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经济专题史话
  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统治下的邮电
 


二、帝国主义和反动派

统治下的邮电

 

(一)打破中国大门,闯进“客邮”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清朝政府长期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1842年,昏庸腐朽的清政府,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允许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商埠,香港也被英国占据。在“南京条约”尚未签订的前四个月,英国当局就在香港开办了所谓英国邮局。从此,英国就以香港为基地,五口为前哨,在中国领土上任意开办英国邮局。接着,法、美、德、俄、日等国也各自在中国领土上设立他们自己的邮局,其中以日本所设为最多,分布最广。

各侵略国纷纷在中国私设邮政,侵犯中国主权,清政府还美其名曰“客邮”。这些所谓“客邮”,没有任何条约根据,也没有取得清政府允许。那时不仅在沿海、沿江、内地,如北京、天津、沈阳、上海、广州、汉口、重庆、锦州、哈尔滨、山海关、张家口、济南、青岛、烟台、南京、镇江、苏州、杭州、福州、厦门、汕〔shàn〕头、北海、海口、芜湖、九江、宜昌、长沙、昆明等几十个城市设有“客邮”,而且远至新疆的乌鲁木齐、疏附、塔城,内蒙古的海拉尔,吉林的珲〔hún]春,云南的蒙自等边远地方,以及东北南部的广大县城和乡村,也到处都遍布“客邮”。这些“客邮”,都是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目的服务的。有些国家还利用客邮大量贩运鸦片、吗啡等毒品,大量走私,偷漏关税。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中国本系“协约国”一方的参战国,但大战结束后,在1919年举行的巴黎和会上,英、法、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竟确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我山东半岛的权利,拒不归还中国,因而激起广大中国人民的愤怒,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当时北洋军阀政府,在广大人民压力下,曾向巴黎和会提出了取消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特权的八个条件,包括收回邮电通信权利等,但是完全遭到否决。只有俄国新成立的苏维埃政府,于19197月发表对华宣言,自动放弃了沙俄在华一切特权,沙俄的“客邮”才首先取消。

随后,在1921年末至1922年初的华盛顿会议上,美帝国主义为了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反对日本独霸远东,提出了要中国“门户开放”和各国在华“机会均等”的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利用美、日这种矛盾,再次向帝国主义各国提出收回邮权问题。当时,参加会议的英、美、法、日四国在中国都保有“客邮”。这次会议,在中国政府保证外籍邮员仍然掌握中国邮政大权,声明“无变更之意”,并把这个条件写入条约之后,才通过了限期撤销在华“客邮”的提案。1922年底,“客邮”大半撤销。但在撤销过程中,各帝国主义国家仍然百般刁难。如日本帝国主义就强硬要求在汉口日租界设一个支局,支局人员必须懂日文日语,否则不撤。湖北邮政管理局竟然接受了这个无理要求,派了个月薪三百元的高级邮务员做这个支局的局长。尽管如此,汉口日租界当局却仍然违反中国邮章,将邮件全部集中于日本领事馆,交日本轮船办理,使这个支局无事可做。不仅如此,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南满铁路沿线的“客邮”,和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客邮”,都一直赖着不肯撤销。

(二)邮权丧失,愈陷愈深

 

1858年(清咸丰八年),英法联军侵入大沽口,占领天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在中英“天津条约”中有一项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信件、行装囊〔nāng〕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从此,清朝政府便负有保护英国(以后还扩充到其他国家)的公使及其随员所派的邮差在中国境内自由来往的责任。

后来,因为各帝国主义自设专差不便,就由清朝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收代寄各国“洋大人”的邮件;在冬季天津海口封冻期间,交北京、天津、镇江间骑班驿站传送。但由于当时广大农民不断起义,特别是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军同清军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中国南北各省,清朝政府总理衙门认为给“洋大人”专差送邮,途中危险;1866年(清同治五年),就委派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代替总理衙门管理京津沪间的邮运。

赫德自1863年被派为海关总税务司后,不仅掌握了中国海关大权,还进一步企图夺取中国的邮政大权,总理衙门委派他管理各国公使邮件,他当然乐于接受。于是,他就在这一年(1866年)在海关总税务司署内设置邮务办事处,兼办邮政。到了1878年,他又叫天津税务司德国人德璀〔cuí〕琳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上海五地试办邮政,并开始发行中国第一套大龙邮票。1879年还起了一个十足洋化的名字,叫海关“拨驷〔sì〕达”(即英语“邮局”的译音)。德璀琳还商得北洋大臣李鸿章同意,规定招商局轮船和兵舰出口时都必须免费带运邮件。他还试办了北京到天津、镇江,天津到牛庄(令营口),山东齐河到烟台等几条邮路,办理华洋邮件。

1878年以后,赫德感到海关试办邮政没有奉到清朝皇帝的正式命令,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他为了进一步夺得更大的权力,就奏请清朝皇帝降旨,批准他在各埠创办正式邮政官局。他一方面威胁总理衙门说,“客邮”愈来愈多,不及早扩办邮政,以为抵制之计,恐将另生枝节;一方面又假惺惺地向总理衙门保证,海关兼办邮政,可不必另设一套机构,既省人又省钱,将来办好邮政,还可增加国库收入。他为了减少阻力,还许下了欺骗性的诺言,保证对民信局不作不必要的干涉,不给官办驿站找麻烦。说他一定要做到“慎始图终,经理美善”。当时清朝政府把这个老奸巨猾的赫德看成是头等好人,总理衙门终于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根据赫德的要求,奏准清朝皇帝正式开办所谓“大清邮政”,并派赫德专管。从此,赫德便合法地独揽了中国邮政大权。

赫德自从控制中国邮政大权以后,对各帝国主义的“客邮”,不但没有采取“抵制之计”,相反,却与有关各国达成协议,承认各国在通商口岸设立邮局。他对中国自办的民信局和驿站则采取逐步吞食、逐步淘汰的阴险手段,加以摧残和扼杀。

英帝国主义通过赫德之手独霸中国邮权,其他帝国主义怎能不眼红呢?所以法帝国主义就一再通过驻华公使向清朝政府交涉,要求插足中国邮政。1896519日,“大清邮政”的招牌挂起才两个月,法国公使施阿兰就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说:“……将来中国邮政局陆续推广,招募外国人员,其法国人员,亦应公平令其同办。”赫德当然不愿意让法国人来分割他控制中国邮政的大权。他于同年528日向总理衙门呈称:“……至令法国人同办一节,总税务司并无不愿之处……惟邮政之举,究属初创,暂时只用海关人员兼理其事。既无须另派洋员,自可不必专请法人前来。”从此以后,英法两国在争夺中国邮权问题上明争暗斗,非常激烈。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法国公使吕班直截了当地威胁清朝政府说:“中国邮政总管一缺”,要以“法国人充补”。这年四月间,法国公使公然要求清朝政府声明:“中国国家将来设立总理邮政局专派大臣之时,拟聘请外员相助,所请外国官员,声明愿照法国国家请嘱之意酌办。”而清朝政府也居然答复说:“可允照办”。

法国既然如此积极争夺中国邮权,老奸巨猾的赫德为了缓和英、法之间的在华矛盾,1901年,就在他自己兼任的总邮政司下面安排了一个“邮政总办”,叫法国人帛黎充任。1909年,赫德因病回国,帛黎便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继赫德之后,一手控制了中国邮政大权。1911年,清朝政府为了欺骗人民,宣布“预备立宪”,决定将海关兼办的“大清邮政”改属邮传部管辖。但是邮政总局虽然由邮传部派员担任局长,而实权仍然操在邮政总办帛黎和许多外国人手里,一切原封未动。海关办了四十多年的邮政,在移交邮传部时,不但没有给清朝政府赚得一文钱,相反却算出了一笔四十五年的老帐,说海关历年为邮政垫款白银一百八十四万余两,要由清朝政府逐年计息归还。

“客邮”既未能全部收回,全国邮权又先后为英、法等帝国主义所攘夺,邮权的丧失,真是愈陷愈深了。

(三)中华邮政四十年惨景

 

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这次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

从邮政方面来说,“大清邮政”这块招牌虽然换成了“中华邮政”,但是邮政实权仍然操纵在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原封未动。

1915年,帛黎因病回国,担任中国的邮政总办的另一个法国人铁士兰更加蛮横。他在当时中国邮政纲要第一页上面竟加上“邮政总办有最后决定权”,俨〔yǎn〕然以中国邮政皇帝自居,把中国邮政看成是他的“独立王国”。

但是帝国主义改变不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阻挡不住中国人民革命的进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从此,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巨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汇合起来,走上了一个新的革命历程。1924年至1927年,爆发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浪潮中,早已不堪忍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全国各地邮政职工,便到处掀起了撤销洋人邮务长、收回邮权、组织工会、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等一系列的斗争。广东邮工反帝斗争,搞得轰轰烈烈。湖南邮工把邮务长法国人饶略撤职。上海邮工参加了上海的武装起义。各地外籍邮政人员眼看都要被驱逐出去,邮权眼看就要被收回来了。这时,驻在北京的邮政总办铁士兰,妄想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他发出一个又一个的加急电报,命令停止湖南整个邮区的汇兑、包裹业务,并将湖南邮政存款通过外国银行逃解上海。他还再三指示各省外籍邮务长说,如果革命当局接管邮政,你们“能抗拒多久,就抗拒多久”;如果万一被接管,他将立即切断与各该地区的邮政通信。铁士兰还说,“如果接管上海邮政的话,就通知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武装保护。”他还一再派代表到武汉向当时的革命政府威胁说:他的权力和地位是“从国际间承担的义务和委托中演变出来的”,“列强干涉是不可避免的”。请看帝国主义分子的面目是如何狰狞凶恶!

这场轰轰烈烈的驱逐帝国主义、收回邮权的运动,眼看就要胜利,不幸被蒋介石1927412日的反革命政变所完全葬送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立即向铁士兰妥协。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北方大军阀张作霖的北京政府,各成立各的邮政总局,可是共同委派了一个邮政总办,这就是铁士兰。接着蒋介石打败了北方的几个军阀,建立了他的反动独裁政权,从而也就独霸了“中华邮政”。当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五次“围剿”期间,他对革命根据地和外面的通信来往实施严密的封锁办法。他把他手下的军统、中统特务插进邮局,检扣进步报刊邮件,阻挡革命思想的传播。同时,又对广大邮政职工进行迫害,实行一人犯“罪”同组人连带处刑的“连保连坐法”,摧残镇压职工的反抗运动。此外,他还将邮政储汇分立,成立邮

 

政储金汇业局,使它成为四大家族投机倒把、操纵金融、掠夺人民财富的一个工具。从此,中华邮政也变成了蒋介石镇压和剥削人民的工具之一。

办了将近四十年的中华邮政,虽然经过广大邮政职工的惨淡经营,和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这个已具有相当基础的现代通信事业,却遭到了严重的摧残。

(四)水线登陆的秘密

 

外国侵略者对中国电信权的侵夺,也是一页非常令人痛心的历史。

自从电报通信技术发明以后,英国、美国、沙俄等国很快就把这种科学成就做为一种侵略工具,并且为了掠夺欧美大陆、亚洲各殖民地和公海上的电信权,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最初,美国人菲尔德组织了一个大西洋水线电报公司,想敷设一条海底水线,横跨几达一万六千公里的大西洋,把欧、美两洲联接起来;但因为当时技术条件不够,屡设屡败。随后,美国驻沙俄的商务委员柯林斯,又商得美国和沙俄两国政府同意,想分别从美国设线到北美的阿拉斯加,从沙俄的欧洲部分设线到亚洲部分西伯利亚东海滨省,企图在相距只有一百公里左右的白令海峡敷设一段短途的海底水线,联接亚、美两洲。后来柯林斯把这个权利转卖给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公司,由这家公司修建线路。当1868年沙俄陆线修至东海滨省的时候,不料美国菲尔德的大西洋水线电报公司的水线已经敷设成功。美国西方联合电报公司就放弃了在白令海峡敷设水线的计划。1870年,英国的东方电报公司从英国本土敷设水线,经直布罗陀海峡、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到达印度。这时,各帝国主义都看中了中国大陆这块肥肉,虎视眈眈〔dān-dān〕地都想侵夺中国的电信权。俄、英、美、德、法各国都曾先后向清朝政府提出要求,要在中国大陆上和领海内修建电报线路。清朝政府拒绝了。但因为沙俄公使一再纠缠,清朝政府又同沙俄政府交换照会,声明“将来中国如准许外国架设电报线路,自必以俄为始”。

1869年(清同治八年),沙俄政府因要求将陆线接通中国,屡次交涉未成,就改变计划,决定将西伯利亚陆线展至海参崴〔wǎi〕,再用水线设至日本和中国,并且怂恿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来出面修建这一工程。这个公司便由海参崴到日本长崎,由长崎到上海,上海到香港,敷设了三条水线。1871年(清同治十年),大北电报公司的水线在我国长江口外大戢〔jí〕山岛登陆,并私自沿长江南路和黄浦江另设水线到上海租界。后因沿江水线屡被渔船损伤,1873年又将水线引至吴淞口,并由吴淞到上海,公开设置陆线。从此,大北电报公司侵占中国对外电信权达七十余年之久。

1879年,中国在大陆上设置最早的一条津沽军用电报线1881年续建的津沪电报线都是由大北电报公司承办的,并与大北电报公司的水线相接。大北电报公司便乘机提出一系列的无理要求:不准别的国家在中国领海或洲岛另立海线在中国海岸登陆;中国自设海线、陆线,也不得与大北电报公司报线重复。李鸿章不但接受了这些要求,并且在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进一步续订了“中丹电报合同”,将大北电报公司在中国的电报独占权予以明文规定。

这样,大北电报公司不仅独占了中国的电信权,还限制了中国自己修建电报线路的自由。这个大北电报公司,虽然表面上悬挂的是丹麦国旗,实际上它是由丹挪英电报公司、丹俄电报公司、挪英电报公司合组而成,它的股东,主要是英国的资本家和沙俄的王室。

清朝政府既然容许英、俄帝国主义操纵的丹麦大北电报公司侵占中国的电信权,那就很难拒绝与该公司有关的其他电报公司的侵入。

原来由英国资本家组成的英国东方电报公司,早就将水线从印度经槟榔〔bīn-láng〕屿、新加坡、西贡敷设到香港。它打算把线路从香港经汕头、厦门、福州、宁波敷设到上海,便又另外成立了一个大东电报公司,并且在1870年(清同治九年)就曾由英国公使向清朝政府交涉,要求在上海登陆。当时清朝政府只允许大东电报公司水线可以通到吴淞口外的趸〔dǔn〕船上,在船上收发电报,水线头不准登陆。后来大东电报公司看到大北电报公司在中国强行登陆成功,也就跟着于1883年(清光绪九年)由香港敷设水线,在吴淞口登陆,在上海开局营业,并强迫清朝政府签订合同。大东电报公司虽然分割了大北电报公司独占中国电信事业的权利,可是大北电报公司居然没有表示反对。这是因为:侵略中国电信主权的大东、大北这两家公司,主要股东都是英国资本家,出面的虽是两个公司,实际上操纵指挥的则是同一个后台老板。

所以,当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进犯我国京、津的时候,大北和大东两电报公司就乘机合谋,私由大沽口敷设水线,经烟台而达上海。它们造成了这个既成事实之后,就勾结大买办盛宣怀,由中国“收购”这两条水线,沪烟沽正线二十一万英镑,烟沽副线四万八千英镑,共合二十五万八千英镑。又因为清朝政府当时付不出这笔钱,改为借款,年息五厘,规定前者分三十年还清,后者分二十九年还清。同时,所有清朝政府同这两家公司签订的契约、合同,也都展期到1930年底。这样,外国垄断资本集团在控制中国的电信权上,就进一步取得了“合法”地位。

美帝国主义为了分肥,也曾几次想敷设太平洋水线,到达菲律宾和中国。1902年,美国商务水线公司在美国政府的同意和支持下,另外搞了一个名叫太平洋商务水线公司的组织,从美国旧金山敷线,经过檀香山、中途岛、关岛,到达菲律宾群岛,第二年敷到上海;并且征得大北、大东两公司同意,在1904年和中国电报总局签订了接线合同,开局营业。

为什么大北电报公司费尽心机夺取了中国的电信专利权,又能允许美帝国主义的太平洋商务水线公司在中国轻易登陆呢?原来这里也有个秘密,这就是:太平洋商务水线公司名义上虽然是打着美国的招牌,实际上美国资本家的股票只有25%,50%是属于英国东方电报公司的,大北电报公司也占25%。所以不论是丹麦的“大北”,英国的“大东”,美国的“太平洋”,实际上都掌握在同一伙老板们的手里。

此外,德国、帝俄、日本也竞相在中国投设电报线路,尤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和会竟将日本从德国夺去的沪、青、烟水线转让日本。从此,中国的电信主权几乎完全丧失。各帝国主义在我国各城市所设的租界、领事馆、兵营、甚至旅馆饭店和私人住宅,直到内地村镇,到处设有它们的电话或无线电台。假使电波是有色可见的话,那就会看到,从天空到陆地,从陆地到海洋,到处都有帝国主义挥舞着的信号。

1930年大北、大东公司与中国政府订立的合同期满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不但不作收回电信主权的打算,而且丧心病狂地干着继续出卖主权的勾当。当时盛传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司长庄智焕串通交通部长王伯群,接受这两家公司的巨额贿赂,阴谋继续出卖水线登陆权二十年。这件事经广大职工反对,向伪法院控告。伪法院却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八个字掩盖过去;只将庄智焕撤职,停用两年。可是合同终于延长了十四年。当1944年再度期满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时期,各公司还想要求再延期到1966年。蒋介石政府害怕引起广大人民反对,才不得不拖延下来,成为悬案。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推翻了三座大山,中国电信主权才彻底收回。


 




办理外交、通商事务的机关。
海关总税务司是官职名称,海关总税务司署是机关名称。
我国最早设立的轮船航运企业。1872年李鸿章创办。
用一种外交文书向对方说明交涉事项。此种文书通常即名“照会”。
公共租界巡捕房,即帝国主义设在公共租界上的警察机关。
1877年,福建巡抚丁日昌移驻台湾,曾建造台湾陆线,比津沽电报线还早两年。
趸船,即靠近岸旁以备其他船舶旅客上下或囤积货物的大驳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