飞机在那里降落。我希望能够搭乘去加德满都的飞机，将看不见的那只眼睛检查一下。不幸的是，在地平线上根本看不到任何飞机的影子，看起来我好像不得不再徒步回去了，这又得花大概一周的时间。
我到达吉墨生之后的第三天，远征队的一名成员，吉夫·邓沃德走进了我住的房子。
“雪崩，”他简短地说，“死了七个。”他麻木地坐下来。我们一边喝酒，他一边描述我的登山小队的集体死亡。
雪崩发生的时候吉夫正在营地的帐篷里，当时是快接近中午的时候。天空中本来有云，气温比较低，但是到11点时，冰川温度开始上升。先遣小组刚刚把一根圆木搭在一条裂缝上，并且计划开始下山。就在这时，从头顶传来了炸雷般破裂的声音。一场巨大的雪崩包围了整个小组，将刚刚搭上桥的巨大裂缝填满了。楼·雷查德向一个冰圆丘后面俯冲过去，雪崩向他喷涌的时候扯掉了他的背包。巨大的怒吼充斥在空气中，不断掉落的冰块，有的如冰箱那么大小，隆隆地滚过身边--然后是一片沉寂。楼站了起来，希望能看到远征队的其他成员从藏身的地方爬出来，但是没有人出现。他跑上跑下，呼喊同伴的名字，但是，还是没有动静。四周只有寂静的冰川和高山上刮过的风声。因为雪崩是由冰和沉重的雪组成的，因此即使知道应该从哪儿开始挖，楼也根本没有办法挖。所有的人都不见了，消失了，死去了。当时，这是喜马拉雅山攀登史上最大的一次灾难。
楼·雷查德活下来之后创造的另外一个奇迹是，他在后来的一次远征中又回到了道拉基里峰，而且是仅有的两个登上顶峰的攀登者之一。楼后来继续攀登喜马拉雅山脉的主要山峰，曾经征服过楠达德维山、乔戈里峰和珠穆朗玛峰，走的都是首攀的路线，而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经历了雪崩的死里逃生之后，楼具备了征服如道拉基里峰般同样危险和困难的山峰的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勇气。
外交生涯和激增的机遇
1971年，我以外交官的身份回到亚洲。这对我来说是一次令人兴奋的经历，但是没有大山总让我觉得缺少了些什么。在孟加拉战争期间，我被分配到印度加尔各答的美国领事馆，后来又分配到加德满都的美国大使馆。在尼泊尔，周末的时候几乎无事可做，因为大山离得太远了，一个周末根本不够来回一趟或者攀登一次。但是，我却开始探索这个国家的大河，它们中绝大多数还没有人漂流过。我的第一个漂流筏是由参加过1973年美国道拉基里峰远征的隆·费尔送给我的--一个4英尺的可充气式漂流筏。隆·费尔后来在飘流秘鲁的乌鲁班巴河时不幸身亡。在经过不断的尝试和犯错之后，我获得了一个12英尺的埃文漂流筏，对于漂流尼泊尔无人开发的激流来说，这是一个完美的交通工具。
我的美国探险旅行公司的一些朋友经常来尼泊尔，带领一些探险客户来旅游，并提供有关漂流的建议。可敬的登山者斯基普·霍纳帮助我设计了船的框架，并为我的埃文漂流筏制作了桨。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和斯基普以及其他一些朋友开始探索尼泊尔高海拔的河流。在这样湍急的河流中很显然存在着商业机遇。当时，尼泊尔的高山旅游业仅限于运动观光、文化旅游、登山和长途步行跋涉，可以进行其他任何业务的基础设施并不存在。然而，在那儿却有很多小飞机可以将漂流筏拖到大河源头的小飞机场上，还有很多脚夫非常愿意为你运送漂流筏。
与此同时，我在尼泊尔的任职也快结束了。在外交部，官员需要定期返回华盛顿，了解最新外交动态和国家政策，重新熟悉美国的情况，然后再找一个外交职位。这些我都明白，但我也知道在华盛顿特区周围几千英里内根本没有值得一提的高山。幸运的是，我结识了吉姆·爱德华兹，他是个充满领导魅力的英国人。他曾经在泛美航空公司工作，后来开始经营虎丘丛林驿站，这是一家位于尼泊尔丛林的蒂莱地区赫赫有名的观光旅馆。
吉姆正在寻求扩大业务的机遇，计划收购高山旅行公司--尼泊尔提供步行和登山旅游设施的供应商。该公司是由一位名叫吉米·罗伯茨的英国陆军上校在1963年创立的，当时他结束了在加德满都英国使馆担任武官的使命。吉米是第一位发明徒步旅行这个词的人，当然，现在它已成为全球风行的一项业务。吉姆·爱德华兹建议由我来担当这家公司的执行董事。在夏日的几个月中（尼泊尔的季风季节），我可以回到梯顿山担当艾克桑公司的登山向导，作为我的副业，我可以开始成立我一直在思考的那家漂流公司。
很多人都羡慕我的外交官身份，我自己也很怀念这段日子，心中一直引以为豪。放弃这样一种职业，我必须鼓足十二分的勇气--每当想起未来的前景我就感到难过。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能够鼓起勇气继续前进的话，动力和毅力将帮助我在前方未知的领域里成功。辞职是我所做过最困难的一件事情，但看起来好像当时正是合适的时机。我只是重新回到了以大山为重心的一项工作上，这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当世界局势恶化的时候，我确实回首过去渴望投入到斗争中去。
很快我就不用写政治报告了，而是组织夏尔巴人进行长途跋涉和登山的远征，勘察路线，了解有关尼泊尔的喜马拉雅山的细节，并且开始认识了像克里斯·鲍宁顿、雷纳德·梅斯纳尔、埃德蒙·希拉里爵士、彼德·哈伯勒、道格尔·海斯顿以及其他一些登山名人。我将朋友迈克·雅戈从怀俄明州的杰克森荷尔带到尼泊尔，帮助我一起创建并管理我的漂流公司，我将之命名为喜马拉雅大河探险公司。
河流漂流业务太难开始了，甚至让人觉得有点可笑。购买的漂流筏必须作为个人行李托运，而且必须归到帐篷的分类里来通关（当时还没有关于漂流筏的通关规定）。另外，大多数尼泊尔人不会游泳，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奔流山中的河流是让人害怕，应该躲避的东西。我们在报纸上招贴广告，招聘“白水河向导实习生”，前来应聘的几个人更多地是对什么是“白水”感兴趣，对于工作则没有多大兴趣，尤其是在了解了工作都要干些什么之后。
迈克并没有放弃，他耐心地聚集了一群优秀的尼泊尔向导。他教授他们成为了优秀的河流游泳专家，开发了一个重量训练项目，并教会了他们急救。随着徒步旅行者不断听说我们的名字，我们逐渐建立起了一个客户群。大多数业务都是到翠苏里河的当日往返短途旅行，这条河沿着加德满都到博卡拉的公路流过（这条公路在当时还是很新的）。许多客户选择三天的虎丘游。
我们一直碰到的一个障碍是交通工具。几乎每天能够租到的交通工具都不同，我们用这样的工具将漂流筏、客户和船夫运送到河上指定地点。这样的交通工具绝大多数都是出故障的卡车或陆地越野车，客户们经常不得不自己下车来推车。我们经常遇到技术性的延迟、抛锚、车冒浓烟、车上的金属卡嗒卡嗒响，这些都发生在艰险的山间道路上。但不管怎么样，努力工作、运气和毅力使得我们最终都到达了目的地。我们很快拥有了良好的交通工具、顺畅而又专业的运作，并看到了一个行业的发展。我们的成功也孕育了竞争对手，在10年之内，尼泊尔大概出现了150家漂流公司，这预示着一个全新的获利丰厚的行业在南亚开始。
发展业务的努力也使我能够继续攀登事业。通过在尼泊尔的高山旅行公司积累的资源和认识的人，我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组织攀登高里三喀山的许可证，这是一座位于尼泊尔和中国边界、海拔高达23 440英尺的山峰，从未有人攀登过。许可证所规定的条件十分严格，并且由尼泊尔的皇室成员Kumar Khagda监督执行（他后来在2001年的皇宫血案中身亡）。任何远征必须包括相同数目的尼泊尔人和外国登山者，最后登顶的人也必须一半对一半。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座山的首攀--这是最后一座尚未被人类征服的主要山峰。
几个月之后，由于业务的拓展，我获得了去中国谈判攀登贡嘎山的机会。贡嘎山位于四川省西部，海拔24 900英尺。（这对我来说非常奇怪，因为几年前，当我还在外交部工作的时候，中国还是我们的敌人）。我同时也想说服中国政府在西藏、青海、四川和新疆开放像在尼泊尔那样的徒步旅行，这些地区都是刚刚有限制地向外国人开放的群山环绕的地区。这些地区几十年以来都是封闭的，当时是世界上最受追捧的探险目的地之一。利用我在外交部工作的背景，我告诉中国政府，如果他们在当地投资建设旅馆和其他旅游基础设施前能有限制地开放徒步旅行，他们就会获得急需的外汇和收入，而且这些收入的一部分将流到当地人的手中。我解释说，在徒步旅行中，客户只是在你的这片土地上用脚走了一遍，而外汇却源源不断地流入你的口袋，那些传统旅行所需要的巨大资本投入可以以后再投资。我并不认为中国人真的理解了这个概念，但是我们发展了一种个人的关系，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我们一开始先运作了几次旅行，很顺利。然后在一些极其偏远、以前无人到达的地区做了进一步运作。当时惟一的问题是，中国缺乏一流的住宿设施。
地理远征和严酷的现实
我本来有可能在尼泊尔再住几年的，但是对于高山旅行公司这个名称使用权上的商业争议，再加上其他一些问题，使我最终没能继续留下来。但是我在中国的经历得到了回报：我和吉姆·爱德华兹，还有泛美航空的前主管乔治·达泊泰收购了一家由琼·桑德斯在加州创办的探险旅行小公司，名叫InnerAsia。琼从事探险这一行已经好多年了，美国人在中国的第一次攀登--慕士塔格峰--就是由他谈判成功的。琼在中国四个偏远省拥有徒步旅行的业务许可证。
新公司的成立仪式是1983年在旧金山举行的。我们的主要业务是市场营销，创造、包装并销售探险这一概念，该业务占整个行业的半壁江山。营销公司与国外经营公司进行合作，向它们提供客户，负责收款、支付、提供交通和预订机票，安排签证、保险和信息，并在出现问题时提供法律和财务上的追索。一旦某位客户发生事故，营销公司在安排医疗、护送回国，以及启动保险和通知家人方面将起到关键的作用。
在InnerAsia，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领域，但是我们根本就不了解置身于美国这样一个低利润、竞争又十分激烈的市场会有多困难。幸运的是，乔治是个天才，他有足够的资金支撑我们的业务。我们雇了一支规模不大但是十分出色的员工队伍。我们在不断挣扎的同时与以前在尼泊尔高山旅行公司的老客户们联系，还做了一些地点管理的工作。我们需要下定决心才能发现我们的缝隙市场--个人旅游，这是其他探险公司所不屑的。此时，我们的专业技能帮上了大忙，使我们不断开发出极为创新、独特的短程旅游。我们获得了商誉和美誉度，但是仍然没有赚钱。而且不幸的是，正如其他业务一样，探险旅游恰恰需要钱。你可以提供世界上所有富于刺激性的路线，但是如果赚不到钱的话，你在这一行也就干不久了。
探险旅游市场取决于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我们将目标瞄准了经济收入位于上层的人，因为这些客户即使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也有钱，而且他们拥有足够多的历史和政治知识，能够理解我们想推销给他们的形象和梦想。但是我们也需要在可支配收入和可支配时间之间找到平衡。旅程越遥远，费用就越大，同时占用的时间也越久。时间经常是我们最宝贵的财产。绝大多数国外旅游需要至少18天，甚至更长。即使对于有钱人来说，这也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还要考虑人们身体上的承受能力。上了年纪的人有钱，但是通常体力和耐力较差；而年轻人的体力虽好，但通常缺钱。
培育合适的客户真的是一门艺术，尤其还要考虑到地区冲突、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动荡，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探险旅游成为充满风险的行业。发展合适的客户群是成功的关键，而质量控制、客户服务和实施也同样重要。我们虽然销售的是一种浪漫形象，但是必须注重细节，行动迅速，严格要求，提高竞争力才能生存。成功需要不断创新，包括令人眼花缭乱的目录推介和媒体的炒作，同时还需要与航空公司和不同层面的外国政府官员进行内部谈判。
最终将我们推到前台的催化剂是吉姆·塞诺。吉姆担任过优胜梅地国家公园主管的助手，拥有丰富的攀岩经历。1978年，我们在尼泊尔的高山旅行公司组织过一次攀登珠穆朗玛峰的远征，当时他是这次远征活动的队长。这段经历不仅使他成为第一个使用电脑来帮助管理登山活动的人，而且也让他追到了后来的妻子，远征队的医生。考虑到他很强的财务和电脑背景，他应该是我们公司总经理的最佳人选，最终他还成为了我们公司的总裁。这是我们所作出的最好的决策之一。
吉姆是组织、营销和财务方面的天才，他还制作了一本成为我们销售利器的宣传册子，这本宣传册子充分激发了客户的梦想和浪漫的想象，引发人们想象那些经过努力奋斗终于首攀世界伟大山峰，以及在未知的大洋中航行终于找到新世界的那些人的形象。我们的宣传册子获得过很多行业奖项。
由于我们的专业技能，我们能够制定出很详细的旅行日志，能为打电话来想要安排旅程的客户提供很深奥的信息。我们继续从事团体旅游和个人旅游，并且将业务重点从最初的亚洲开始扩展到其他地区。
在经过了数次经营模式的试验之后，我们最终将重点放在关注具体客户的需求上，而不是整个市场的需求上。既然我们的目标是提供高质量的客户服务，我们将决策权下放给员工，他们是与客户距离最近的人，而且向他们提供具有激励作用的佣金制度。开发新的地区是我们的专长，我们提供的是通往勇敢未知领域的诱惑。我很大的一部分个人兴趣就是到那些以前曾经是“被拒绝的地区”去徒步旅行，到那些在我当外交官时位于铁幕背后的国家去。我们首先开辟到塔纳图瓦的旅游，这是位于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边境的一个很小的地区，开创美国在后霍梅尼时代到伊朗的旅行，并帮助开发了巴塔哥尼亚偏远的Estancia Christina地区。我们是1924年以来第一个来到中国西藏雅鲁藏布江旅游的外国人，我们也是第一家提供到西藏Lhamo Lhatso湖旅游的公司。（我们最近刚刚安排了合法的古巴游，现在还提供到沙特阿拉伯的探险旅游，沙特阿拉伯广袤的沙漠至今仍是西方探险者尚未涉足的地区。）很快，许多政府和私人公司邀请我们担任他们的旅游开发顾问，帮助他们宣传项目。随着我们不断扩张，逐渐产生利润，InnerAsia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具体了，于是我们决定将它更名为地理远征公司，以表明我们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都有经营活动。
反 思
我十分幸运，能将自己对探险和登山的热爱变成一项事业，并且一路上碰到了许多给我带来极大帮助的人。探险和登山能激发人们探索未知领域，不断进取，坚持到底。我们所从事的业务就是反映这一精神。
在商业中，在登山中，在探险旅行中，坚毅意味着时间能够克服一切，在这一点上我也十分幸运。在二战以前，还没有人攀登过8 000米以上的山峰。（我是第一个攀登安娜普鲁纳峰的人，后来在1950年有一支法国的探险队攀登过。）当时，整个世界还十分落后，很多地区根本没有交通，其基本信息只能通过《国家地理杂志》了解，跨越国界的登山只是富人的专利。我从商了--我追求自己的探险--在这样的时代，像我这样的人能够安全地进行全球旅行，观察并体验许多原汁原味的文化，并且有足够的财力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黄金年代。
每当疑惑自己为什么要选择探险这一行的时候，我只须在温暖的早晨迎着太阳爬上高山，俯视几千英尺的脚下，迎着风感觉自然的力量，此时我就再一次明白了。
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深藏着对未知的好奇。对我来说，这是人类精神的精华，虽然它经常被每日生活的喧嚣所掩盖。一个人只要拥有好奇心，拥有依此行动的动力、毅力和意愿，去学习，去观察，去了解，那么无论是事业的顶峰还是生活的顶峰，都是无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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