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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清朝的建立正是天命民心之所归，乃道义之当然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上岳钟琪书内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自古帝王能成大功建大业，以参天地，而法万世者，岂有私心成见介于其胸”等语。
我朝积德累功，至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统一诸国，成开创之功，太宗文皇帝，弘继统之业，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此正顺天命，从民心，成大功，建大业，参天地而法万世之至道也。你生在本朝，不知列祖为天命，民心之所归，而云“道义所在，民未尝不从，民心所系，天未尝有违”，是何所指？
曾静供：弥天重犯这些话，是泛说自古帝王之兴，与帝王之在位皆是顺天命，得民心的。天命顺，民心从，而兴起在位，即是道义之当然。弥天重犯生长楚边山谷，本乡本邑，以及附近左右，并没有个达人名士在朝，而所居去城市又最远，所以盛朝功绩，传闻不到。直至旧年到省城，由省城以至于帝畿，见闻渐广，方知东海龙兴，列祖列圣承承继继，不惟非汉、唐、宋、明所及，直迈三代成周之盛。盖天地精英日流日开，上世浑噩，人文未起，积到成周，而太和翔洽，文明大著。然天之笃生圣人以开治者，在周亦惟算文武二圣为极，至岂若本朝叠叠相因，日远日大，愈久愈光。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王基；太宗文皇帝继体弘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深仁厚泽，遍及薄海；迨至我皇上，天聪明，恢弘前烈，已极礼明乐，备海晏河清。此正是天命民心所归，乃道义之当然，参天地，法万世，为天运文明之隆会。从前弥天重犯实实陷于不知，不是立意要如何，以自外于圣世。
【译文】
问曾静：意旨问你，你给岳钟琪的书信里为何有“只要道德和正义存在，人民没有不服从的，民心拥护的事，上天从没有违背过。凡是古代帝王能取得成功，建立大业，功勋顶天立地，而能使后代万世效法的，哪有把私心杂念放到心上”等说法。我们朝廷积善作德，功高无量，到太祖高皇帝英明威武，盖世无双，统一了各部族，成为国家的开创者；太宗文皇帝发扬和继承了他的大业；世祖章皇帝建立了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了中国全境和国外的藩属。这一切都顺应了天意，符合了人民的愿望，取得了丰功伟绩，建立了大业，这正是顶天立地值得后世万代效法的光辉道路。你生在本朝，不知道各位祖先天命所归民心所向，而说：“只要道德和正义存在，人民是没有不服从的，民心拥护的事，上天从没有违背过。”你指的是什么呢？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说的话，只是笼统说法。自从古代帝王建国与帝王的在位，都是顺应了上天的旨意和人民的心愿，顺从天命，取得民心，因而建立国家，取得帝位，这是道德和正义的必然结果。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湖南边界的山谷里，本乡本县以及附近地方，并没有一个做官的名人在朝廷，居住的地方离城市又最远。为此，本朝功德业绩传不到这里。直到去年来到省城，由省城又来到了京师，看到和听到的越来越多，才知道我朝兴起于东方海滨，各位列祖列宗不断继承，功业不仅汉、唐、宋、明等朝比不上，而且可以直比三代、成周一样的兴盛。胜过天地间的精华，每天畅流不息，一天比一天进步。上古时人民愚昧无知，人类社会的各种文明还没有开化，累积到了成周，天地人和，吉祥融洽，才文明大盛。然上天降生下圣人开创治理国家大业的，在周朝唯算文王、武王二圣达到了顶点，怎能比得上本朝几代圣人相继承袭，一天比一天强大，越久越光辉。自从太祖高皇帝英明威武，盖世无双，开创了君主的业绩；太宗文皇帝发扬和继承了他们的大业，统一了各部族；世祖章皇帝建立了雄伟强大的国家，安抚了中国全境和国外的藩属；圣祖仁皇帝深得人民的厚爱，遍及海内外；到了我们皇上，天资聪明，广泛发扬了前辈的事业，已经把礼仪道德发挥到顶点，使天下太平。这些都是顺应了天命和民心，这正是道德和正义的表现，顶天立地，为以后万代树立了榜样，文明兴盛都聚集到今天。从前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确实是无知，不是自己打算要怎么办，而是自己把脚站到当今盛世之外了。
二、华夷之间、人兽之间的本质区别到底是什么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天生人物，理一分殊，中土得正，而阴阳合德者为人，四塞倾险而邪僻者，为夷狄。夷狄之下为禽兽”等语。禽兽之名，盖以居处荒远，语言文字，不与中土相通，故谓之夷狄，非生于中国者为人，生于外地者不可为人也。
人与禽兽同在天地之中，同禀阴阳之气，得其灵秀者为人，得其偏异者为禽兽，故人心知仁义，而禽兽无伦理。岂以地之中外，分人禽之别乎？若如你所说，则中国阴阳和合之地，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何以遍中国之地，人与禽兽杂然共居，而禽兽之族，比人类为尤多。且即人类之中，还生出你这等叛逆狂悖、沦丧天良、绝灭人理、禽兽不如之物来呢，你有何说处？
曾静供：天生人物，理一分殊，其有分别，实以理之偏，全不在所居之内外。弥天重犯读书浅少，义理看不透彻，妄意以地之远近分华夷，初不知以人之善恶分华夷，今日伏读皇上谕旨，谓如你所说中国只应生人之一类，不应复有禽兽并育其间矣。义更精实，理更显明，虽顽石无知，亦应灵动了。
况本朝之兴，列圣相承，亘古所无，万国咸宁，历代罕睹，且开辟幅员之广，声教四讫。自有生民以来，到今日而极盛。又圣祖皇帝承天眷顾之笃厚，享年之久，三代以来所无。况更有几多善政善教，纬地经天，开万世之弘基，立百王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正于今日见之矣。所以圣祖皇帝宾天诏到，虽深山穷谷，亦莫不奔走悲号，如丧考妣，即以弥天重犯冥顽无知，至此亦曾废食辍饮，恸哭号涕，被素深山，居丧尽制。然在当时皆起于心之不及觉，发于情之不容己，非有所为而为也，若非圣德隆厚，皇恩浩大，何以使民至此，今日圣祖皇帝在天之灵，犹或洞鉴。只为向见《春秋》有华夷之辨，错会经旨，所以发出诞妄狂悖言语，其实到今日方晓得经文所说。只因楚不尊王，故攘之，而本朝之兴，与经文之所指天悬地隔。
弥天重犯因思天地之内无气不通，无理不到，华夷之辨固不可以地言，即以地言，亦无定限。天地精英之气日散日远，而且循环无常，今日二五之精华尽钟于东土，诸夏消磨，荡然空虚，是实话实理。况夷狄本是论人，亦善恶五性克全，无所亏欠为人，五性浊杂，不忠不信，为夷狄。孟子既称大舜、文王为东西夷所生，又诋杨朱、墨翟之无父无君为禽兽，是中国岂无夷狄，要荒岂无圣人，至于有明之世，非鲁、卫、齐、晋之旧，而本朝之兴，直迈成周之辙，更不待言。弥天重犯识浅见小，未曾经历，又得这些无知流言，夹杂胸中，所以有此妄言，悔罪无及。弥天重犯记得前而两次亲供，前供就人而论，看得天地精英之气愈开愈远，循环无常，不以地限。而后供指出，有明之世非鲁卫齐晋之旧，而本朝之兴，直迈成周之辙。以今看来，益觉自信无疑，悔罪无及，是弥天重犯虽昔同禽兽，今蒙金丹点化，幸转人胎矣。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天生人和动物，从道理上来讲，是一样的，但生长结果是有区别，在中原出生的人受到正气，阴阳交合得当而成为有理性的为人；四面八方边远的地方偏辟荒险，受到道德正气孕育较少的是夷狄，夷狄再往下就是禽兽”等说法。以禽兽称之，都是居住在荒山野岭，极偏辟山区，语言文字和中原出生人的语言都有不同的，所以称为“夷狄”。并不是生在中原的是人，生是边远地区的不能算他是人。人和动物都生存在天地之间，都沐浴着阴阳的灵气，得到其纯正灵气的是人，得到其偏杂邪气的就成为禽兽，所以人类知道仁义和道德，而禽兽不知道这个道理。哪能以中外地区当作类分人和禽兽的标准呢！如果照你这样的说法，中原阴阳融合的地区，只应生一种人类，不应有其它的禽兽生存了。为什么全中国境中，到处都有人和禽兽共同生长，而禽兽的类别，比人类还要多？而且即使是人类中间，竟然还会生出你这种狂妄叛逆、丧失良心、灭绝人性道德、连禽兽都不如的东西来呢？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曾静供：天生人和动物，道理一样，生长结果有区别。分别的原因，应该以其理性多少来决定，而不在于其所居住的地域是中原或边境。犯有弥天大罪的我读书太少，道理看的不深不透，狂妄地以地区远近分中华和夷狄，当初并不知道以人的善恶来分中华和夷狄。今日跪读了皇上的谕旨，按照你的说法，中原只应该有一种人类，不应该有其它的禽兽在中原生存了。”
内容更精彩实际，道理更加明显，即使石头没有知觉，也应该被感动了。何况本朝的兴旺发达，几位英明大圣人接连继承皇位，这是古代所没有的。中国及其藩属到处一片太平景象，历代很少看到这个状况。况且中国疆域的广大，国家的影响远传四方，自从有人类以来，到现在达到了极盛的顶点。又因为圣祖皇帝，深蒙上天厚爱，享受皇位的长久，三代以来是没见过的。更何况有许多开明的举措，有经天纬地的才能和治理手段，开创我朝万代大业的基础，树立了历史上无数帝王的治国榜样。这正是所谓“夏、商、周三代的盛世没有一点逊色，树立到天地间，也没有一点感到不足，询问一下鬼神也不会说上一句不好的疑问，等到百代以后的圣人出现，也不会有一点否定的说法”
这样的盛世，今天总算看到了。所以在圣祖驾崩的诏书传到的时候，虽然处于深山穷谷的人，也都失声痛苦地奔走相告，好像失去自己的父母一样。即使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十分昏庸顽钝，不明事理，在那时也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失声痛哭，在深山里穿上了孝服，按照制度守丧尽礼。然而在当时，都是不知不觉地出自内心的情感，并不是为了抱有任何目的而做给别人看的。如果不是圣祖的德高望重，给百姓的恩惠十分浩大，深得民心，怎能使人们到了如此地步？今天圣祖皇帝在天有灵，可以洞察鉴别。后来只因为看到《春秋》把中国分为华夷两部分，错误地领会了它的意思，所以发出了错误荒谬的言论。其实到现在才知道《春秋》里讲的，只是因为楚国不尊重周朝王室，为此才把它划入夷蛮地区。
而本朝的兴旺与《春秋》里面所说的华夷的区别，实在是天悬地殊。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只想到天地之间，没有一个地方不通灵气，人生哲理没有一个地方不实用，中国和夷狄的区别，决不可以以地区来划分，即使按照地区来说，也没有一个固定标准。天地孕育的精神灵气，一天比一天传播越远，而且循环变化没有规律。今天天地间阴阳五行的精华，都集中在东方的土地上，而中原的灵气消磨已尽，荡然不存，这是实话、是事实。何况夷狄的说法，应以人的文明程度来区分，也就是在善恶和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德性全具备，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才是人，五性混乱不知礼度，不忠不信的人才称为夷狄。
孟子既然称大舜和周文王是东西夷地方出生的人，又诋毁杨朱和墨翟是无父无君的禽兽。按这种说法，中原能没有夷狄吗？边远荒僻的地方岂能没有圣人吗？至于到明朝时，中国疆域已不同于春秋时的鲁、卫、齐、晋等中原诸侯国，而本朝的兴起，更是直追成周的盛世，更不须辩说。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知识浅薄，见识狭小，自己又无亲身经历，又听到这些无知的流言诽谤的话而记在心中，所以说出这些错误狂言，后悔莫及。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前面两次供词，前一个供词是就人而论，看到天地的精华之气越传播越远，循环没有规律，不能以地区来限制。后一个供词指在明朝时候，已不同春秋时鲁、卫、齐、晋的诸侯国，而本朝的兴旺更是直追成周的盛世。从现在来看，越觉得对上述道理深信不疑，对自己的罪孽后悔莫及。这是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过去如同禽兽，今天承蒙皇上起死回生的金丹感化，有幸转入人胎了。
三、清朝统治八十年后，造成地塌天荒，神哭鬼号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云“聪明睿智，仁能育万物，义能正万事，礼能宣万化，智能察万类，信能孚万邦者，天下得而尊之亲之。概自先明君丧其德，臣失其守，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反复，地塌天荒，八十余年，天运衰歇，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等语。
从来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我太祖、太宗、世祖，圣圣相承，圣祖在位六十二年，深仁厚泽，浃髓沦肌。正所谓聪明睿智，仁育万物，义正万事，礼宣万化，智察万类，信孚万邦者也。天与人归，懋昭大德。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盖列祖之至德感孚，奉若天道者，为从古之极盛。是以皇天之保佑，申命恩厚于我朝者，为从古之极隆。若谓乾坤反复，地塌天荒，而我朝八十余年以来，享承平之福，凡叛逆之徒，稍萌奸回，即灭不旋踵。是岂天震地怒，鬼哭神号，皆无可奈何，而人力竟可胜天乎？此非敢于评诬稍诋我朝，乃敢于诬诋上天矣。曾静，你有何说处？
曾静供：弥天重犯所说必聪明睿知而兼具五性之全德，乃是尊贵天位之语。到今日看来，列祖列圣之聪明睿智，仁义礼智信之施于薄海内外者，固己共信为圣神之极致。我皇上御极以来，圣德神功，上承列祖，尤无纤毫不惬于民心。惟弥天重犯为谣言蛊惑，遂戴天不知天之高，履地不知地之厚，出入作息，竟忘帝力于何。有以是酿成大恶，身陷乱贼。直到旧冬，得闻钦差大人宣传圣德之大，涵育宇宙，又伏读圣谕谆谆，光被四表，始觉心神开豁，脱然得悟从前之非。然耳虽闻圣德，心虽服圣教，目实为曾亲见有道盛世的光景。
昨奉解来京，自湖南而湖北，以抵河南，由河南而到直隶京城，所过都邑省郡，自野及市，历人历境，不知凡几万千。但见民康物阜，风景和平，生其间者，皆气象古茂，性习淳厚，治化休明，太和翔洽，油然共庆太平有道之世。若不是皇上聪明睿智，仁育万物，义正万事，礼宣万化，智察万类，信孚万邦，休养抚育，励精不倦，为从古所未有。何以民心爱戴，休徵齐著，天眷隆笃至此，到此愈觉从前错误之罪大弥天，无地自容，惟日自痛悔号泣而已。至若谓“中原陆沉”以下等语，总因错听谣言，错解经义，一个病根，一路直错到底。今日虽万死万剐，亦所宜然，更何能稍置一喙？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聪明又有远见，仁爱能哺育出宇宙间的一切东西，道义能公正一切事情，礼仪能感化万物，智慧能认识一切东西，诚信能取得一切国家信任。如果能做到这些，就能得到世界上各国的尊敬和亲近。君主丧失了自己的道德，臣子失去了自己的职责，中原大地沦陷，夷狄乘虚而入，窃踞了国家政权，乾坤颠倒，地陷天塌。八十多年来天运变得衰弱，天地震怒，鬼哭神号”等说法。
历来皇天对人类没有亲疏之分，谁有德行便降福给谁，我朝太祖、太宗、世祖，几位圣人接连继承帝位。圣祖在位六十二年，对百姓施行的深厚仁德，深入到每个人的肌肤，正像人们所说的既聪明又英明远见，仁爱能哺育出宇宙间的一切东西，道义能公正一切事情，礼义能感化万物，智慧能认识一切东西，诚信能取得一切国家的信任。上应天运，下顺民心，仁德盛大。几是有气血的人，没有不对圣祖尊敬和亲近的。因为我朝各位皇祖至高无尚的道德，取得了人民的感动和信任，尊敬和服从他们和敬奉上天一样，达到了自古以来最兴盛的状况。所以上天保佑我朝，给我朝深厚的恩惠，也是自古以来最丰隆的。如果说这是乾坤颠倒，地陷天塌”，而我朝八十多年来，享受天下太平的幸福。凡是叛逆的人，稍有一点奸谋，便立刻遭到毁灭。这能够说是天地震怒，鬼哭神号”都没办法动摇我朝，而我朝竟能以人力战胜苍天吗？这不仅是诬蔑我朝上应天运，而竟然是擅敢诬蔑上天了！曾静，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所说的“既聪明又英明远见，而且五德全备”，仍然是尊敬上天之语。到今天来看，列祖列圣的聪明和远见，仁、义、礼、智、信的做法，施行到中国内外，已经使人们共同相信已达到了圣神的地步。当今皇上继位以来，崇高的道德和功勋，从上面继承各位祖先的统治，行事没有一丝一毫不符合人民的心愿。只有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被谣言所迷惑，虽然顶着天却不知道天有多高，踩着地却不知道地有多厚，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太平日子，竟然忘记了这都得自皇上治国有方的效力，以致造成大罪，身陷乱贼之中。直到去年冬天，听到钦差大人宣传圣人的品德高大，恩惠哺育着整个世界，又用心跪读了圣上谕旨的谆谆教导，其光亮照亮四方，才开始感觉到心明眼亮，突然悟出以前做的不对。然而，虽耳听到皇上高尚品德，心里虽然诚服圣人教育，但我从没有亲眼目睹道德盛兴时的美景。
前些日子奉命来到京都，从湖南到湖北又来到河南，由河南又来到直隶、京城，所经过的都邑省郡，从远郊到城市，遇到的人和走过多少地方，不知道总共有几万千。看到的都是人民康乐物产丰盛的一片太平景象，生活在这时代的百姓都有上古三代的遗风，风俗淳厚朴实。这都是由于我朝政治教化的美善，才达到这种阴阳融洽，百姓们自由自在地共同享受着太平盛世的快乐。如若不是皇上聪明又有远见，以仁爱哺育宇宙间的一切东西，道义公正一切事物，礼仪感化万物，智慧认识一切东西，信用取得一切国家的信任，抚育百姓休养生息，不知疲倦地为国操劳，是过去所没有过的圣明，又如何获得民心的拥护爱戴，各种祥瑞吉兆不断出现，上天对我朝爱护这么深厚！看到这些，更使我感到以前的错误真是罪大弥天，羞惭无地自容，只有每天自己痛恨后悔，哭叫不止。至于所说的“中原陆沉”
以下的说法，都是错听了谣言，错误理解《春秋》的经义，有了一个错误的病根，便一直错到底。今天就是万刀乱剐也是应当的，我还能有什么可辩解的呢？
四、社会出现贫富差别的原因是否可以归咎于君王呢？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土田尽为富户所收，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等语。自古贫富不齐，乃物之情也。凡人能勤俭节省，积累成家，则贫者可富；若游惰侈汰，耗散败业，则富者亦贫。富户之收并田产，实由贫民之自致窘迫，售其产于富户也。今你说土田为富户所收，其果自雍正元年以后，富者始收民之土田乎？抑康熙年间，富者已收民之土田乎？其果本朝以前，若明若宋若汉、唐之代，民间皆贫富均齐乎？抑自古以来，民间即有富者，收民之土田乎？你以富者日富，贫者日贫，俱归咎于君上，有何理据呢？
曾静供：此是太平日久，民间辗转积而成弊。固自然之势，不关君上事。亦汉唐以来的通弊，不起于本朝。但本朝历圣相继，承平之久，亘古少及。而皇上御极以来，德盛民化，风清弊绝，民间无丝毫烦扰，而惟田业一项，富户安于有余，贫民常苦不足，辗转流弊，土田将多为富户所收。此际似正须裁成辅相，因妄谓斯民所仰望君上者，在酌盈剂虚，衰多益寡。圣人成能，宜不忍任物情之自流。此是弥天重犯鄙之粗见，不通世事之愚论，岂知贫以游惰而致，富因勤俭而得。此等不齐，自天降下民已然，原非人力之所能挽。盖天之生物不齐，因五气杂揉，不能一致，人之昏明巧拙，才质不同，乃造化之自然，虽天亦无可如何。人之贫富，视乎作为营办，作为营办，又视乎才力之巧拙昏明，此自然之理势也。况天道福善祸谣，要幽远莫测，其穷困者，安知不是天厄之，其丰亨者，安知不是天相之乎？皇上以抚育为心，举一世而涵濡之，岂愿其有此。得圣谕点化，更觉分明。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土地田地都让富裕人没收了，富有的人，越来越富，贫穷的人，越来越穷”等说法。从古到今贫富不平均，这是事物的常情。凡是能勤劳、检朴、节约的人，积累治家，贫穷的也可变为富人。如果游手好闲、懒散、奢侈，把家产都消耗掉，富有的人也会变为穷贫的人。富有的人家收购田地，实际上是因为贫穷的人自己把自己弄穷了，才把自己的家产卖给富户。今天你说土地田地都让富有的人收走了，是不是自从雍正元年以后，富有的人才开始收购百姓的土地田地呢？或是康熙年间富有的人已经收购百姓的土地田地呢？果真从本朝以前，如明朝，如宋朝，如汉唐时代，民间都贫富平均了吗？或是自古以来，民间就有富贵的人收购百姓的土地田地呢？你说富有的人越富，贫困的人越穷，都归罪在我朝皇上，有什么道理和根据吗？
曾静供：这就是天下太平的时间太长，人民中间转来转去积成弊端。这种自然的发展趋势，和皇上没有关系，是从汉朝、唐朝以来都具有的通病，不是从本朝开始的。然而本朝历来的圣人相互继承，太平时间这样长久，从古到今很少见。而自当今皇上执政以来，盛厚的道德感化了百姓，风气正，弊端杜绝，百姓中间没有任何烦恼忧愁。然只有田地产业这一项，富有的人仍有多余的田地，贫苦人经常为田少感到苦恼，翻来覆去，形成弊端，很多土地田地归富有的人占去。这时候好像正需要设法帮助解决，因此，错误地说百姓都抬着头看着皇上，是希望能考虑抑富济贫，取有余补不足，圣人必定能够做到，应该不忍这些情况放任自流下去。这是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粗野的俗见，不懂世事的愚蠢议论。哪里知道贫穷的人是游手好闲导致的，富有的人是因为勤俭持家而获得的。这些贫富差异，自从上天培育出人类以来就已成这样，不是任何人力能够扭转的。天生万物都是各各不同的，因为阴阳五行的气参杂揉合在一起，万物的气质不能达到多少一致。人的蠢愚、聪明、智巧、拙笨、才质都不一样，这些都是自然造出来的，即使上天也奈何不了。人的贫和富，只能由他经营和办事能力决定；经营和办事的能力，决定于这人的才智聪明或愚昧。这些都是自然的道理和趋势。况且上天降福给善人而惩罚恶人，更是深远难以推测。穷困的人，怎知这不是上天给的惩罚？富贵发达的人，怎知这不是上天赐福给他的？皇上以抚育百姓为出发点，对全国人民一视同仁地培养教育，怎能愿意百姓受穷苦呢！得到圣上的指点，更加感到心清肚明。
五、整个大清国的人民到处都在呼号怨恨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到处呼号怨恨，切日丧偕亡之愿”等语。这呼号怨恨的确是何人？确在何地？确有何被虐之事？确有何愿丧之情？须一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这等呼号的，乃是洞庭湖滨偶被水灾，不能安业之民。盖人生疾病痛苦，饥寒劳瘁，忍耐不过，多呼天呼父母，此情之不容自己者。而小民太平日久，素享丰盈，偶尔被水，觉苦不聊生，曾不如他郡他邑之群歌大有。皇上赤子，必帑赈济，存留者虽沐恩惠，而散流辗转者或远不遍及，其逃于外的，间有呼号。弥天重犯不能广览远稽，故有此语。其实寒暑怨咨，何伤天地之大，况沐恩者久，且多未遍者，暂而少不获安业者，以湖南计之，不过百分之一，以普天下计之，尚不及亿万分之一乎。此个缘故，到今方知。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到处都是哭号和怨恨，真有点‘天天怀着一同死去’的愿望”等说法。这到处哭号和怨恨的人是什么人？这个人在什么地方？有什么被虐待的事？又有什么冤屈而想死的情况？一一从实供来。
曾静供：这种呼喊哭叫，就是洞庭湖滨，偶而被水灾所淹没，没有能力安家治业的百姓。人生来遇到疾病痛苦，忍受寒冷、饥饿和劳累病苦，忍耐不过去，多呼天叫地，呼喊父母，这种情况是不能让他自动停止的。而小民长期过惯了太平的日子，平常享受的比较丰盛充裕，偶尔遇上水灾，便感觉太苦无法生存，便觉得不如其他地方的百姓可以歌舞庆祝丰年。皇上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发钱救济大家，活着的人虽然受到了恩惠，然而流落在外面的或者偏远的地方仍照顾不到，有的逃荒到外面的人，仍不时有呼天叫地的哭号。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没有广阔远大的眼光思考这些现象，所以有这种说法。其实冷热的一点怨声，对广大的天地不会造成多大伤害！何况受到恩惠的人很多而且时间长久，一时没照顾到的，只是暂时的少数人。没有得到安家立业的人，以湖南来计算，不超过百分之一，按照天下的人来统计，达不到亿万分之一。这个道理，到今天才知道。
六、像岳钟琪一样臣事清朝的人就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吗？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戴皇祖之仇以为君，且守死尽节于其前”，又有“俯首屈节，尽忠于匪类”等语。曾静以岳钟琪之远祖武穆王，称为皇祖者，是奉岳钟琪为主而已，为其臣子也。且曾静狂言，以《春秋》大义自居。其逆书有云“人臣之择主，如女之子从夫，为臣者事非其主，而失身如女子已嫁于人而再醮者矣。而曾静又臣事于岳钟琪，是以失身再醮”等语。岳钟琪假若依曾静之说而叛本朝，是岳钟琪为不能守死尽节，而再醮之人矣。曾静以岳钟琪之臣事本朝为屈节尽忠于匪类，则曾静之愿奉岳钟琪为君，岂不为匪类中之匪类乎？且逆书内以岳钟琪为岳飞之后，称功颂德，乃钦差讯问时，又盛言本朝之恩泽勋业。未知曾静之心，仍欲臣事岳钟琪乎？抑愿臣事本朝乎？如愿臣事本朝，则曾静不亦屈节于匪类乎？设岳钟琪为曾静鼓惑，未知曾静此时以岳钟琪为是乎？抑为匪类也。可一一讯问，令其逐条供明。
曾静供：弥天重犯本心毫无所为，只为误听谣言，错解经义，故一切大义大分，都至混淆。加以闻见狭隘，不知本朝世德之隆，得统之正，深仁厚泽之久而且洽。所以上书岳钟琪。种种悖谬，直是痛悔无及。盖人臣之择主，固如女子之从夫，今岳钟琪以文武全材，笃生圣神之世，而事圣神之君，正如皋夔之事尧舜，伊周之事汤武，不但如正女之从贤夫而己者。固万无可叛之义，亦决无或叛之心。而弥天重犯以误听流言，遂至冒昧上书，不惟自昧君臣之大义，而并劝人以不忠。是微如蜂蚁，尚知有君臣，毒如蛇虎，尚不忘恩报，而腼然人面，直匪类之不若也。迨至去冬奉钦差大人审问，传宣圣德，已知从古盛世帝王莫与伦比；而且详告本朝来龙兴功德，事事仁至义尽，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盖本朝来抚万国之初，明愍帝已身殉国难，而李贼猖狂，中原涂炭，毒逾水火，世祖章皇帝不烦一兵，不折一矢，而天下感戴，率从如赤子之依父母，较之汤武，昔尝为夏殷诸侯，而临时不免兵戈者，更名正言顺，神武而不杀。弥天重犯得闻此义，始如坠深渊，而痛哭追悔，万死莫及。嗣后蒙大人仰遵皇上高厚深恩，一路抚惜到京。而弥天重犯自长沙以抵京师，沿途目之所见，尽是圣世隆景，耳之所闻，莫非圣德仁声。且当身亲被，又有几多破格恩典，而一到京师出之囹圄，居以广厦，给食赐衣。
弥天重犯生长山陬，不知圣天子忧切民瘼，曲谅民难，哀矜民隐，竟及于极恶重囚，万死莫赦之徒，直至如此。弥天重犯虽同草木无知，顽石无灵，亦当翻然感化。故在当时岳钟琪幸而怒斥，得免乱贼之名，万一误见听从，不惟弥天重犯为万世乱贼之罪魁，而岳钟琪亦不免为万世乱贼之巨恶了。岳钟琪之守正，固益显其为圣世之良臣，而弥天重犯到此尚有何别义可以借口？只痛恨谣言之害人，遂至陷身于大恶而莫解，然犹幸到今，尚得接天语下诘，省悟以翻身，纵不敢望苟免幸生，得为圣世之民。然得闻大义而知前此之非，是即为圣世之鬼，亦所甘心矣。至若奉岳钟琪为君，而己为其臣子，在弥天重犯初无此心，其称彼远祖为皇祖者，乃是见得礼经，自诸侯以下，概有皇考皇伯父之号，故欲用三代以上称呼而妄耳。盖当时止做旁人献义，未即输身归顺，总之大义既错，罪在恶极，一路皆错，尚有何是处可言。惟千万叩首感激隆恩盛德，自伤欲为圣世之民，而不可得。至于臣事本朝，乃天经地义之当然，又曷尝自即于匪类乎。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拥戴皇祖的仇人为君王，并为他效死尽忠”，又有“低头屈节，尽忠于匪类”
等话。曾静将岳钟琪的远祖武穆王称为皇祖，是想拥护岳钟琪为皇帝，而自己是他的臣民。曾静的谬误狂言，是以《春秋》大义自居，逆书里有“人臣要选择主人，就像女人随从他的丈夫。作为臣民如果选择的主人不当而失去气节，就好像女人再嫁而失节一样”
等说法。岳钟琪如果依照曾静的说法而背叛了本朝，就是岳钟琪不能尽臣节，如再嫁人而失节一样了。而曾静又向岳钟琪称臣，不也是等于失节再嫁他人吗？曾静认为岳钟琪的臣事本朝是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而曾静自己又愿意把岳钟琪当为君主，岂不就成了匪类中的匪类了吗？而且在这逆书内称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为他歌颂功德，直到钦差审问他时，又称颂本朝皇恩和功业。不知道曾静的心，仍将替岳钟琪办事呢？或是愿意替本朝办事呢？如果愿意替本朝办事，曾静不也就成了低头屈节、效忠于匪类了吗？如果岳钟琪被曾静所迷惑，不知道曾静这时候会以为岳钟琪做得对，还是称他为匪类呢？可以一一讯问，让他一条一条说明。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自己心里丝毫没有这些想法，只因为误听信了谣言，错误地解释了经义，使一切大义大分都混淆不清，再加上见闻非常狭隘，不知道本朝世代德行的兴旺，取得天下十分正统，对百姓所施的深厚的仁德已经很久并已深入民心。所以才给岳钟琪写信，种种荒谬，真是痛恨不及。人臣要选择主人，就像女人跟着丈夫。今天岳钟琪以其文武双全，忠实地生活在神圣的时代，而效忠于神圣的君主，正像皋陶和龙臣事尧、舜，伊尹、周公臣事成汤和周武王一样，不但好像正派的妇女跟从贤明的丈夫，没有任何可背叛的理由，也当然没有背叛的心思。
然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错误地听信了谣言，以至莽撞地写信，不但自己不知道君臣的大义，而且还劝说别人不忠。即使微小得如同蜜蜂、蚂蚁，还知道有君臣，狠毒得像长蛇和猛虎，还忘不了报恩，而我空有一副人脸，直比匪类还不如啊。直到去年冬天，被钦差大臣审问，宣传皇上圣德，已知道自古盛世的英明的帝王，没有谁能够比得上当今皇上的。而且又详细告诉了本朝创业以来的一系列丰功伟绩，每件事都做到了仁至义尽，取得天下的正统，都是归功于天意和人心。自本朝来中原绥抚万国的初期，明朝的崇祯皇帝已经死于国家的灾难中，然而李自成猖獗狂妄，中原陷困苦的境遇，狠毒超过洪水烈火。世祖章皇帝不用一兵，不射一箭，而天下人感激和爱戴的比率就像孩童依顺父母一样，比较起汤商和周武曾经是夏朝和殷朝的诸侯，不免使用武力灭掉夏殷，更为名正言顺，树立神圣的武功却没杀人。
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听到这个道理，才好像掉进深渊，非常痛苦和后悔，死一万次也难赎自己罪过。以后承蒙大人遵照皇上的深恩厚爱，一路护送来到京城。然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从长沙来到京师，沿路看到的一切，都是圣世兴旺的景象，耳朵所听到的一切，都是对皇上仁德的赞誉声。以后自己又亲身受到教导，又多了几条破例的恩典，一到京师，便放出了监狱，住到了宽广的大厦，赐给饭吃和衣裳穿。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山沟里，不知道仁圣天子关心百姓的疾苦，体谅人民的艰辛，怜惜人民的痛楚，竟然关怀到我这个罪大恶极的重犯，万死不赦的囚徒，直到这种地步。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即使是和草木一样没有知觉，像顽石一样没有头脑，也应当受到感化而彻底悔悟。所以在当时，岳钟琪幸好愤怒责斥了我，得以免掉乱贼的罪名。万一错误地听从，不仅仅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成了万世乱贼的罪魁祸首，而且岳钟琪也免不了成为万世乱贼的巨恶了。岳钟琪坚守正气，更加显示他是一个太平盛世的贤臣，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到这个地步，还有别的什么理由可能作为借口呢？我只能痛恨谣言如此害人，以至于身负大罪而不能解脱，但我还庆幸到现在，还能得到皇上过问，反省觉悟得以脱身。我纵然不敢奢望苟全性命偷生，能够成为太平盛世的良民，但是能够聆听到大义至道，而且懂得了前面所作所为的错误，这样即使成为太平盛世的鬼魂，我也心甘情愿。至于如果把岳钟琪奉作君王，而自己成为他的臣子，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当初并没有这个意思。其称呼他的远祖为皇祖的原因，却是看到《礼经》中从诸侯之下，都有皇考、皇伯父的称号，所以想用三代以上的习惯来称呼而造成这个错误。因为在当时只是作为旁观的人提出建议，没有马上投身归顺而已。总而言之，在大的道义上我已做错，罪大恶极，所作所为一切都错了，我还有什么对的地方可说呢？只有千万叩首，感激圣上皇恩浩荡，自己伤叹再想成为圣世良民而不能实现。至于我事奉本朝，却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又怎能自己甘心去当匪类呢！
七、明朝亡于李自成之后，清兵的确是明臣请来除寇治乱的，是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的仁义之师啊！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明亡之恨”等语。前明之亡国，亡于流寇李自成之手，与我朝毫无干涉。自有明之季，政教不修，纲纪废弛，内则盗贼纷起，李自成等扰乱残虐，沦陷京师，外则边警时闻，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是蹂躏中国，消耗明之元气，非独本朝也。况我太祖创业以来，并无取明之天下之心。太宗皇帝曾勒兵入关徇地，直到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数日乃归。明朝并不能一矢加遗。彼时若欲取明之天下，岂不易如反掌？盖我祖宗列圣惟冀息兵安民，解仇释忿。屡欲与明朝和好，而明之君臣总置之不问。迨李自成已陷北京，明愍帝殉国而死，明祚已绝，明位已移，始请兵我朝，来除寇乱。太宗皇帝命将兴师，兵至山海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望风逃窜，席卷长驱，是以我世祖皇帝君临万邦，廓清群寇，救亿万臣民于水火之中，为明朝报仇雪耻，是我朝深有德于前明，显然著明可白万世者也。我朝得国较之汤武征诛，更为名正言顺，何明亡之有恨乎？以李自成之横行中原，所过残破，明朝糜饷百万，曾不能少抗其锋。贼兵一至城下，长驱直入，李自成唾手得明之天下。是明之兵力，万万不如流寇甚明。当李自成既陷京师之后，其志方张，精锐之锋未尝少挫，更增明之叛臣降卒以助其势。而我朝兵威甫及，如摧枯拉朽，只经山海关一战，流贼即亡魂夺魄，奔逃溃败。由是而论，我朝之兵力声势，与明何啻相悬云壤乎？设若取明之天下，已早取矣，何待流贼之摧残乎？惟以仁义为心，不肯代有其国。本朝之光明正大若此，今你怀叛逆之心，若在明朝，即是流寇李自成。而乃以明亡致恨为词，曾不反心自问乎？你还有何说？
【译文】
问曾静：皇上问你，你在书信里有“明亡之恨”等说法。明朝的亡国，灭亡在流寇李自成的手里，与我清朝没有丝毫关系。自从明朝未亡时候，国家的政治便已腐败，纲常礼教松弛颓废。国内盗贼四起，李自成等人四处流窜，残忍暴虐，攻占了京城，边境也是警报时闻，各地的蒙族和其他藩属，都成了大敌。所以践踏中国，消耗明朝国力的元气，不只仅是我们大清朝。何况我太祖开始创建帝业以来，并没有夺取明代天下的心思。我太宗皇帝曾经带兵进入山海关视察地形，一直到达山东临清，绕着京城巡视，在南苑（皇家猎园）尽情围猎，几天之后才回去，明朝并没有能力射我们一支箭。那个时候如果想夺取明朝的天下，难道不是易如反掌的事情！
因为我的列祖列宗，只希望平息战火，百姓平安，解除双方仇恨。我们几次想和明朝和好，但是明朝的君臣总置之不理。等到李自成已攻陷了北京，明朝的崇祯皇帝以死殉国，明国体已经灭亡，明的皇位已经转移，才到我清朝请求派兵去除乱贼。太宗皇帝命令将领率领部队，到了山海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大兵望风而逃，我军像卷席子一样长驱直入。因此我世祖皇帝亲临中原登上皇位，扫清了大批叛贼，把亿万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为明朝报了仇，洗掉耻辱。所以我大清王朝对明朝实有大恩大德，是十分明显的，可以清清楚楚告诉后代万世。我朝得以统一中国，比起商汤和周武王征伐桀、纣，更加名正言顺，哪有什么明朝灭亡的仇恨？李自成横行中原，所经过的地方到处一片残破，明朝耗费百万银子的军饷，都不能和他们稍稍对抗。贼兵一到京城下面，便长驱直入，李自成不费丝毫的力量得到了明朝天下。所以明朝的军队万万比不上流寇是很明显的。李自成攻陷京城以后，他的斗志仍强盛，精锐的锋芒不曾遭到一点点挫折，又增添了明朝的变节大臣和投降的士兵来为他助威。而我朝威猛军队刚一接触便摧枯拉朽，只经过山海关这一战，流贼就失魂落魄，逃亡溃败。从这方面来看，我朝的兵力和声势，与明朝相比何止相差天地之远呢！假设如果想夺取明朝的天下，早已经得到了，何必等流贼们糟踏呢？只是因为我朝心存仁义，不愿意代替他们占有中国。本朝是如此光明正大，而你却有叛逆之心。如果是在明朝，你就是流寇李自成，你还拿明朝亡国大恨作为话柄，你就不会反省一下自己吗？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原文】
曾静供：这个源头，弥天重犯从前全然不知，盖因失父太早，独居山僻穷陋者，已数十余年左右。附近不惟无史册可以借观稽考，而乡党邻里，并无知事老成传闻，但知本朝代明而有天下，初不知有明之天下，早已失之于流寇之手。直至旧冬，闻大人之说后，又得仰读圣谕，乃知本朝全是以仁义而兴，直驾千古莫媲，其弘功伟绩之在当世。不惟明之君臣感其恩，戴其力，即在当时之草木，亦莫不被德而蒙惠。盖有明之季，上下怠慢，政教全然荡废不举，纲纪颓然倒坠不整，内则任宦官把持国政，外则听诸藩剥削民力，荒淫纵恣，无礼无学，遂致民不聊生，奔入贼党，四起为敌。在外官兵望风而靡，所以贼得长驱，直抵京师。当此之时，生民流离困苦，残杀惨掠，直不啻如水火之告急。
太宗皇帝龙兴东海，政举教修，仁声仁闻，施及薄海内外，并未萌一点取天下之心。曾勒兵入关，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息兵而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耳。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求除寇安乱，而后兴师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观兵孟津，以冀纣恶之改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流寇，亡魂夺魄，溃散奔逃，扫荡廓清，当时天下之众如出深渊，如睹父母。世祖皇帝由是发政施仁，抚临天下，救亿万生灵之苦于水火之中，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在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而为亿万生灵救死扶生，其大德直与天地同流。由是看来，汤武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本朝之有天下得于流贼之手，名正言顺，明臣、汉人皆感激深切，乐为效力致死者乎！弥天重犯从前陷于不知，任臆狂悖，妄引《春秋》以自误，所以有“明亡之恨”等语。到今知之，痛悔流涕，几不欲生，而且蒙恩高厚，更觉无地自容了，复有何说。
【译文】
曾静供：这个事情的源头，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从前一点也不知道。因为我很早就死了父亲，独身住在穷山僻野已经几十年，我的周围，不只是没有书籍可以借来观看考究，即使是邻居乡亲，也没有知道这些事的老成人传告。我仅知道本朝代替明代占有了天下，当初不知道明代的天下早已经失在流寇的手里了。直到去年冬天，听到大人的解释后，又能够荣幸读到圣上的谕旨，才知道本朝全都是凭借仁义而兴起，在漫长的历史上一枝独秀而没有朝代能比的。这些丰功伟绩在当代，不只是明代的君臣感恩戴德，即使是当时的无情草木，也没有不蒙受皇恩圣德的。因为明朝时，朝庭上下松弛懈怠，政治教化全都废弛不修，纲常风纪颓废不整。内部是宦官把持朝政，外部是听任各个藩王剥削老百姓，荒淫放纵，礼教不存。以至于民不聊生，投奔乱贼，四下大乱，在外地的官兵们望风而逃，所以叛贼能够长驱直入，到达北京。在这个时候，老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困苦，遭到乱贼惨杀掠夺，危急不下于水火之灾。太宗皇帝在东海地方兴起，修明政治，教化大道，仁义的名声传遍四海内外，而且没有萌生一点夺取天下的心思。
太宗皇帝曾经带兵入关，在南苑尽情打猎，来期待和明朝解除怨仇，平息战火，使百姓安居乐业。而明朝君臣，竟置之不理，因此遗憾地回去了。在当时如果有一毫谋取天下的想法，夺取明朝正是易如反掌的事，又何必等叛贼攻陷京城，崇祯帝以死殉国，明朝已亡，明皇位已失，接到平叛除寇的请求后，才命令将领率军队出发吗？这样的行动，比较起武王陈兵孟津，希望用兵力压使殷纣王有改悔之心，想法更加光明正大，内心外表没有丝毫感到缺憾的。何况进入山海关后一次战斗便击败了李自成二十万多的军队，乱贼失魂落魄，四下逃亡溃散。扫荡了敌人，平定了天下。当时天下百姓，像从深渊中挣扎了出来，像看到了父母。世祖皇帝从此发布了一系列仁政措施，安抚天下百姓，把亿万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而且天下感恩戴德的人，不只是为明代的君臣报了仇，洗掉耻辱，使他们结草衔环也无法报答恩惠，而且把亿万百姓从死亡中救出，这样的功绩，可与天地同存。从这方面看来，商汤武王虽然凭借仁政兴国，但在君臣伦理上，还不能够超脱，没有遗憾，所以在当时商汤不免有惭愧之心，而武庚也免不了打着为殷雪耻的旗号，背叛周朝。哪里比得上本朝拥有的天下是从流贼手中得到，名正言顺，明朝臣子和汉族人都十分感激，乐意为本朝拼死效力呢！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从前被蒙蔽，一无所知，狂妄任性，错误地引用《春秋》的话来论证，所以有了“明亡之恨”等说法。到现在知道实情后深感后悔，流泪不止，几乎不想再活下去，而得到了如此浩荡的皇恩，更觉惭愧得无地自容了，哪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八、对于孔子的《春秋》大义，岂可以乱臣贼子之心来解释？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春秋》大义，未经先儒讲讨，有明三百年，无一人深悉其故。幸得东海夫子秉持撑柱”等语。孔子成《春秋》，原为君臣父子之大伦，扶植纲常，辨定名分。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今曾静以乱臣贼子之心，托《春秋》以为说，与孔子经文判然相背，无怪乎明三百年无一人能解。不但元、明之人，即汉、唐、宋以来之儒，亦无人能解也。惟逆贼吕留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与曾静同一乱贼之性，同一乱贼之见，所以其解略同耳。曾静之恶逆大罪，肆诋朕躬，已为自古乱臣贼子所罕见。而吕留良张狂吠，获罪于圣祖，其罪万死莫赎，宜曾静之服膺倾倒，以为千古卓识。可问曾静，吕留良所说《春秋》大义，如何昭然大白于天下？吕留良是域中第一义人，还是域中第一叛逆之人？着他据实供来。
【译文】
问曾静：圣上问你，书信里有“《春秋》大义，没有经过前辈大儒解释研究，明代三百年间没有一个人能清楚它的内涵，幸亏有东海夫子一柱撑天，了解大意”等说法。孔子写《春秋》，本来是为了讲明君臣、父子的伦理关系，巩固三纲五常，确定名分，所以说：“孔子写成《春秋》，乱臣贼子就害怕了。”
现在曾静有乱臣贼子的心肠，借《春秋》来为自己辩解，和孔子经文大义截然相反，背经离道，也难怪明朝三百年间没有一个人能解释清。不仅是元、明朝的人，即使是汉、唐、宋以来的儒生，也没有人能够研究透。只有逆贼吕留良凶恶悖乱成性，悍然放肆，和曾静具有着同样的乱贼心性，所以他们的见解就大致相同。曾静大逆不道，恶毒攻击朕躬，已经是自古以来乱臣贼子中罕见的。而吕留良嚣张狂吠，对圣祖犯下了滔天大罪，万死也不能赎去他的罪过。吕留良却令曾静佩服，听从得五体投地，认为是千古以来远见卓识。可以问曾静：吕留良所说的《春秋》大义，怎么才能明确地告知天下的人们？吕留良是天下第一讲道义之人，还是天下第一逆叛之贼？让他从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僻处山谷，离城甚远，左右邻里，无读书士子，良师益友就正，因应试州城，得见吕留良所本朝程墨，及大小题，房书诸评。见其论题理，根本传注，文法规矩先进大家，遂据僻性服膺，妄以为此人是本朝第一等人物，举凡一切言议，皆当以他为宗。其实当时并未曾晓得他的为人行事何如。而中国有论管仲九合一匡处，他人皆以为仁，只在不用兵车，而吕评大意，独谓仁在尊攘。弥天重犯遂类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却不知《论语》所云“攘”者止指楚国而言，谓僭王左衽，不知大伦，不习文教，而春秋所摈，亦指吴楚僭王，非以其地远而摈之也。若以地而论，则陈良不得为豪杰，周子不得承道统，律以《春秋》之义，亦将摈之乎。况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其说载于《孟子》，更大昭著者也。由是看来，在当时吕留良固为背谬之极，而弥天重犯信而宗之，尤为失之千里矣。但吕留良议论弥天重犯所见者止此。其余文字著作，并不曾见过。惟到雍正五年，有学徒张熙，到浙江购书，到吕家传得吕留良题《如此江山图》及《钱墓松歌》诗。彼时闻之，不觉惊异，不敢信以为然，随复得谣言，叠叠惑乱，遂疑他的话是实，且妄悔当身大义之不能早闻。今奉旨将吕留良家藏旧作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束、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束赐看。其中不惟错看《春秋》，罪与弥天重犯同。且竟有讥诋圣祖皇帝处。
圣祖皇帝在位六十余年，深仁厚泽，遍及薄海，即弥天重犯生长山僻，犹知感佩，况吕留良身居浙江大地，列名胶痒，食毛践土，亦已数十余年，如何丧心病狂，竟至如此。弥天重犯从前不知，姿以《春秋》之义说，虽出于吕氏，旨实发于孔子，不得不信。今日解出孔子不是如此说，又深知本朝得统之正，全是天与人归，历圣相承，无不道隆德备。而吕留良所云，如此到今，实实见得他是凶悖成性，悍然无忌，张狂吠，得罪圣祖，万死莫赎，诚为盛朝叛逆之罪魁。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坐昧当身大义，姿信而附和之，万死亦不足以当其罪。今虽深痛无知而误信，切恨吕说之害人。俱嗟无及矣，更有何说。但吕留良之说行世日久，如弥天重犯之为其蛊惑者，谅复不少，今幸得因弥天重犯败露，莫非历圣德隆，皇天笃佑我朝，故水落石出，一至于此，此岂人力之所能与？弥天重犯今虽陷法网，由此而天下之人共知其叛逆，不为彼说所惑，弥天重犯死所甘心矣。
【译文】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住在偏僻的山里，离城镇很远，左邻右舍，没有读书人和良好的老师、朋友来纠正我的错误。因为到州城参加科举考试，得以见到吕留良所评选的本朝科举试卷和八股文格式等评论，看到他论述分析试题的涵义和注释试卷的文法程式十分严谨，很有前辈大家的气派，就从我的怪脾气开始佩服他，错误地认为这个人是本朝第一流的人才，所有一切的言论观点，都应当把他作为亲师。其实当时并不知道他的为人处事怎样，书中有一段证述管仲九次朕合诸侯结盟尊王的事迹，别的人都认为是仁义之举，因为没有使用军队打仗，但吕留良却评论，认为仁在尊重周朝王室，排斥夷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是依次类推一部《春秋》，都是写尊周攘夷。却不知道《论语》所说的“攘”的意思，仅仅指楚国而言，因为楚国自称为王，不知道君臣伦理，不推行政教文明。而《春秋》所抨击的，也指的吴楚二国自称为王，不尊周王，不是因为他们的地理位置远而抨击他们。
如果按地理位置说，那么楚国的陈良不能算英雄豪杰，宋朝的周敦颐不能继承儒家的道统。如果按照《春秋》大义，也要摈弃他们吗？何况舜是东夷的人，周文王是西夷的人，这种说法记载在《孟子》里，更能清楚地说明这个道理了。由此看来，在那时吕留良固然是荒谬之极，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信奉他，推崇他，就更加荒谬千里了。但吕留良的观点，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所见到的只有这些，其它的文章作品，我都没有见过。直是到了雍正五年，有一个叫张熙的学生到浙江买书，到吕留良家传抄到他题的《如此江山图》和《钱墓松歌》的诗。我那时看到后，不由得吃惊，不敢相信这是正确的，随后又听到了许许多多的谣言，于是就疑心他的话是真实的，而且后悔这等立身大道未能早些知晓。现在奉旨将吕留良家里藏的旧作日记纂一本、诗集一本、日记草本四捆、抄本文集四本、散诗稿一捆，赐给我看。这里面不仅错误解释《春秋》和犯下弥天大罪的我认识相同，而且竟然有讽讥诋毁圣祖皇帝的地方。
圣祖皇帝在位六十多年、仁慈敦厚，恩义施遍天下，即使像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穷山僻岭中，还知道感激敬佩，何况吕留良家住浙江文明发达的地方，身为儒学秀才，享受皇恩生活也已经几十年了，为何如此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以前不知道，错误地认为《春秋》大义的观点虽然是吕氏提出的，而其思想实际是孔子阐发的，不能不相信它。今日明白了孔子不是这样的观点，又深深了解到本朝得到天下如此纯正，全由上天降福、百姓归附而得，历代圣上一脉相承，没有不是德高望重的。而吕留良所说的这些话，到现在实实在在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凶顽成性，悍然放肆，嚣张疯狂，对圣祖犯了万死难赎的大罪，实在是本朝叛逆中的罪魁祸首。但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这个山区中粗鄙无知的人，糊涂得违背了立身大义，一味相信去附和他的谬误，真是死一万次也不能抵消我的罪过。现在虽然深切痛恨自己无知而轻信异见，而更切齿痛恨吕氏说法害人至深。后悔嗟叹都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吕留良的邪说，在世上流传时间很长了，像我这样被毒害的人，想来一定不少。现在值得庆幸的是因为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罪行暴露，莫非是历代圣上德高道隆，上天保佑我朝，所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一下到了这个地步。这岂是人的力量所能做到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现在虽然身陷法网之中，也因此使天下的人都知道吕留良的叛逆，不为他的邪说所迷惑，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死了也甘心了。
九、对于一个臣民来说，到底什么是荣辱生死的大义？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可荣可辱，可生可死，而此义必不可失坠”等语。今钦差审问之时，曾静缮写亲供全然改变，求哀乞怜，备极称颂。在曾静将以为荣乎，将以为辱乎？又未知曾静之心，此时愿生乎，抑愿死乎？其争持大义者何在？着他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向谓荣辱死生大义必不可失，只因错解《春秋》，错听谣言耳。其实弥天重犯原是皇上的赤子，非有历世功爵在先明难忘，素怀背叛不臣之心。今日发觉被执，只为谣言蛊惑，错解经义遂至狂悖若此。即在旧年狂悖蒙心之中，此心自问毫无别为，皆是从知识闻见上差错起。到今日解出经义，毫不相干，知得谣传是蜚语诋诬。弥天重犯是蝼蚁小民，实是心悦诚服，到此惟有痛哭流涕，自恨当身大义，自悔不能为顺则之民，其乞哀求怜，正是弥天重犯今日当身之正义，但恐求乞之诚不至不能赎补当前之罪，虽蒙皇恩浩荡，自计于法无可生耳。至若颂德称功，亦弥天重犯为臣民之分，所宜然，尚得似前日之陷于不知，而姿自诋诬，惟所虑者，识浅学陋，不能仰测龙德中正之备，而颂与称有不能至，以是死难瞑目也。盖君之尊同天，亲同父，民之称天，子之颂父岂得为过，况五伦从天而下，极之昆虫草木，皆有而君臣一伦，尤为五伦之首。弥天重犯从前错听流言，错解经义，所以陷身禽兽，自咎虽生犹死，今既晓得本朝龙兴，不同寻常万万，又亲被圣德，高厚从古所无，此时虽死犹生，虽辱亦荣了。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可荣可辱，可生可死，而此义必不可失坠”等说法。现在派钦差审问此案时，曾静亲笔招供，全部改变了立场，求怜摇尾，说尽奉承的话。曾静，你自己认为这是光荣的呢？还是认为这是耻辱的？又不知道曾静你的心思此时是愿意活呢？还是愿意死呢？曾静所争论坚持的大义哪里去了？令他从实供来。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一向认为关系荣辱生死的大义，一定不能失去，只是因为错误理解了《春秋》，误听了谣言的缘故。其实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原本是皇上的子民，并没有一个祖先在明朝有过功勋和封过爵位而难以忘怀，也没有一贯怀着背叛本朝的心思。现在案发而被逮捕，只因为错误理解了经文大义，以至于狂妄悖乱到这个程度。即使是在过去被狂乱悖逆蒙骗时，我扪心自问，没有一点别的行为，都是从知识见闻上出现差错引起的。到了现在，参透了经文大义和吕说毫不相干，知道了所得到的谣言是在造谣惑众诋毁圣哲。犯了弥天大罪的我是一个像蚂蚁一样微不足道的小百姓，实在是心服口服。到现在只有痛苦流泪，自己痛恨处事立身失却大义，后悔不能成为太平盛世一顺民。
我乞哀求怜，正是因为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现在找到了立身大义，只害怕请求之心不够虔诚，不能偿还弥补过去的罪过，虽然承蒙了浩荡皇恩，但自己想来在国法上怕已没有生路了。至于说歌功颂德，亦是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做臣民的份内事情，是应该的，哪还能像从前陷于愚昧无知而狂妄地百般诋毁！我所担心的只是学问浅薄，不能够准确完全地领会圣上高深的仁德思想，而称颂时有不贴切，或见不到的地方，因此而死不瞑目。君主的尊严像皇天一样，亲情如父亲一样，老百姓赞美皇天，做儿子的颂扬父亲，哪里能成为过失呢？况且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从上到下，五种伦理关系，即使是草木昆虫都有这样的关系，而君臣间这一伦，居五伦中的第一位。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从前错听了流言蜚语，错解了经文大义，所以身陷禽兽之类。自己虽然活着就像死了一样。现在既然知道了本朝建国比过去所有一切朝代都强过万万，又亲身承蒙受了皇上深厚的恩德，自古以来，没人能比。这个时候，即使死去就像活着，虽是耻辱，亦感到光荣了。
十、那些狂肆毁谤皇帝的谣言传语到底从何而来？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书内云“生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志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等语。曾静果无志当世，则宜早为高尚，何以应试入学，身列青衿，及考居五等，然后愤懑穷居，肆为狂放？尚得云无志利禄乎？又书内“与一二同志，闭门空山，养鸡种瓜”等语。观曾静书内，见闻甚多，援据甚广，若闭门空山之中，蜚语讹言，何因入耳？是曾静同志之人，必非一二数也。着据实供吐，若供出何人传说，则曾静是误听传闻，罪尚可恕，不可以身犯大逆之罪，遂拼一死以含糊了事，甘为众人容隐。皇上恩旨，着你据实供吐，你须将书内所云若者得自何人，若者传自何处，逐一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书内千错万错，无一字著实者，总因错听谣言，误解经义，所以酿成大恶，到今日不可疏解。今圣德光洁，毫无瑕玷，而皇恩浩荡，不可名言。以弥天重犯如是之大罪大犯，尚如是优容宽待，另置幽闲清旷之地，且敕部给食赐衣，此诚千古未有奇典，尧舜所不到之殊恩。即此一事，弥天重犯粉身碎骨，亦不能仰酬皇恩于万一。此时此际，若果晓得造言首犯，方欲寝食其皮肉，又岂敢容隐他人奸回，以负皇恩？所以当日在长沙，大人审问再三，不敢说者，实为胸中不晓得个实在源头上造言的人。而传言的人，又实实是个忠厚守法，不惟不肯造言，并不肯乱言的人。且自计罪大咎深，自料必不能生，虽蒙大人屡宣皇上智虑神奇，聪明天纵，事事非常，法所得定，亦非常情所得拟。弥天重犯的死生，断非事前所得决然。在弥天重犯当身自计，万难自信，可以侥幸于不死，与其临死而又牵累他人，不如自家一死之安为稍愈。今感皇恩如此高厚，且奉旨意询问，思量自家一死何足轻重，即死亦要说明白自家的心事。
赤子冒触父母，虽当父母盛怒之下，亦要向前号泣，说个明白，况今日旨意煌煌，得许弥天重犯直吐其人乎。此在自家分上计合，该要供出人来。因思水流毕竟有源即流，或可以寻源，胸中记出有两个偶尔传言的人，一是安仁县生员姓何名立忠，曾说他听闻有个茶陵州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中有人上议皇上多条，其大者如此如此。又永兴县十八都有个医生，姓陈字象侯，也说他在一处人家行医，听得人说茶陵州有个堪舆姓陈字帝锡，口传有个本章，谏议皇上如此不好，那上本的臣子姓岳名钟琪。弥天重犯听得二人之话符同，遂渐疑此为实事，其实源头造言的人，不知就是那陈帝锡，抑陈帝锡上手还递传有人否。且陈帝锡弥天重犯从未会面，不知其人形貌何如，即帝锡两字，也不知是此两字否，问何立忠便知。听闻比人会堪舆，前两年在安仁县起学官，何立忠是安仁县的秀才，或者知得他的名字。其实今日仰惟皇上如天如地，何可毁谤。天经云隔，何伤于天，反因云隔，而转见天之高；地经穿凿，何损于地，反因穿凿，而转见地之厚。今皇上之行，如日月经天，虽湖山万里，莫不共见共闻。弥天重犯幸今亦如盲，得视复见天地日月了。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书信里有“生当今日，遭逢今世，无忘于当世之利禄以自污”等说法。曾静如果在本朝没有什么志向，就应该早早为高尚之举，为什么去应试赶考，跻身于秀才的行列，等考试定第五等时，才产生不满而闭门不出，言行放肆狂妄？这还能说是无志利禄”吗？书信里又有“和一二个志同道合的人，闭门深山里，养鸡种瓜”等说法。看曾静的书信里，见到听到的很多，引用的事实很多，如果闭门空山中间，流言蜚语，为什么能进入他耳中呢？所以和曾静志同道合的人，一定不止一二人。令他从实招来。如果供出了什么人传说的，那么才证明曾静是误听人言，罪恶还可以原谅，不能因为犯了大逆不道的罪，于是就拼着一死来含含糊糊完事，甘心替众人隐瞒罪过。皇上有旨，令你从实招来，你必须将书信里所说的，这个从什么人那里听到的，那个从什么地方传来的，一条一条从实供来。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书信中有千错万错，没有一个字是真的，都是由于错听了谣言，误解了经文大义，所以酿成了大错，到现在不得已无法疏通开脱。现在皇上仁德光明正大，没有丝毫缺点，而且皇上的恩德浩荡，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罪行滔天，还能如此宽大优待，单独安置幽静清旷的地方，而且责令刑部部衙门供给衣食，这真是千古罕见的例子，是尧、舜也做不到的特殊恩德。就这一件事，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即使粉身碎骨也难报答皇恩的万分之一。此时此刻，如果知道造谣的作俑者，正想扒他的皮，吃他的肉，又哪敢隐瞒包庇奸人，辜负了深厚皇恩呢？所以当时在长沙，钦差大人审问多次，我不敢说的原因，实际是心里不知道谁是确切造谣的人。
而流传谣言的人，又实在是个忠厚老实，奉公守法，不仅不会造谣，又不肯乱说的人。而且自己考虑罪大恶极，自己心想一定不能活下去了。虽然承大人多次宣称皇上智慧超人，聪明绝顶，做事不是平常事理所能限制的，也不是按平常情理所能想到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的生死，一定不是在事前能知道的，然而于自己考虑，万难相信我能够侥幸不死，与其在临死时又连累别人，还不如自己一死比较安心。现在我感激的是皇恩如此高厚，而且大人奉旨询问，考虑到自己一死无足轻重，即使死也要表明清楚我的心事。儿子冒犯了父母，即使在父母盛怒之中，也要上前号哭说个明白。何况今日皇上旨意明亮清楚，允许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吐露出这些人。这从我自身本分上考虑，应该要供出传谣的人来。因为想到流水有源，从水流也可以寻找到源头。心里想起有两个流传谣言的人。一个是安仁县的秀才，姓何叫立忠。曾经听他说有个茶陵州的人，姓陈，字帝锡，传说朝廷有个人上书议论皇帝很多缺点，其中重要的是如此如此。另一人是永兴县十八都叫陈象侯的医生。也说他在一个人家看病时，听人说茶陵有个风水先生，名叫陈帝锡的人，口头传说有一个奏折，谏议皇上一些缺点，那上折子的大臣叫岳钟琪。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听这两人的话相符，就渐渐怀疑这是个真事。其实最初造谣的人，不知道就是那个陈帝锡，还是陈帝锡上面还有人传递消息呢？况且陈帝锡和我从来没有见过面，不知道这个人面貌怎样，即使是帝锡”两字，也不知是这两个字不是，问一问何立忠就知道了。听说这个人会看风水，前两年在安仁县盖学宫，何立忠是安仁县的秀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其实现在看皇上如天如地，怎么能够诋毁诽谤？上天被云彩隔住，对于天又有何损伤，相反因为云彩隔住而显示天空的高远；大地被挖凿，对于大地有什么损伤，反而因为挖凿而显出大地的深厚。现在皇上的圣行，像日月在天空运行，即使远隔万里广阔的江湖高山，也没有不共同见到听见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庆幸现在像盲人能看东西，能重新见到天地日月了。
十一、这“山崩川竭”的传言到底是何等之事？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在湖南供称“山崩川竭，是传闻泰山崩四十里，至于川并未竭，因笔头不谨，弄文致诬”等语。这泰山崩四十里之说，影响全无，你将传说笔之于书，已极悖逆了，况川竭之事，并无传说，而遂连类。并及这“山崩川竭”，是何等之事，竟可以笔头播弄得么？乃仅以“不谨”二字，轻忽戏玩之词掩饰此罪，如何使得呢？但所闻必有所自，你须据实供出。
曾静供：“山崩”之说，虽有传闻，弥天重犯今日万死，记想个人不出。“川竭”之误，弥天重犯今日实实该死。盖寻常说话，犹庸言之谨，一涉不实，不惟于道理有碍。于心不能无愧，抑且当面受人诃责不小。此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如何可以轻易掠过，且以庶人小民之贱，而上议国家事体，即有实据，犹不免出位冒干之罪，况既复妄，虚中更虚。即此一项，已足粉骨莫偿了。而前供犹仅以“笔头不谨”，盖过是身陷于罪，而竟不自知其罪之大小轻重矣，今日省悟，万死何辞。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在湖南你招供有“山崩塌，江干涸，是传闻泰山崩塌了四十里，至于江，并未干涸，因下笔不谨慎，使文章出现错误”等说法。这泰山崩塌四十里的说法，没有一点根据，你将传言写到书信中，已经极为狂悖逆乱了，而江河干涸之事并无传说，却也连带一块写入。这山崩塌江河干涸是多么重大的事，竟然可以随意在笔头胡写吗？你却仅仅用“不谨”两个字，用这种不严肃的戏玩之词来掩饰你的罪过，怎么能行呢？但是听到的消息一定有它的来源，令你从实供来。
曾静供：泰山崩塌的传说，虽有谣传，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今天罪该万死想不出那人是谁。江河干涸的误笔，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确实该死。即便是平常说的话还十分谨慎，一个举措不真实，不仅在道理上说不过去，对自己也不能做到无愧于心，况且当面受到别人如此厉害的斥责呢？这是何等大事，怎么可以轻易地一掠而过！况且像我这等低贱的小民百姓，却去议论国家大事，即使有真凭实据，还不免有越位犯上的罪过，况且既欺圣上又作假，虚中有虚。仅凭此一项罪，已经是粉身碎骨不能抵偿了。但在前面招供时还以下笔不谨慎掩饰过错，这是身犯大罪竟然不知道自己罪过的大小轻重呀！今天反省悟出后，死一万次也不算多。
十二、“五星聚，黄河清”的瑞祥征兆到底是什么因缘？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以大事看来，五星聚，黄河清，某当此时如何死得。天不欲开治则止，天欲开治，某当此机会，毕竟也算里面一个，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舍某其谁？等语。从古治乱之数，必上有桀纣之君，下有生世涂炭之祸，方可谓之大乱。曾静以我朝为夷狄，为匪类，然必为君者实有昏德，纪纲法度，一切废弛，方为否极之时。以今日海宇承平，万民乐业，以朝廷政事而论，虽不敢谓为至治之世，然苟有人心之识者，断无有诬为乱极。当治之时也。且自开辟以来，未有如曾静禽兽不如之人，而以“五星聚，黄河清”为“舍我其谁”。又云“当此机会”，所谓机会者，何所指？据实供来。
曾静供：弥天重犯许多该死该剐的话，今日反复省悟，也有个病根。盖缘自幼以来，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章说，那井田法制，心中觉得快活，私地暗想，以为今日该行。由是屡去问人，却无一人说今日行得。心下听着人说行不得，甚不快活。后看见吕留良此章书文评语，竟以为行得，且说治天下必要井田封建，井田封建复了，然后方可望得治平。遂不觉赏心合意，从此遂深信吕留良的话。且执着这个死法子，放肚里。因而看轻汉、唐、宋、明之治，大不及三代，妄以为井田不复，贫富不均，其余言治，皆非至道，乃猥不自量，敢以经济抱负，超越寻常。自许一闻“五星聚，黄河清”，遂疑此必是文明开始的机会，既遇文明开治的机会，必行井田复三代，欲行井田复三代，在当身自计，竭其驽骀，亦足备一时犬马之用，因而有舍我其谁之语。即所谓当此机会者，亦是望上之人用我，故曰求人于吴楚东南之隅，非是说弥天重犯当此机会，另生个别见也。只因谣言见闻，遂深疑皇躬主德未纯，所以狂悖，而有是举。及昨自湖南一路以抵京师，所历过之地数千里，无不家给人足，薄海内外，无不化行俗，美道德，政教修举，详明较三代之井田学校，更因时损益，已精益精，正礼明乐备之极，天开文明之盛，当此如是之道隆德至，治著功成。我皇上犹求治之念孜孜不遑，不肯一时一刻少懈。伏读谕旨，尚曰：不敢谓为至治之世。德隆心下，圣不自圣，一至于此，此所以无人感孚，瑞呈详见，“五星聚，黄河清”者，正为皇上道德纯全，超越千古，本朝治教休明，迈盛三代，大圣人兴起在位应也。况井田疆界，自秦以来，已荡废二千余年，封洫沟渠，皆不可考。而今日承平日久，平原旷土，各成旧业，以理势论之，迹必不可行。且天下人文蔚起，不知有几千几万贤良，才智深于治体，精于治法者，用之不尽，而弥天重犯山鄙无知，禽兽不如，乃谓“舍我其谁”，其不自量，一至如此，狂妄之罪，万死何逃。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在所写的逆乱之书《知新录》中有“以大事看来，出现五星聚会、黄河澄清的瑞祥，我在这个时候，如何能够死呢？上天不愿天上太平就算了，上天想开始让天下平定，我遇到这个机会，毕竟也可以算一个人，想在吴楚东南南地找到人才，除了我还有谁呢”等说法。追求古时治理乱世的规律，一定是朝上有昏庸得像夏桀、殷纣的君主，朝下有令百姓遭殃的灾祸，才可以称得上大乱。曾静认为我朝是夷狄之辈，是匪寇之徒，这样做君主的一定昏庸罪恶，国家的纲常法纪一切都废颓松弛，才是形势坏到极点的时候。而今天四海升平，万民乐业，从现在朝廷政事来说，虽然不敢说是最好盛世，而只要有人心有思想的人，断然没有诬蔑当世是乱极当治的时候。况且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不曾有过像曾静这样禽兽不如的人，而凭借五星聚，黄河清”来，除了我还有谁”的话。又d遇到这个机会”，所说的机会是什么？从实招来。
曾静供：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许多该杀该剐的话，今天反复自省，也有一个病根。因为从小以来，讲解经书，讲到《孟子》“滕文公问为国”一章，说到那井田制，我内心很高兴，暗地里想，认为现在应该施行。因此多次去问别人，却没有一个人说现在能够行得通。听别人说行不通，心里很不高兴。后来看见吕留良对这一章的评语，竟认为行得通，而且说治理天下一定要用井田制，分封制，恢复了井田封建制度，这样之后才能希望天下治理太平，于是就不知不觉符合了自己的意见。从此就非常相信吕留良的话，而且在内心坚持着这个死法子，因此也轻视起唐、宋、明代的统治，认为他们大大比不上夏、商、周三代，错误地认为井田制不恢复，贫富就不平均，其它谈论治国的话，都不是真正的道理，于是就不自量力，竟自以为政治才能、理想抱负超越寻常之人而自夸。一听到“五星聚集，黄河澄清”的瑞祥出现，就怀疑这一定是文明治世的机会。既然遇到了文明治世的机会，一定要施行井田制，恢复三代旧制。想施行井田制，恢复三代旧制。从我自身考虑，竭尽我低劣的才智也足够为效犬马之劳的使用，因此才有“舍我其谁”的话。即便是所说的遇到的机会，也是希望上面的人重用我，所以说到吴楚东南之地求得人才，不是说犯了弥天大罪的我在这个机会起了另外一念头。只因为常听到谣言，于是怀疑皇上道德不纯正，所以才狂妄地有了这个举动。
前一段从湖南一路上到京师去，所经过的地方几千里广大，没有人家不是丰衣足食的，四海内外，没有地方不是风俗敦厚的。道德教化，推行得非常普遍，比较起三代时井田制和学校制度，更加根据时代不同进行增减改革，好了还要求更好，使礼乐文明完备到了极点，上天安排了这样一个太平盛世。在此时是这样的道德修明，功勋卓著，皇上还孜孜不倦地考虑治国大道，不肯松懈一时半刻。我伏身读圣谕时，上面还d不敢说是最好的盛世”，道德高尚而内心谦虚，不自封为圣人才是真正圣人，已到了这个地步。这样才使上天感动百姓信任，吉祥征兆不断出现，“五星聚会，黄河澄清”的原因，正是由于圣上的道德纯正，超越千古帝王，本朝政治清明教化敦厚，繁荣超过了三代之时，大圣人居于帝位之时才出现的瑞祥征兆。况且井田制的界限，从秦朝以来，已经被废除，取消了二千多年，封地时的沟渠都已不能找到。而现在经过长时间的太平，平原荒废的土地都成了百姓的老产业，从道理和现实形势上讲，也必然不能施行，何况天下有才能的人蔚然众多，不知道有几千几万个贤臣良士，对于治理国家，规范典章制度十分精通，这样的人才用之不尽。而犯了弥天大罪的我生长在山区粗鄙无知，连禽兽也不如，还称“舍我其谁”
的话，真是不自量力，竟然到了这个地步，狂妄的罪过，真是万死不为过。
十三、被曾静奉以为师的吕留良到底是何许人也？
【原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所著逆书《知新录》内云“近世晚村夫子学问足，本领济，大有为得”。又“生非其时，在今日似恰逢其会”等语。这吕留良自以其先世为前明之仪宾，不忘故国，而在本朝应试诸生，以天盖楼选刻时文，将本朝制科内名人之墨卷文稿刊板求利，致富不赀，乃包藏祸心，肆行无忌。实一反复无赖、卑污狂悖、叛逆之人，天地覆载所不容。今你乃奉为师法，心悦诚服，以为孔孟复生。你所谓吕留良之学问本领，从何处见得？吕留良之大有为，从何处知道？是你与吕留良必曾会晤，亲承指授，而信敬畏服，一至于此。且云“今日恰逢其会”，又是何解？可从实供来。
曾静供：圣人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又曰：“不知人则是非邪正莫能辨。”弥天重犯今日狂悖，一路错到底者，总因自家僻处山谷，眼孔小，见闻隘，胸次鄙陋，错认人故也。如这些话都是自家没识见讨人底里不着，遂妄意心悦诚服，奉以为师，不惟以为师，且以他为一世的豪杰。其实当时何曾晓得他的行径大有不好处。不过就语句言话上，见得与自家僻性相投合，遂不觉好之深。好之深，遂不觉信之笃。当时所谓学问本领者，妄意指他的说理明，论文精。谓他大有为者，期他得用，可行井田，复三代，从前谬妄信得他是如此。今日蒙圣恩开导点化，始晓得他的行事为人，到处不是。不特他当身大义背谬而已。从此回想，向日之信听他者，何啻陈相之悦许行，痛悔何及？至若谓亲承指授，实实没有。他生在浙江，弥天重犯生在湖南，近广东界，相去有数千里，且弥天重犯是康熙十八年生，吕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弥天重犯只有四岁，实未曾与他会晤。至于“恰逢其会”
等语，是弥天重犯胸中先有他一段看轻后世之心，又有他一段错解《春秋》之意，加以元年匪类之说在耳，而又适值永兴县那两年大雨，数月不断，遂以为世道有不好处。此全是山僻无知的识见。直到旧岁奉拿到长沙，今岁又由长沙到京城，见得年丰时和化行俗美，太平有道，普天薄海皆然。方知圣人在位，政教修举，礼乐明备，直盛千古。从前满肚疑团，始得一洗落实。而吕留良之欺世盗名，大逆不道，蛊惑人心，为覆载难容处，弥天重犯亦了然明白矣。
【译文】
问曾静：旨意问你，你写的逆书《知新录》中有“近代吕晚村先生，学问很深，本领很大，大有作为”，以及“没有生在那样时期，而现在好像正好遇到了那个机会”等话。这个吕留良自己认为他的祖先是明代的仪宾（亲王女婿的称号），不能忘记前明王朝，而在我朝参加科举当秀才十多年。后来科考考了第五等，忽然削发出家，扔掉秀才不要，用“天盖楼”堂号选刻当代的八股文，把本朝科举有名之士的作文试卷，刻好印刷来赚钱，发了横财。他包藏着为祸之心，行为放肆元礼，实在是个反复无常、卑鄙下流、疯狂悖乱、大逆不道的无赖，天地都不能容他。现在你却把他奉为师长，佩服之至，把他当成孔子孟子再生。你所说的吕留良的学问本领，从哪些地方看出来的？吕留良有大的作为，从哪些地方知道的？所以你和吕留良一定曾见过面，亲自受了他的指教，因此信服敬畏到这样地步。还d现在正好遇到机会”又是如何解释，可从实招供出来。
曾静供：孔圣人说过：“不怕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怕自己不了解别人。”
又说：“不了解别人，则是非邪正就无法辨别。”犯了弥天大罪的我，今天狂妄悖逆，一路错到底的原因，是因为犯人我家住在偏僻山谷，眼孔小，见闻不广，肚里知识浅陋，错误看待人的结果。像这样的话，都是自己没有见识，不知道别人的底细，遂错误地对他心悦诚服，把他尊为老师。不仅把他尊为老师，而且捧他为一代的英雄豪杰。其实，当时又如何能晓得他的行为大有不好的地方呢？不过是因为他的语言说法上，看到正和自己的偏见相符合，遂不知不觉对他有深刻爱好；爱好得深，遂不知不觉就对他信仰得更深。当时说他有学问有本领，是错误地认为他说理明白透彻，议论精辟妥当；说他大有作为的原因，是希望他能被朝廷使用，可以实行井田制，恢复三代时的盛世。以前的荒谬信服他就是因为这一点。今天蒙受皇上开恩加教育开导，才晓得他的做事和为人处处不对，不仅仅是对人的立身大义解释错误而已。因此回想起来，过去所以听信他的话，这和战国时陈相放弃正路喜好许行的学说一样，实在痛悔已晚了。至于说亲自受吕留良的指教，那确实没有。他生在浙江，犯人我生在湖南接近广东的地方，相去有几千里。而且犯人我是康熙十八年出生的，而吕留良是康熙二十一年死的，犯人我当时才四岁，确实没有与他见过面。至于说的“恰好相逢在一块”等话，是因为犯了弥天重罪的我，心中先存有了他那种看轻后世的心理，又有他那一段错讲《春秋》意义的影响，加之对元朝时匪类的说法也听进去了，而又遇上永兴县那两年一连几个月大雨不断，遂以为这是世道不好而上天降灾。这完全是因住在山野荒辟地方而产生的无知见解。直到去年奉旨捉到长沙，今年从长沙押解到京城来，一路上看见到处年丰人和，教化和风俗都很美好，天下太平，道德深入人心，全国各地都是一样，才懂得当今有圣人当皇上，政治教化都得到很好推行，礼乐文明都十分完备，真是千古以来未遇到过的盛世。从前一肚子疑团，至今才得以洗涤干净。而吕留良的欺世盗名，大逆不道，蛊惑人心，实是天地所不能容许的，犯了弥天大罪的我至此才算心中了然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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