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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一也，有先行之言，有可行之言，又有当行之言。吾尝以此三言者定君子之是非，而益以见立言者之难矣。何谓先行之言？则夫子之告子贡是已。既已先行其言矣，安有言过其行之失乎？何谓可行之言？则《易》也，《中庸》也，皆是也。《易》曰“以言乎远则不御”，是远言皆可行也：“以言乎迩则静而正”，是迩言皆可行也：“以言天地之间则备”，是天地之间之言皆可行也。《中庸》曰：“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夫夫妇能行，则愚不肖者自谓不及，贤智者自谓过之，皆不可得矣，其斯以为可行之言乎？既曰可行之言，则言之千百世之上不为先，行之千百世之下不为后；则以言行合一，先后并时，虽圣人亦不能置先后于其间故也。
若夫当行之言，则虽今日言之，而明日有不当行之者，而况千百世之上下哉！不独此也，举一人而言，在仲由则为当行，而在冉求则为不当行矣，盖时异势殊，则言者变矣。故行随事迁，则言焉人殊，安得据往行以为典要，守前言以效尾生耶？是又当行之言不可以执一也。
夫当行而后言，非通于道者不能，可行而后言，非深于学者不能。若中丞李公，真所谓通于道、深于学者也，故能洁已裕人，公恕并用，其言之而当行而可行者乎！乃今又幸而获读所为《从政集》者，则又见其在朝在邑，处乡处家，已往之迹皆如是也，所谓先行其言者也。某是以知公之学，实学也，其政，实政也，谓之曰《先行录》，不亦宜乎！然既先行其言矣，又何不当行之有？又何不可行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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