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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谕，《李氏藏书》，谨抄录一通，专人呈览。年来有书三种，惟此一种系千百年是非，人更八百，简帙亦繁，计不止二千叶矣。更有一种，专与朋辈往来谈佛乘者，名曰《李氏焚书》，大抵多因缘语、忿激语，不比寻常套语。恐览者或生怪撼，故名曰《焚书》，言其当焚而弃之也。见在者百有余纸，陆续则不可知，今姑未暇录上。又一种则因学士等不明题中大旨，乘便写数句贻之，积久成帙，名曰《李氏说书》，中间亦甚可观。如得数年未死，将《语》、《孟》逐节发明，亦快人也。惟《藏书》宜闭秘之，而喜其论著稍可，亦欲与知音者一谈，是以呈去也。其中人数既多，不尽妥当，则《晋书》、《唐书》、《宋史》之罪，非余责也。
窃以魏、晋诸人标致殊甚，一经秽笔，反不标致。真英雄子，画作疲软汉矣；真风流名世者，画作俗士；真啖名不济事客，画作褒衣大冠，以堂堂巍巍自负。岂不真可笑！因知范晔尚为人杰，《后汉》尚有可观。今不敢谓此书诸传皆已妥当，但以其是非堪为前人出气而已，断断然不宜使俗士见之。望兄细阅一过，如以为无害，则题数句于前，发出编次本意可矣，不愿他人作半句文字于其间也。何也？今世想未有知卓吾子者也。然此亦惟兄斟酌行之。
弟既处远，势难遥度，但不至取怒于人，又不至污辱此书，即为爱我。中间差讹甚多帷须细细一番乃可。若论著则不可改易，此吾精神心术所系，法家传爰之书，未易言也。
本欲与上人偕往，面承指教，闻白下荒甚，恐途次有儆，稍待麦熟，或可买舟来矣。生平慕西湖佳胜，便于舟航，且去白下密迩。又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何如？夫我既已出家矣，特余此种种耳，又何惜此种种而不以成此名耶！或一会兄而往，或不及会，皆不可知，第早晚有人往白下报曰，“西湖上有一白须老而无发者”，必我也夫！必我也夫！从此未涅槃之日，皆以阅藏为事，不复以儒书为意也。
前书所云邓和尚者果何似？第一机即是第二机，月泉和尚以婢为夫人也。第一机不是第二机，豁渠和尚以为真有第二月在天上也。此二老宿，果致虚极而守静笃者乎？何也？盖惟其知实之为虚，是以虚不极，惟其知动之即静，是以静不笃。此是何等境界，而可以推测拟议之哉！故曰“亿则屡中”，非不屡中也，而亿焉则其害深矣。夫惟圣人不亿，不亿故不中，不中则几焉。何时聚首合并，共证斯事。
潘雪松闻已行取， 《三经解》 刻在金华，当必有相遗。遗者多，则分我一二部。我于《南华》已无稿矣，当时特为要删太繁，故于隆寒病中不四五日涂抹之。《老子解》亦以九日成，盖为苏注未惬，故就原本添改数行。《心经提纲》则为友人写《心经》毕，尚余一幅，遂续墨而填之，以还其人。皆草草了事，欲以自娱，不意遂成木灾也！若《藏书》则真实可喜。潘新安何如人乎？既已行取，便当居言路作诤臣矣，不肖何以受知此老也。其信我如是，岂真心以我为可信乎，抑亦从兄口头，便相随顺信我也？若不待取给他人口头便能自着眼睛，索我于牝牡骊黄之外，知卓吾子之为世外人也，则当今人才，必不能逃于潘氏藻鉴之外，可以称具眼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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