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牛坝观觝戏记



  〔清〕彭士望

  树庐叟负幽忧之疾于九牛坝茅斋之下。戊午闰月除日,有为角觝之戏者,踵门告曰:“其亦有以娱公?”叟笑而颔之。因设场于溪树之下。密云未雨,风木泠然,阴而不燥。于是邻幼生周氏之族之宾之友戚,山者牧樵,耕者犁犊,行担簦者,水桴楫者,咸停释而聚观焉。

  初则累重案,一妇仰卧其上,竖双足承八岁儿,氏覆卧起,或鹄立合掌拜跪,又或两肩接足,儿之足亦仰竖,伸缩自如;间又一足承儿,儿拳曲如莲出水状。其下则二男子一妇一女童,与一老妇鸣金鼓,俚歌杂佛曲和之。良久乃下。又一妇登场,如前卧,竖承一案,旋转周四角,更反侧背面承之,儿复立案上,拜起如前仪。儿下,则又承一木槌,槌长尺有半,径半之。两足圆转,或竖抛之而复承之。妇既罢,一男子登焉,足仍竖,承一梯可五级,儿上至绝顶,复倒竖穿级而下。叟悯其劳,令暂息,饮之酒。

  其人更移场他处,择草浅平坡地,去瓦石。乃接木为蹻,距地八尺许,一男子履其上,傅粉墨挥扇杂歌笑,阔步坦坦,时或跳跃,后更舞大刀,回翔中节。此戏吾乡暨江左时有之,更有高丈余者,但步不能舞。最后设软索,高丈许,长倍之,女童履焉。手持一竹竿,两头载石如持衡,行至索尽处,辄倒步,或仰卧,或一足立,或偃行,或负竿行如担,或时坠挂复跃起。下鼓歌和之,说白俱有名目,为时最久,可十许刻。女下,妇索帕蒙双目为瞽者,番跃而登,作盲状,东西探步,时跌若坠,复摇晃似战惧,久之乃已。仍持竿,石加重,盖其衡也。

  方登场时,观者见其险,咸为之股栗,毛发竖,目炫晕,惴惴惟恐其倾坠。叟视场上人,皆暇整从容而静,八岁儿亦斋慄如先辈主敬,如入定僧。此皆诚一之所至,而专用之于习。惨澹攻苦,屡蹉跌而不迁;审其机以应其势,以得其致力之所在,习之又久,乃至精熟,不失毫茫,乃始出而行世,举天下之至险阻者皆为简易。夫曲艺则亦有然者矣!以是知至巧出于至平。盖以志凝其气,气动其天,非卤莽灭裂之所能效此。其意庄生知之,私其身不以用于天下;仪、秦亦知之,且习之,以人国戏,私富贵,以自贼其身与名。庄所称僚之弄丸、庖丁之解牛、伛偻之承蜩、纪渻子之养鸡,推之伯昏瞀人临千仞之蹊,足逡巡垂二分在外;吕梁丈人出没于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之间,何莫非是。其神全也。叟又以视观者,久亦忘其为险,无异康庄大道中,与之俱化。甚矣!习之能移人也。

  其人为叟言:祖自河南来零陵,传业者三世,徒百余人,家有薄田,颇苦赋役,携其妇与妇之娣姒,兄之子,提抱之婴孩,糊其口于四方,赢则以供田赋。所至江、浙、两粤、滇、黔、口外绝徼之地,皆步担,器具不外贷,谙草木之性,捃摭续食,亦以哺其儿。叟视其人衣敝缊,飘泊羁穷,陶然有自乐之色。群居甚和适,男女五六岁即授技,老而休焉,皆有以自给。以道路为家,以戏为田,传授为世业。其肌体为寒暑风雨冰雪之所顽,智意为跋涉艰远人情之所儆怵磨厉。男妇老稚皆顽钝,儇敏机利,捷于猿猱,而其性旷然如麋鹿。叟因之重有感矣。

  先生之教,久矣夫不明不作。其人恬自处于优笑巫觋之间,为夏仲御之所深疾,然益知天地之大,物各遂其生成,稗稻并实,无偏颇也。彼固自以为戏,所游历几千万里,高明巨丽之家,以迄三家一门之村市,亦无不以戏视之,叟独以为有所用。身老矣,不能事洴澼絖,亦安所得以试其不龟手之药,托空言以记之?固哉!王介甫谓“鸡鸣狗盗之出其门,士之所以不至。”不能致鸡鸣狗盗耳,吕惠卿辈之谄谩,曾鸡鸣狗盗之不若。鸡鸣狗盗之出其门,益足以致天下之奇士,而孟尝未足以知之;信陵、燕昭知之,所以收浆、博、屠者之用,千金市死马之骨,而遂以报齐怨。宋亦有张元、吴昊,虽韩、范不能用,以资西夏。宁无复以叟为戏言也,悲夫!

  ——选自道光刻本《易堂九子文钞·彭躬菴文钞》 

  树庐叟怀着深重的忧伤居住在九牛坝的茅草屋里。戊午年闰三月的最后一天,有一个从事杂技表演的戏班子,上门请求说:“我能不能为您提供消遣?”老翁笑着点头同意。于是在溪边大树下拉开了场子。密云四布但没有下雨,风吹着树略有寒意,天气阴凉而不干燥。这时邻居姓周的幼生的全家,周家的客人、诸亲好友,以及山上牧牛砍樵的、地里扶犁牵牛的、挑担打伞赶路的、水上操桨行舟的,都停住步,放下东西,围拢来观看演出。

  一开始叠起好几张桌子,一名妇女仰卧在上面,竖起双足托着一个八岁的小孩,小孩或正卧或反卧或起立,或单腿站立、双手合掌拜跪,或者又向后屈身以至两肩与脚相接。小孩的两脚也能仰竖而伸缩自如。妇女有时又用一足托住小孩,小孩的身体就会弯曲得像莲花出水一样。桌子下面则是二个男子、一个妇女、一个女孩和一个老年妇女,敲锣击鼓,用民歌小调夹杂着佛教颂曲作为伴奏。表演了很长时间才下来。又有一名妇女登场,和前面一样仰卧,用双足把一只案桌竖着托起,然后足蹬案桌的四角使之旋转,接着让案桌反面朝上停住,让小孩再站在上面,像前面一样拜跪起立。小孩下来,则又换上一只大木槌,木槌长一尺半,圆径有槌长的一半。她两脚不停地旋转木槌,或者向上抛起再接住。妇女表演完了,一名男子登场,还是两足竖着托住一架扶梯,约五级高,小孩向上爬到梯顶,再人向下倒爬逐级而下。树庐叟很哀怜他们的劳累,叫他们暂时歇息,用酒招待他们。

  那伙人又移到别处拉开场子,选择一块草浅坡平的地方,拣去瓦石,然后将长木连接成高跷,离地面约八尺高。一名男子踩在上面,脸上敷着粉墨,摇着扇子又唱又笑,大步行走显得非常自如,并且还不时跳跃,接着更是挥舞大刀,回旋转身都非常合乎节拍。这个节目,我们家乡及江南一带时常可以见到,甚至有高达一丈多的,但只能步行而不能跳舞。最后他们架起软绳,高一丈左右,长二丈多,一个小女孩踩上去,手里拿着一根竹竿,两头拴着石块,就像秤杆一样保持平衡,走到绳索尽头,就倒行回来,时而仰卧,时而单足而立,时而仰身而行,时而扛着竹竿如挑担而行,时而又坠落以足挂绳重新跃起。下面的人击鼓歌唱而伴和着她,通过说白一一报出表演的名目。这个节目演得时间最长,大约有十刻钟光景。女孩下来,另一名妇女要来一块手帕蒙住双眼装成瞎子,翻身跳上绳索,假作看不见的模样,来回摸索着举步,时而跌倒像要掉下去,时而左右摇晃似乎非常害怕,演了好久才结束。她也是手里拿着竹竿,而且拴着的石块更重,为的是保持平衡。

  刚登场时,观众见他们如此惊险,都为之吓得两腿发抖,头发直竖,目眩头晕,又惊又怕唯恐他们跌下来。树庐叟观察场上的演员,则都是从容不迫地保持着镇静,既使是八岁小孩也显得非常专心谨慎,就像前代儒士修身养性时的庄重恭敬,又像和尚在静心打坐。这都是心志专一以后才达到的。他们一心用于练习技艺,苦思苦想地进行刻苦的训练,一再失败而不改变目标,研究动作成功的关键从而适应它的情势,终于找到了用力的部位所在;又反复练习了很久,直到非常纯熟绝无丝毫差错,才开始拿出来公开表演,这时就是拿天下难度最高的动作来让他们做,也都会变得极其简单。看来哪怕是细小的技术也自有它的道理啊!由此可以知道,极精巧的技艺来源于极平凡的训练,因为用意志凝聚了他的精神,用这种精神启动了他的天赋,这不是轻率从事、很快招致失败的人所能做得到这样的。这层意思庄子是知道的,但因为他爱惜自身而不肯用于天下;张仪、苏秦也是知道的,却以欺弄别人的国家作为演习,想要贪图富贵结果自己毁灭了自己的身躯或名声。庄子所称赞的宜僚弄丸、庖丁解牛、驼子捉蝉、纪渻子养鸡,直至伯昏瞀人站在千仞悬崖的小路上,向后倒退行走,腿跟几乎有二分露在悬崖之外;吕梁山的男子在三十仞高的瀑布之下游泳,湍急的流水冲出的泡沫直达四十里以外;没有哪件事不是这样,因为他们的精神凝聚而不分散啊。树庐叟又扫视周围的观众,这些人时间久了也就忘记了演员是在表演惊险的动作,而觉得他们和在平坦大道上没有什么两样,因为精神上与他们完全融化在一起了。厉害啊,习惯真能改变人啊。

  那人对树庐叟说,祖先是从河南来到零陵的,技艺流传下来已有三代,徒弟达一百多人。家里虽有几亩薄田,却不胜赋税劳役的负担,于是带着他的妻子、以及妻子兄弟的妻子,哥哥的儿子,抱在怀中的幼孩,奔走四方卖艺以求糊口,倘有余钱还可供奉田赋。所到的江苏、浙江、广西、云南、贵州,长城以外的边界地方,都是挑担步行,也不向别人借用表演器具。所以熟悉各地的草木特性,有时拾取来补充食粮的不足,也用来喂养他们的幼儿。

  树庐叟巡视那伙人,见他们穿着破旧的麻衣,一付飘泊流浪、陷于穷困的样子,却面带喜色、自得其乐,在一起相处得非常和谐融洽。无论男孩女孩,五六岁就开始教他们练功;年老而不再上场的,也都能靠积蓄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以大路为家,以表演杂技代替种田,互相传授技艺成为本家族的谋生手段。他们的肌体被严寒酷暑、风吹雨淋、冰雪交加锻炼得更加健壮,意志经受了跋山涉水、艰难的途程、世态人情的磨砺因而处处小心,所以男女老少都显得很愚笨麻木。他们身手矫捷机敏,胜过猿猴,但他们的性格却温和得像麋鹿一样。

  树庐叟因而为之深有感慨。前代君王的教诲,许久已不宣扬不推行了。这些人处身于优伶与巫觋者的行列而恬然自喜,这是为夏仲御所深恶痛绝的;但由此也更明白了天地之大,万物会各自顺应它们的规律而生长发展,就像稻子和稗草同时开花结实一样,上天对它们是并不偏心的。他们固然自以为是在演戏,所游历经过的几千上万里路上,从高楼深宅的大户人家,以至人烟稀少的村庄,也无不以戏乐来看待他们,而我老翁独以为自有其作用。我已经年老了,不能再做漂洗棉絮的事,更哪里有力量上阵打仗以试验那不龟手的药呢?只是假托几句空话记一点感想罢了。的确是这样啊。王介甫曾说“鸡鸣狗盗之徒出自孟尝君之门,所以士人由此而不肯去”。不能招致鸡鸣狗盗之徒倒也罢了,只怕吕惠卿之流的献媚奉承和巧言欺骗,甚至连鸡鸣狗盗之徒都不如。倘若鸡鸣狗盗之徒出自其门下,只会更利于招致天下的奇士,而孟尝君未必真懂得这个道理。信陵君、燕昭王知道这点,所以信陵君收留了卖浆者、赌徒、屠夫并加以重用;燕昭王以千金买下死马之骨,终于收纳贤士报了齐国的仇怨。宋朝也有张元、吴昊,即使连韩琦、范仲淹这样善于识拔才士的人都未能重用,反让他们为西夏效力。但愿不要再以我老翁的话为戏言了。可悲啊!

  (邓长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