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专题史话
  三、古代五谷相互间的比重
 


三、古代五谷相互间的比重

 

在上面所说的六种作物中,最重要的是谷子。

在我国商代的文字甲骨文里,谷子称为禾(■),象谷子抽穗时的植株形;也称为■,这就是稷的原始字形。甲骨文的年字,写作■,在禾字下面多了一些须根,象谷子连根拔起的形状。连根拔起表示收获,用禾的一次收获代表一年,这表明谷子是商代的首要作物。

周代拿稷来代表谷神,和社神(即土神)合称社稷,并且用社稷作为国家的代名词。农官也称为后稷,而且周族自己说他们的始祖弃曾做过后稷,甚至直接称他们的始祖为后稷。春秋时代鲁国禾麦受灾,就感到粮食恐慌,请求齐国卖给它。在《吕氏春秋·十二纪》中,谈到其他重要作物收获的时候,说“尝麦”、“尝黍”、“尝稻”、“尝麻”,唯独不说“尝谷”而说“尝新”,含有新谷接旧谷的意思。这些现象也说明谷子是周代的首要作物,特别是“尝新”的说法,反映谷子在当时全国粮食供应上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禾原是谷子的专名,到了人们需要表示概括的概念时,由于谷子是当时的首要作物,就用“禾”来概括其他粮食作物如黍、稻等,于是逐渐由专名演变为共名。粟原指谷子的籽粒,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用作粮食的通称。另一方面,谷原是各种谷类的总名,战国末年已经有用谷子作为粟的专名的,至今北方仍称粟为谷子。这种现象的发生,只有因为谷子是当时占绝对优势的首要粮食作物,才能由专名转化为共名;反过来,用作共名时,说到粟或谷,主要又是指当地的首要粮食作物谷子的籽粒。在古代北方,黍和麦虽然也很重要,但是比不上谷子所占的绝对优势。

在古代的农书里,《吕氏春秋·审时》所说六种作物,禾排在第一位。在《氾胜之书》中,禾最重要。在《齐民要术》(六世纪)中,谷也排在最先,而且《种谷》篇讲得最详尽,篇幅也最多。

所有这一切,明显地说明,从远古到南北朝,谷子在我国栽培的作物中一直占着首要地位。

黍在甲骨文中出现的次数特别多,而且商代的统治阶级是饮酒有名的,出土的酒器也很多,酒用黍酿造,可见黍在商代极为重要。《诗经》中时常黍稷连称,也反映黍的重要性。不过《诗经》中说到黍的,地区都在黄土高原的陕西和山西,只有一处是例外。显然可以看出黍的种植偏于较北的高寒地区(黍的生长期较短,适于高寒地区,现在仍是西北、东北北部和内蒙栽培较多,黄河以南就极少)。黍的单位面积产量不及谷子,作为日常饭食,也不如小米好吃。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生长季节较长,种黍就不如种谷子了。总之,黍在古代虽然曾经是重要作物,或者在某些地区非常重要,但就全国来说,它的重要性一直远不如谷子。战国时代的书里面,已经看不到黍稷连称,而是常常菽粟连称了。这就反映出黍的重要性在春秋战国时期又比以前下降了。

麦和黍相反,在甲骨文和《诗经》里,麦的出现次数远比黍少。春秋以后,麦的重要性已渐渐地超过黍。《春秋》这部书里已记载了禾和麦的灾,而没有提到黍的灾。《吕氏春秋·十二纪》中,强调劝民种麦,到时不种要治罪。汉武帝时也曾劝种冬麦。《氾胜之书》特别重视麦,而且说明当时麦的栽培技术的水平已经相当高了,对黍则谈得很有限。麦有两种吃法:麦饭和面食。麦饭在汉代有些地区是一种常吃的食物。古代把各种面食通称为饼,按照当时的解释,麦粉叫做面,用水合面叫做饼。战国初年的书里已经有做饼的记载。秦代有卖饼的小商人。大概从战国到汉代,在北方,麦的栽培已相当普遍,和谷子或大豆轮栽;在粮食中间,它的重要性次于谷子而和大豆相上下,或者还超过大豆。

大豆在《诗经》里出现的次数,不及黍和麦,而多于麻和稻。上面所说战国时代的书里常常菽粟连称,而不见黍稷连称,也说明大豆的重要性在增加。从这一时期的文献里,可以看出菽和粟是人民的主要粮食,豆饭和豆叶汤尤其是一般穷人经常吃的东西。在河南西部,大豆甚至成为主粮。《氾胜之书》里说:大豆保证有收获,容易种植。氾氏主张农家应当每人种五亩大豆,以防荒年。汉代文献里有指出麦和谷子或大豆轮载的,可能大豆的播种面积确实不小。大概在战国到汉代这一段时期里,大豆在粮食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后世。

大麻子在古代是供食用的,所以当时的人们才把它作为五谷之一,到南北朝时代还有吃麻粥的。但是麻在谷类中最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纤维。古代以丝麻或桑麻并称,那时中原没有棉花,苎麻的生产只限于南方,北方的布几乎全是用大麻织成的。《氾胜之书》有种枲(xǐ喜)法(枲即大麻的雄株),《齐民要术·种麻》篇,都是专对栽培纤维用的大麻说的。

稻在南方,很早就是首要作物。《史记·货殖列传》里说:长江中下游的人们“吃的是大米饭,喝的是鱼汤”。可见这里自古以来是鱼米之乡。稻在北方也很受重视,一向稻粱并称,粱是好粟,人们把稻米看做珍贵的粮食。周代的文献反映出,陕西、山西、河南、山东等省都有稻的栽培,而且西周时关中已用水灌溉稻田。西汉时长安郊外一定有大片的稻田,因为据历史记载,汉武帝初做皇帝时,正在青年,夜里时常偷偷地带着人马出去打猎,把稻田踏坏了。西汉后期氾胜之在关中做农官,在他的农学名著《氾胜之书》里谈到用控制水流的办法来调节稻田的水温,可见二千年前北方水稻的栽培技术也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西汉末贾让的《治河策》指出,灌溉放淤可以改良盐碱地,把原来种谷子和麦的地改种水稻,可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五倍到十倍。西汉兴修了很多水利灌溉工程,很可能稻田也跟着有所发展。继西汉之后,东汉到晋朝初年,对于稻的栽培更加重视。据历史文献记载,西起甘肃,东到山东,以及河南、江苏、安徽的淮北淮南部分,自战国以来就有不少地区兴修水利,增广稻田,到两晋又有发展。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曹魏屯田,曾经大力发展水稻。但是话说回来,这些种稻地区,在整个北方的广大田野上,不过是很小的部分。稻在南方虽是首要作物,但是,我国古代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南方比较落后,人口也少,所以就当时全国粮食生产情况来说,稻的总产量远不及谷子,至少在西汉以前还赶不上麦和大豆。


 




屯田,是三国时曹操在魏国推行的一种制度,由政府招募没有土地或没有耕牛的农民,在各级农官的统率下耕种无主荒田。租税是按官六民四或官民各半的比例缴纳的(根据用官家的牛或自有的牛来分别规定)。当时由于实施了这一制度,使得大批流亡的农民重新安顿下来,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