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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也。父池，天章阁待制。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闻讲左氏春秋，爱之，退为家人讲，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释书，至不知饥渴寒暑。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其后京、洛间画以为图。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华靡，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列语之曰：“君赐不可违。”乃簪一枝。
除奉礼郎，时池在杭，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丁内外艰，执丧累年，毁瘠如礼。服除，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
中官麦允言死，给卤簿。光言：“繁缨以朝，孔子且犹不可。允言近习之臣，非有元勋大劳，而赠以三公官，给一品卤簿，其视繁缨，不亦大乎？”夏竦赐谥文正，光言：“此谥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当之？”改文庄。加集贤校理。
从庞籍辟，通判并州。麟州屈野河西多良田，夏人蚕食其地，为河东患。籍命光按视，光建：“筑二堡以制夏人，募民耕之，耕者从则籴贱，亦可渐纾河东贵籴远输之忧。”籍从其策；而麟将郭恩勇且狂，引兵夜渡河，不设备，没于敌，籍得罪去。光三上书自引咎，不报。籍没，光升堂拜其妻如母，抚其子如昆弟，时人贤之。
改直秘阁、开封府推官。交趾贡异兽，谓之麟，光言：“真伪不可知，使其真，非自至不足为瑞，愿还其献。”又奏赋以风。修起居注，判礼部。有司奏日当食，故事食不满分，或京师不见，皆表贺。光言：“四方见，京师不见，此人君为阴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独不知，其为灾当益甚，不当贺。”从之。
同知谏院。苏辙答制策切直，考官胡宿将黜之，光言：“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宜黜。”诏置末级。
仁宗始不豫，国嗣未立，天下寒心而莫敢言。谏官范镇首发其议，光在并州闻而继之，且贻书劝镇以死争。至是，复面言：“臣昔通判并州，所上三章，愿陛下果断力行。”帝沉思久之，曰：“得非欲选宗室为继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光曰：“臣言此，自谓必死，不意陛下开纳。”帝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光退未闻命，复上疏曰：“臣向者进说，意谓即行，今寂无所闻，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何遽为不祥之事。小人无远虑，特欲仓卒之际，援立其所厚善者耳。‘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可胜言哉？”帝大感动曰：“送中书。”光见韩琦等曰：“诸公不及今定议，异日禁中夜半出寸纸，以某人为嗣，则天下莫敢违。”琦等拱手曰：“敢不尽力。”未几，诏英宗判宗正，辞不就，遂立为皇子，又称疾不入。光言：“皇子辞不赀之富，至于旬月，其贤于人远矣。然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愿以臣子大义责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
兖国公主嫁李玮，不相能，诏出玮卫州，母杨归其兄璋，主入居禁中。光言：“陛下追念章懿太后，故使玮尚主。今乃母子离析，家事流落，独无雨露之感乎？玮既黜，主安得无罪？”帝悟，降主沂国，待李氏恩不衰。
进知制诰，固辞，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时朝政颇姑息，胥吏喧哗则逐中执法，辇官悖慢则退宰相，卫士凶逆而狱不穷治，军卒詈三司使而以为非犯阶级。光言皆陵迟之渐，不可以不正。
充媛董氏薨，赠淑妃，辍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谥，行册礼，葬给卤簿。光言：“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妇人无谥，近制惟皇后有之。卤簿本以赏军功，未尝施于妇人。唐平阳公主有举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给。至韦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给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时有司定后宫封赠法，后与妃俱赠三代，光论：“妃不当与后同，袁盎引却慎夫人席，正为此耳。天圣亲郊，太妃止赠二代，而况妃乎？”
英宗立，遇疾，慈圣光献后同听政。光上疏曰：“昔章献明肃有保佑先帝之功，特以亲用外戚小人，负谤海内。今摄政之际，大臣忠厚如王曾，清纯如张知白，刚正如鲁宗道，质直如薛奎者，当信用之；猥鄙如马季良，谗谄如罗崇勋者，当疏远之，则天下服。”
帝疾愈，光料必有追隆本生事，即奏言：“汉宣帝为孝昭后，终不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上继元帝，亦不追尊钜鹿、南顿君，此万世法也。”后诏两制集议濮王典礼，学士王珪等相视莫敢先，光独奋笔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王宜准封赠期亲尊属故事，称为皇伯，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议成，珪即命吏以其手稿为按。既上与大臣意殊，御史六人争之力，皆斥去。光乞留之，不可，遂请与俱贬。
初，西夏遣使致祭，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诉于朝。光与吕诲乞加宜罪，不从。明年，夏人犯边，杀略吏士。赵滋为雄州，专以猛悍治边，光论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捕鱼界河，伐柳白沟之南，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为不材，将代之。光谓：“国家当戎夷附顺时，好与之计较末节，及其桀驁，又从而姑息之。近者西祸生于高宜，北祸起于赵滋；时方贤此二人，故边臣皆以生事为能，渐不可长。宜敕边吏，疆场细故辄以矢刃相加者，罪之。”
仁宗遗赐直百余万，光率同列三上章，谓：“国有大忧，中外窘乏，不可专用乾兴故事。若遗赐不可辞，宜许侍从上进金钱佐山陵。”不许。光乃以所得珠为谏院公使钱，金以遗舅氏，义不藏于家。后还政，有司立式，凡后有所取用，当覆奏乃供。光云：“当移所属使立供已，乃具数白后，以防矫伪。”
曹佾无功除使相，两府皆迁官。光言：“陛下欲以慰母心，而迁除无名，则宿卫将帅、内侍小臣，必有觊望。”已而迁都知任守忠等官，光复争之，因论：“守忠大奸，陛下为皇子，非守忠意，沮坏大策，离间百端，赖先帝不听；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构，国之大贼。乞斩于都市，以谢天下。”责守忠为节度副使，蕲州安置，于下快之。
诏刺陕西义勇二十万，民情惊挠，而纪律疏略不可用。光抗言其非，持白韩琦。琦曰：“兵贵先声，谅祚方桀驁，使骤闻益兵二十万，岂不震慑？”光曰：“兵之贵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欺之于一日之间耳。
今吾虽益兵，实不可用，不过十日，彼将知其详，尚何惧？”琦曰：“君但见庆历间乡兵刺为保捷，忧今复然，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朝廷尝失信，民未敢以为然，虽光亦不能不疑也。”琦曰：“吾在此，君无忧。”光曰：“公长在此地，可也；异日他人当位，因公见兵，用之运粮戍边，反掌间事耳。”琦嘿然，而讫不为止。不十年，皆如光虑。
王广渊除直集贤院，光论其奸邪不可近：“昔汉景帝重卫绾，周世宗薄张美。广渊当仁宗之世，私自结于陛下，岂忠臣哉？宜黜之以厉天下。“进龙图阁直学士。
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力辞。帝曰：“古之君子，或学而不文，或文而不学，惟董仲舒、扬雄兼之。卿有文学，何辞为？”对曰：“臣不能为四六。”帝曰：“如两汉制诏可也；且卿能进士取高第，而云不能四六，何邪？”竟不获辞。
御史中丞王陶以论宰相不押班罢，光代之，光言：“陶由论宰相罢，则中丞不可复为。臣愿俟既押班，然后就职。”许之。遂上疏论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国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赏，曰必罚。其说甚备。且曰：“臣获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献，平生力学所得，尽在是矣。”御乐院内臣，国朝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内殿崇班则出；近岁暗理官资，非祖宗本意。因论高居简奸邪，乞加远窜。章五上，帝为出居简，尽罢寄资者。既而复留二人，光又力争之。张方平参知政事，光论其不叶物望，帝不从。还光翰林兼侍读学士。
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览，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
诏录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閤门祗候，光曰：“国初草创，天步尚艰，故御极之初，必以左右旧人为腹心耳目，谓之随龙，非平日法也。閤门祗候在文臣为馆职，岂可使厮役为之。”
西戎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光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若其不胜，必引众归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独失信谅祚，又将失信于名山矣。若名山余众尚多，还北不可，入南不受，穷无所归，必将突据边城以救其命。陛下不见侯景之事乎？”
上不听，遣将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
百官上尊号，光当答诏，言：“先帝亲郊，不受尊号。末年有献议者，谓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彼有尊号我独无，于是复以非时奉册。昔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不闻汉文帝复为大名以加之也。愿追述先帝本意，不受此名。”帝大悦，手诏奖光，使善为答辞，以示中外。
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南郊勿赐金帛。诏学士议，光与王珪、王安石同见，光曰：“救灾节用，宜自贵近始，可听也。”安石曰：“常衮辞堂馔，时以为衮自知不能，当辞位不当辞禄。且国用不足，非当世急务，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尔。”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
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彼设法夺民，其害乃甚于加赋。此盖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争议不已。帝曰：“朕意与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会安石草诏，引常衮事责两府，两府不敢复辞。
安石得政，行新法，光逆疏其利害。迩英进读，至曹参代萧何事，帝曰：“汉常守萧何之法不变，可乎？”对曰：“宁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取高帝约束纷更，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孝宣之政，汉业遂衰。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吕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言非是，其意以风朝廷耳。”帝问光，光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诸侯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是为世轻世重，非变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公卿侍从皆在此，愿陛下问之。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执政侵其事。今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则胥吏矣。今为看详中书条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对，则以他语诋光。帝曰：“相与论是非耳，何至是。”光曰：“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愿取则与之，不愿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昔太宗平河东，立籴法，时米斗十钱，民乐与官为市。其后物贵而和籴不解，遂为河东世世患。
臣恐异日之青苗，亦犹是也。”帝曰：“坐仓秋米何如？”坐者皆起，光曰：“不便。”惠卿曰：“籴米百万斛，则省东南之漕，以其钱供京师。”光曰：“东南钱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籴米而漕钱，弃其有余，取其所无，农末皆病矣！”侍讲吴申起曰：“光言，至论也。”
它日留对，帝曰：“今天下汹汹者，孙叔敖所谓‘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也。”光曰：“然。陛下当论其是非。今条例司所为，独安石、韩绛、惠卿以为是耳，陛下岂能独与此三人共为天下邪？”帝欲用光，访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与国论，此消长之大机也。光才岂能害政，但在高位，则异论之人倚以为重。韩信立汉赤帜，赵卒气夺，今用光，是与异论者立赤帜也。”
安石以韩琦上疏，卧家求退。帝乃拜光枢密副使，光辞之曰：“陛下所以用臣，盖察其狂直，庶有补于国家。若徒以禄位荣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禄位自荣，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盗窃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诚能罢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虽不用臣，臣受赐多矣。今言青苗之害者，不过谓使者骚动州县，为今日之患耳。而臣之所忧，乃在十年之外，非今日也。夫民之贫富，由勤惰不同，惰者常乏，故必资于人。今出钱贷民而敛其息，富者不愿取，使者以多散为功，一切抑配。恐其逋负，必令贫富相保，贫者无可偿，则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责使代偿数家之负。春算秋计，展转日滋，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十年之外，百姓无复存者矣。又尽散常平钱谷，专行青苗，它日若思复之，将何所取？富室既尽，常平已废，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民之羸者必委死沟壑，壮者必聚而为盗贼，此事之必至者也。”抗章至七八，帝使谓曰：“枢密，兵事也，官各有职，不当以他事为辞。”对曰：“臣未受命，则犹侍从也，于事无不可言者。”安石起视事，光乃得请，遂求去。
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宣抚使下令分义勇戍边，选诸军骁勇士，募市井恶少年为奇兵；调民造干，悉修城池楼橹，关辅骚然。光极言：“公私困敝，不可举事，而京兆一路皆内郡，缮治非急。宣抚之令，皆未敢从，若乏军兴，臣当任其责。”于是一路独得免。徙知许州，趣入观觐，不赴；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自是绝口不论事。而求言诏下，光读之感泣，欲嘿不忍，乃复陈六事，又移书责宰相吴充，事见《充传》。蔡天申为察访，妄作威福，河南尹、转运使敬事之如上官；尝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府独为设一班，示不敢与抗。光顾谓台吏曰：“引蔡寺丞归本班。”吏即引天申立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下。天申窘沮，即日行。元丰五年，忽得语涩疾，疑且死，豫作遗表置卧内，即有缓急，当以界所善者上之。官制行，帝指御史大夫曰：“非司马光不可。”又将以为东宫师傅。蔡確曰：“国是方定，愿少迟之。”《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以为贤于荀悦《汉纪》，数促使终篇，赐以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天下以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号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亦知其为君实也。
帝崩，赴阙临，卫士望见，皆以手加额曰：“此司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观，马至不得行，曰：“公无归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太皇太后临政，遣使问所当先，光谓：“开言路。”诏榜朝堂。而大臣有不悦者，设六语云：“若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侥幸希进；下以眩惑流俗。若此者，罚无赦。”后复命示光，光曰：“此非求谏，乃拒谏也。人臣惟不言，言则入六事矣。”乃具论其情，改诏行之，于是上封者以千数。
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苏轼自登州召还，缘道人相聚号呼曰：“寄谢司马相公，毋去朝廷，厚自爱以活我。”是时天下之民，引领拭目以观新政，而议者犹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但毛举细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安石、惠卿所建，为天下害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众议甫定。遂罢保甲团教，不复置保马；废市易法，所储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钱；京东铁钱及茶盐之法，皆复其旧。或谓光曰：“熙、丰旧臣，多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义间上，则祸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于是天下释然，曰：“此先帝本意也。”
元祐元年复得疾，诏朝会再拜，勿舞蹈。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光叹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著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乃论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罢之。诸将兵皆隶州县，军政委守令通决。废提举常平司，以其事归之转运、提点刑狱。边计以和戎为便。谓监司多新进少年，务为刻急，令近臣于郡守中选举，而于通判中举转运判官。又立十科荐士法。皆从之。
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朝觐，许乘肩舆，三日一入省。光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令子康扶入对，且曰：“毋拜。”遂罢青苗钱，复常平粜籴法。两宫虚己以听。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光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徇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光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明堂礼成不贺，赠太师、温国公，遂以一品礼服，赙银绢七千。诏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护其丧，归葬陕州。谥曰文正，赐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及葬，哭者如哭其私亲。
岭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尽像以祀，饮食必祝。
光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在洛时，每往夏县展墓，必过其兄旦，旦年将八十，奉之如严父，保之如婴儿。自少至老，语未尝妄，自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诚心自然，天下敬信，陕、洛间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实得无知之乎？”
光于物澹然无所好，于学无所不通，惟不喜释、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书，其诞吾不信也。“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食以终其身。
绍圣初，御史周秩首论光诬谤先帝，尽废其法。章惇、蔡卞请发冢斫棺，帝不许，乃令夺赠谥，仆所立碑。而惇言不已，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贬崖州司户参军。徽宗立，复太子太保。蔡京擅政，复降正议大夫，京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靖康元年，还赠谥。建炎中，配飨哲宗庙庭。
【译文】司马光，字君实，是陕州夏县人。他的父亲司马池，曾任天章阁待制。司马光七岁的时候，严肃如同成年人，听别人讲《左氏春秋》，他特别喜爱，回家后将所听到的讲给家人，竟能说出其中的大意。此后，他整天手不释卷，非常爱读书，往往不知道饥饿、口渴和寒暑季节。有一次，一群小孩在院中游戏，其中有一个孩子爬到一口大缸上，不慎落入缸中，小孩们很害怕，都逃跑了，只有司马光非常冷静，他从地上拾起一块石头，把缸砸破，缸里的水一下子全流了出来，小孩得救了。后来京师、洛阳一带把这件事绘成图画，广为传诵。宋仁宗宝元初年，司马光考中进士，这年他刚二十岁。他不喜欢华丽，朝廷规定，凡是中进士的人，都要参加一次“闻喜宴”，在参加宴会时，皇帝要赐给每位新中进土一朵大红花，大家都佩戴上大红花，以示荣耀。唯独司马光不戴花，一位同中进士的人告诉他说：“君王赏赐的花，不戴不恭敬。”于是司马光才戴上一枝。
朝廷授予他奉礼郎，因司马池在杭州，司马光便请求任苏州判官以便能侍奉父亲，朝廷答应了。父母亲去逝后，他守丧多年。以至容貌憔悴。他谨守礼节，守丧期满，负责武成军判官的事务，后改为大理评事，增补为国子监直讲。枢密副使庞籍推荐他为馆阁校勘，负责礼院事务。
中官麦允言死后，被给予帝王驾出时扈从的仪仗队。司马光说：“戴很多缨子的帽子上朝，孔子尚且认为不可。麦允言只是皇上亲近的大臣，并没有多少功劳，而被赠以三公的官位，给予一品官的仪仗队，看他帽上的缨子，这不也太多了吗？”夏竦死了之后被赐谥文正，司马光说：“这个谥号是最美的了，夏竦是什么人，可受得起吗？”因为他的话，夏竦被改谥文庄。司马光被任命为集贤校理。
司马光接受庞籍的邀请，担任并州判官。麟州屈野河西良田颇多，西夏人蚕食这一带土地，已成为河东的祸患。庞籍命令司马光去巡视，司马光建议说：“修筑两个城堡来抵御西夏人，招募老百姓去耕种土地。耕种的人多，粮食买卖价格就低，也就可以慢慢缓和河东粮食价格昂贵而依赖远处供给的忧虑。”庞籍听从了他的计策。麟州将领郭恩勇敢却有点狂妄，率兵在夜间渡河，不设防备，被敌方消灭，庞籍因此获罪，离开了麟州。司马光三次上书陈述郭恩覆灭是自己的过失，但没有得到答复。庞籍死后，司马光上堂拜见他的妻子，待她像母亲一样，抚养他的儿子就像自己的兄弟一样，当时的人都很称赞他。
后来，司马光改任直秘阁、开封府推官。这时，交趾贡纳一种奇怪的野兽，说是麟，司马光说：“真假不得而知，即使是真的，不是自己来的也不能说明是祥瑞之兆，希望送还他们的所献之物。”他又写了一篇赋进行讽谏。他又修撰起居注，供职礼部。有关部门说有日食，按惯例，日食不满度数，或许京师看不见，就应当上表祝贺。司马光说：“四方都看得见，京师看不见，这说明君王被阴险邪恶的小人所蒙蔽；天下的人都知道，唯独朝廷不知道，它所带来的灾害会更厉害，不应当庆贺。”朝廷听从了他的意见。
他与别人一同负责谏院的时候，苏辙在回答科举考试的对策中，言辞切中要害而且很直率，考官胡宿打算不录取他，司马光说：“苏辙有爱君忧国之心，不应该落榜。”因为司马光的这一建议，皇上下诏将苏辙定为最后一等。
仁宗身体不好，可国家的继承人还没有确定，天下的人都很忧虑却不敢说话。谏官范镇首先发表自己的看法，司马光在并州听说后，也发表意见，并且赠送书信给范镇，劝他以死抗争。到这时，司马光又对皇上当面说：“我过去在并州作通判，所上的文书三章，希望陛下果断笃行。”皇帝深思了好久，然后说：“莫非想要挑选宗室后代作为继承人吗？这的确是忠臣说的话，只是别人不敢说罢了。”司马光说：“我说这个，自己认为一定会招来死罪，没想到皇上如此开明，竟然接受了。”皇上说：“这有什么不好，古今都有这类事。”司马光退朝后没有听说有诏令，就又上书说：“我前面所说，心想立即就会施行，现在却没听到什么，这中间一定有小人说陛下身强力壮，怎么立即做不吉祥的事？
那些小人没有长远的考虑，只是想在仓猝之间，拉拢他们所看重的和友善的。‘定策国老’、‘门生天子’之祸，能说得完吗？”皇帝大为感动，说：“将司马光的上书送到中书省。”司马光见到韩琦等说：“诸公没来得及商定，他日宫中半夜传出寸纸，把某人作为继承人，而且全国的人不敢违背。”韩琦等双手作揖说：“不敢不尽力。”不久，下诏让英宗负责宗正事务，英宗一再推辞，不肯答应，于是被立为皇子。英宗又说自己有病，不肯入宫。司马光说：“皇子推辞富贵，已经快一个月了，可见他比一般人贤惠得多。然而，对父亲的召唤不答应，君王征召，却不肯应征，希望以臣下的道义来责备皇子，想必他一定会入宫。”皇上照他说的办，英宗果然接受了征召。
兖国公主嫁给李玮，李玮不能胜任宰相的职务，皇上下诏调李玮到卫州，李玮的母亲就去归附其兄李璋，公主回到宫中居住。司马光说：“皇帝陛下想念章懿太后，所以让李玮娶了公主。现在是母子分离，家事零落，唯独皇上未感觉到没有恩泽吗？李玮已经被罢黜，公主怎么会没有罪呢？”皇帝明白了，下诏让公主到沂国，对待李氏的恩惠也不变。朝廷要晋升他为负责起草皇帝诏书的官，他一再推辞，于是改授为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并负责谏院的工作。当时朝廷对许多违法的事多姑息迁就，小官吏们起哄就可以驱逐执法官；负责皇帝坐车的官吏违令、傲慢，竟能撤换宰相；卫士们行凶造反，可监狱不去穷追他们的责任；兵士辱骂三司使而不被认为是冒犯长官。司马光说这些都是犯死罪的发端，不能不将他们正法。
充媛董氏死后，被赠淑妃称号，大臣停止上朝，为她服丧。官员们都前去抚慰，为其议定谥号，实行册封的礼节，送葬时为其配备仪仗队。司马光说：“董氏的位次本来低微，病危将死时才拜为充媛。古时候妇人没有谥号，近代的制度也只有皇后才有。仪仗队本来是用于奖赏有军功的人的，从来没有用于妇人。唐朝平阳公主有率兵辅佐唐高祖平定天下的功劳，才享此殊荣。到了韦庶人才开始下令妃子下葬的日子都给予鼓吹，但这不是要让它成为制度，不值得效法。”当时有关部门议定后宫的封赠办法，皇后和妃子全部要封赠三代，司马光说：“妃子不应当与皇后一样，西汉时的袁盎引导慎夫人离开与皇后同坐的席位，也正是这个缘故。仁宗天圣年间行郊祀祭礼，太妃只赠给二代，何况是妃子呢？”英宗即皇帝位，患病，慈圣光献皇后和他一同处理政务，司马光上疏说：“过去章献明肃皇后有保佑先帝的功劳，只是因为亲近、任用外戚小人，遭到国内人士的非议。现在处理政务，大臣中忠诚厚道的像王曾，清廉纯正的像张知白，刚正不阿的如鲁宗道，正直无私的像薛奎，等等，应该相信重用他们；猥琐、卑鄙的像马季良，谗害忠良的像罗崇勋，等等，应当疏远他们。这样天下的人就会心悦诚服。”
英宗皇帝病愈，司马光料想一定会追尊继皇子的事，于是上书说：“汉宣帝是孝昭帝的后代，但终究不去追尊卫太子、史皇孙；光武帝继承西汉元帝，也不追尊钜鹿、南顿君，这是永久的法则。”后来皇上下诏让两制集体商议濮王的典章礼节，学士王珪等互相观望不敢首先表态，司马光独自挥笔写道：“作为一个人的后嗣，就是为人之子，不能顾及自己的亲属。大王应该准许封赠他的父亲，称为皇伯，给他高官和大的封国，以表示对他的尊敬和荣宠。”商议定了，王珪即命令属吏将司马光的手稿作为商议的结果。呈上去后，与大臣们的意见不一样，六位御史力争，都因此而遭到贬斥。司马光请求将他们留下，没被准许，于是请求与他们一同受贬。
起初，西夏派使者来参加祭祀，延州指挥使高宜负责护送作伴，他对西夏使者很傲慢，并出言侮辱西夏国王。使者回去之后，报告了朝廷。司马光与吕诲请皇上对高宜治罪，皇上没有听从。第二年，西夏人犯边，杀掠官吏和平民。赵滋在雄州为官，只是凭他的勇猛和强悍治理边境，司马光先前就认为这样很危险。此时，契丹人在界河捕鱼，在白沟的南面砍伐柳树，朝廷认为雄州知州李中祐没有才能，准备派人取代他。司马光说：“我们的国家在少数民族归附我们的时候，我们和他们计较细枝末节；等到他们桀驁不驯的时候，又听其所为，姑息他们。近来西边的祸害起于高宜，北边的祸害因为赵滋，可是时下却认为这两个人是贤人，所以边境的官吏都以惹是生非为本事，渐渐发展到不可阻挡。应该给边境的官吏下令，在边疆处理小事动辄用武的人，按犯罪论处。”
宋仁宗用于赠送、赏赐的东西，价值竟达百余万。司马光率领同僚三次上书，劝谏说：“国家还有大的忧患，内外贫乏，不可专门效仿乾兴的旧事。如果必须赠送、赏赐，应准许大臣向上进献所得赏赐金钱来帮助营建山陵。”皇上没有答应。司马光便把皇上赏赐的珠宝作为谏院的办公费，黄金送给舅家，坚决不肯自己留在家里。皇后归政后，有关部门制订法律，规定皇后想要的东西，要上奏两次才供给。司马光说：“应该转交给有关的部门来负责供给，并要如数告诉皇后，防止有人从中作弊。”
曹佾没有什么功劳被任命为使相，两府都升官。司马光说：“皇帝陛下想要慰藉母亲的心，而提拔无名之辈，这样守卫的老将、侍奉的小臣，一定会有所希冀。”不久，又晋升都知任守忠等官员，司马光又争辩，他议论说：“任守忠是个大奸臣，陛下被立为皇子，也不是任守忠的意思，他阻止和破坏重大决策，破坏各种事情，幸好先帝没有听从；等到陛下继承皇位后，他又多次干坏事，是国家的大贼。请将斩首于都市，以答谢天下。”由于他的这一议论，任守忠被贬为节度副使，让他到蕲州，天下人对此都感到高兴。
皇上下诏征发陕西义勇二十万人，百姓为此惊扰，而且这些人纪律混乱，根本就不能任用。司马光慷慨激昂地加以评论，把情况告诉韩琦，韩琦说：“用兵贵在先声夺人，谅祚现在正桀驁不训，如果他听说一下增兵二十万，难道不会感到震惊害怕吗？”司马光说：“用兵之所以贵在先声夺人，是因为这毕竟不真实，仅可以欺骗一时罢了。现在我们虽然增兵，实际上这些兵不堪用，不超过十天，他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实情，人家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呢？”韩琦说：“你只看到庆历年间乡兵打了胜仗，担心现在又会像那样，现在已下圣旨与百姓约定，永远不再充军防守边防。”司马光说：“朝廷曾经失信于民，老百姓不会相信，即使我司马光也不能不怀疑。”韩琦说：“我在这个位置上，你不要有忧虑。”司马光说：“您在这里，可以这样，他日别人处在这个位置，因为公事征兵，招兵运粮、守边，这些都是易如反掌的事。”韩琦不再作声，可事情也就这样了，也并没有停止老百姓的兵役。还不到十年，就都像司马光所忧虑的情形了。
王广渊被安置到集贤院，司马光认为他奸邪不可亲近，说：“过去汉景帝重用卫绾，周世宗不看重张美。王广渊在仁宗在世时，私自结交陛下，难道可以说是忠臣吗？应该贬黜他，以严肃天下。”不久司马光被提升为龙图阁直学士。
宋神宗即位后，司马光又被提拔为翰林学士，司马光极力推辞。皇帝说：“古时候的君子，有的有学问而不写文章，有的写文章而无学问，只有董仲舒、扬雄二者兼之。你有文章、学问，为什么要推辞呢？”司马光回答说：“我不能作四六骈体文。”皇帝说：“就像两汉的诏书就可以了；何况你能在进士考试中获得很高名次，却说不能作四六骈文，这是为什么？”终究推辞不掉。
御史中丞王陶因为议论宰相不值日而被罢官，让司马光代替他。司马光说：“王陶由于议论宰相被罢免了官职，那么御史中丞我现在不能担任。我希望等到宰相值日后，再来就职。”他的话被答应了。他又上书谈论修心的三个要领：仁、明、武；治国的三个主要问题：任人、信赏、必罚。他的议论十分周详。他还说：“我事奉三朝皇帝，都以这六句话为中心进献忠言，我一生努力学习所获得的，都在这里。”他任音乐院内臣，宋朝常常任用供奉官以下的官吏，调到内殿做一段时间的领班就调出去了；但近年有的官吏暗中领取国家财物，这不是祖宗的本意。因此，司马光议论说高居简是奸邪之人，请求疏远和流放他。他接连上了五次奏章，皇帝终于罢黜了高居简，并全部罢免了那些转寄资财为自己牟取私利的人，后来留下二人，司马光又极力抗争。张方平担任参知政事，司马光说他与众望不符，皇帝没有听从。但继续让他担任翰林兼侍读学士。
司马光常常忧虑历代史书繁浩，君主无法全部浏览，于是他撰写《通志》八卷，呈献给皇上。英宗看了十分高兴，下令置局秘阁，让他继续写这部书。宋神宗并赐名为《资治通鉴》，还为这部书亲自撰写《序》，让人每天为他进读。
朝廷下诏录用颍邸直省官四人为閤门祗侯，司马光说：“朝廷在刚建立的时候，大政施展困难，所以必须使用左右旧人作为心腹耳目，把他们叫做随龙，但这并不是平时的常法。閤门祗侯在文臣是馆职，怎么可以让服役的仆人担任呢？”
西部少数民族部落将领嵬名山想凭借横山的兵众，挟谅祚来投降，诏令边境的臣子招纳他的人众。司马光上疏尖锐地指出说：“嵬名山所凭借的民众，不一定能制服谅祚。即便侥幸战胜，消灭了谅祚，又生出一个谅祚，这有什么利益？如果不获胜，嵬名山一定带领民众来归顺我们，到那时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件事。我恐怕朝廷不仅失信于谅祚，而且又会失信于嵬名山了。如果嵬名山余众还多，返回北边又不可能，进入南边又不被接受，他到了穷困无所归附的时候，一定会突然占据边境城堡来以求自救。陛下难道没有听说过侯景的事吗？”皇上没有听从他的话，派遣将领种谔带兵迎接，夺取绥州，花费了六十万。对西方用兵，大概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百官上尊号，司马光掌管诏书，他说：“先帝举行祭祀大礼，不接受尊号。到先帝末年时，有人建议，说国家与契丹往来通信，他们有尊号而我们没有，因此没有到册封的时候又进行了册封。过去匈奴冒顿自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但没有听说汉文帝又取名来加封给自己。希望揣知先帝的本意，不要接受这个名号。”皇帝很高兴接受司马光的建议，亲手下诏嘉奖司马光，并让他写好答谢辞，以昭示内外人士。
掌管政务的官吏，认为河朔一带天旱歉收，国家用度不充足，请求在南郊祭祀时不要赏赐黄金绢帛之类。皇上下诏让学士们议论这件事。
司马光和王珪、王安石同时被召见，司马光说：“救灾和节约用度，应该从贵戚和近臣开始，这件事可以这么办。”王安石说：“常衮推辞政事堂的公膳，当时的人认为常衮没有什么能力，应当辞去职务而不应当推辞俸禄。况且国家用度不足，不是当前一时的紧急事务。国用之所以不足，是因为没有得到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说：“善于理财的人，不过是按人头收谷，用箕收取罢了。”王安石说：“不是这样，善于理财的人，不增加赋税而国家的财用就能够充足。”司马光说：“天下哪里会有这样的道理？天地所生财货和各种物资，不在老百姓那里，就在公家，他们设法掠夺百姓，其危害比增加赋税更历害。这大概像桑弘羊骗汉武帝一样，太史公写他，那是因为太史公也不明白。”对这个问题，群臣们争论不休。皇帝说：“我的意思与司马光一样，然而暂时不能允许。”正巧让王安石草拟诏书，他引用常衮的事责备两府，两府不敢再推辞。
王安石开始主持政务，施行新法，司马光坚决反对，上书陈述利害。
迩英将上书进献诵读，当读到曹参代替萧何的事时，皇帝说：“汉朝一直遵守萧何之法不变，行得通吗？”回答说：“不仅是汉朝，三代的君主也常常固守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则，这个法则即使保存到今日也没问题。汉武帝采取高祖纷纷改变成规的办法，结果盗贼布满了半壁天下，元帝更改孝宣帝时候的政策，汉朝的王业从此衰落。这样说来，祖宗之法是不能变改的。”
吕惠卿说：“先王的成法，有一年改变一次的，‘正月始和，布法象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有五年变更一次的，巡行境内的考绩制度就是这样；还有三十年变更一次的，‘刑法时轻时重’就是这个道理。
司马光说的不对，他的用意在于讽刺朝廷罢了。”皇帝问司马光，司马光说：“布法象魏，是颁布原来的法规。诸侯国改变礼节和乐器的，国君在巡行时遇到就要诛杀诸侯王，这就是说这些不是可以随便改变的。
关于刑法，刚建立的国家用轻法，混乱的国家用重法，这就是所谓时重时轻，但并不是变化。况且治理天下好比住房子，房子坏了就修补一下；没有倒塌就不要另造新房。公卿侍从们都在这里，希望陛下询问他们。
三司使掌管天下的财富，没有才能的人罢黜他们是可以的，但不能让掌管政事的人干预三司使的事务。现在设立三司条例司，不知为了什么？
宰相用德行辅佐君王，怎么用规程、条例呢？如果用规程、条例，那是低级官吏的所为。现在看到的详见于中书条例司，为什么呢？”吕惠卿不能回答，就用别的话来诋毁司马光。皇帝说：“互相讨论事情的错对，何必这样！”司马光说：“百姓放债收取利息，还能够蚕食剥削下等的人家，何况政府放债呢？危害可想而知。”吕惠卿说：“青苗法，是愿意借就借，不愿借的也不强迫。”司马光说：“无知识的老百姓知道借债的利益，但不知道还债的害处。不只是政府不强迫，那些富裕而放贷的百姓也不强迫。过去太宗平定河东，制定和籴法，当时一斗米十钱，百姓乐意和官府做交易。后来物价暴涨而和籴之法没有取消，终于成为河东的世代祸害。我恐怕它日的青苗法，也会像这样。”皇帝说：“官仓籴米怎么样？”在坐的人都站了起来，司马光说：“也不好。”吕惠卿说：“籴米一百万斛，就可以省去东南的漕运，然后我们用这些省下的钱供给京师。”司马光说：“东南很穷，一粒米而能使人变得贪暴凶残，现在不籴米而收取漕运的费用，是放弃那些有余的，而去与那些穷的人收，对农业和商业都有害处！”侍讲吴申站起来说：“司马光所说的，切中了要害。”
一天司马光留下来与皇帝说话，皇帝说：“现在天下一片混乱，这大概就是孙叔敖所说的‘国家现在执行的政策，是民众所厌恶的’。”
司马光说：“是的，陛下应当论证其是非。现在条例司所制订的那些条例，唯独王安石、韩绛和吕惠卿认为是对的，陛下怎么能够就与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呢？”皇帝想要重用司马光，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说：“司马光外表直言劝谏皇上，内心却在讨好下臣。所说全部是危害国家政务的，和他在一起的人，也都是对国政有危害的人，如果想将司马光安置在身边，让他参预讨论国家大事，这关系到国家走向繁荣还是走向削弱。司马光的才能本来不足以对国政形成危害，但是他处在高位，那些有不同意见的人会倚附他，以他为依托。韩信树起汉的红色旗，赵地士兵的勇气就全没有了。现在任用司马光，就等于是给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树红色旗。”
王安石因为韩琦上疏，就呆在家里请求辞职。皇帝于是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推辞说：“陛下所以任用我，大概是因为我狂妄直率，也许对国家有点好处。如果仅仅是用俸禄和职位使我荣耀，而不听我的意见，是将官位当作私恩，而不是真正任用人。我只是拿俸禄和职位作为自己的荣耀，而不能拯救百姓于灾难之中，这等于是盗窃国家的名位和车服仪制来为自己谋利。陛下如果真能够罢掉制置条例司，追还提举官，不施行青苗、助役等法令，虽然不任用我，我得到的恩赐也很多了。现在说青苗法害处的，不过是说使者骚动州县，这仅仅是现在的祸患而已。可是我所忧虑的，乃是十年之后，而不是今天的事。一般说来，老百姓的贫富，与他们的勤劳和懒惰有关，懒惰的人常常贫乏，所以必定求助于别人。现在拿出钱借给百姓而指望收取他们的利息，富裕的人不愿意借，而使者又以多借出去为功劳，这一切都是强行分配。国家担心他们拖欠债务，一定要让穷人和富人互相担保，以后贫穷的人不能偿还债务，就会向四方逃走；富裕的人不能离开，一定倒被责令偿还其他人家所欠的债。春天开始到秋天结算，数额一天天增大，贫困的人跑光了，富裕的人也变成穷人了。十年以后，百姓没有能生存的了。现在又全部散发常平仓的钱谷，来实行青苗法，日后如果想要恢复常平仓，有那么容易吗？富裕人家也没有了，常平仓也废了，再加上军队开销，因而很快就会造成饥荒，这样老百姓中那些赢弱的一定会死于沟壑，强壮的一定会聚集起来造反为盗，这是事情发展的必然结果。”他上书陈述达七、八次，皇帝派人对他说：“枢密，是负责军事的，为官各有职责，不应该拿其他事情来推辞自己的本职工作。”司马光回答说：“我没有接受任命，就还是侍从，对于任何事情没有不能说的。”王安石出来主持政事，司马光于是获得请求辞职的机会，于是离开了京城。
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出知永兴军。宣抚使下命令分拨义勇戍守边疆，挑选军队中的骁勇武士，招募市井中那些不怕死的少年为奇兵，并征调百姓制作干粮，全部修筑城池望楼，关辅一带因此而被骚扰，不得安宁。司马光极力呼吁：“国家和人民都困弊疲乏，不可以再生事，京兆一路全部是内郡，修缮并不是当务之急。宣抚的命令，不敢听从，如果说在军事方面缺乏什么，我担负责任。”于是一路独免骚扰。后来，又调他到许州任知州，他急忙朝见皇帝，不想赴任；请求回洛阳西京御史台任职，从此绝口不谈政事。皇上请求进谏的诏令下达以后，司马光读后感动得流了泪，想默不作声又不能自禁，于是他又陈述了六件事，还写信谴责宰相吴充，这些事情见于《吴充传》。
蔡天申担任察访官的时候，作威作福，河南尹、转运使对他恭敬得像对待上司一样；当朝拜谒应天院神御殿时，官府单独为他设了一班，以示不敢与他对抗。司马光回头对台吏说：“把蔡寺丞带回本班。”官吏于是带蔡天申站到监竹木务官富赞善之后，蔡天申很感窘迫和沮丧，当天就离开了。
元丰五年，司马光忽然患言语不流畅的疾病，自己怀疑将离开人世，便预备了遗书，将其放在屋内卧房里，打算一旦病情加重，就将它托好友送给皇上。官制施行，皇帝指着御史大夫说：“非司马光不可。”又打算让他担任东宫太子的师傅。蔡確建议说：“国家的太子刚刚定下来，希望能稍微推迟一下。”这时《资治通鉴》还没有全部完成，皇帝特别注重这本书，认为比荀悦的《汉纪》还要好，皇上多次催促他快些完稿，并把颍邸旧书二千四百卷赏赐给他。书写完后，加授他为资政殿学士。
他居住在洛阳的十五年，天下人将他当作真正的宰相，村夫野老都称他为司马相公，妇人孺子都知道他是司马君实。
皇帝去逝后，司马光赶到宫殿，守卫的士兵望见他，都以手加额说：“这是司马相公呀！”他所到之处，老百姓都拦在路上，聚集在一起围观，以至于马都不能通过，大家要求说：“你不要回洛阳了，就留下来作宰相，快救活百姓。”继位的哲宗年幼，太皇太后临朝听政，派遣使者问司马光当前首要的任务，司马光说：“广开言路。”于是下诏在朝堂公开张帖文书、告示。朝廷针对大臣有意见的，定下了六条，说：“暗中有所怀疑的人；挑拨与自己无关的事的人；或者煽动动摇重要事情；或者迎合王安石的法令；对上想侥幸希望晋升；对下想迷惑流俗。像这些人，坚决惩罚不赦。”然后把它交给司马光，司马光看后说：“这不是请求进谏，而是在拒谏。作臣子的只有不说话，一说话就归入到六条里了。”于是朝廷详细讨论其中的情况，将诏书修改后颁布施行。在当时，上书言事的人数以千计。
朝廷准备起用司马光作陈州知州，但过阙的时候，又将他留下任为门下侍郎。苏轼从登州被召回朝廷，司马光所过的路上，人们聚集在一起大声呼喊说：“感谢司马相公，你不要去朝廷了，好好保重身体，来救活我们吧。”当时天下的老百姓，对新政都拭目以待，可是议论的人还有人说：“先皇刚去世，现在的皇帝三年不能改变父亲的制度。”只是粗略地举出一些细小事情，稍微搪塞人们的耳目。司马光说：“先帝的法规，好的部分即使百代也不应该改变，像王安石、吕惠卿所创制的法规，已成为天下的祸害，更改它们就像救民于水火一样。何况太皇太后是因母亲改变儿子，不是儿子改变父亲。”众议决定了，于是罢去保甲团教，不再设立保马法，废除市易法，将所储存的物资全部卖掉，不收利息，免除老百姓所欠的钱；有关京东铁钱及茶盐的管理办法，也都恢复原来的样子。有人对司马光说：“熙宁、咸丰时期的旧臣，大多是奸佞小人，他日有人拿父子情义离间皇上，那么大祸就会发生了。”司马光神色严厉地说：“上天如果要降福宗庙，必定不会有这类事。”于是天下的人都放心了，说：“这是先帝的本意。”
元祐元年，司马光又患病，皇帝下诏让他朝会后再去拜见，不要激动。当时青苗法、免役法、将官法还存在，而对待西方少数民族的意见也没有统一。司马光叹息说：“这四种祸患没有消除，我死也不能瞑目呀！”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交给了医生，把家事交给了儿子，但国家大事没有可寄托的人，现在把它交给您吧。”于是他评论免役法的五点害处，请求朝廷下令罢黜此法。建议各位将领下属的兵士都要隶属州县，军政事务应当委托郡守、县令一同决定。废除提举常平司，将其事务转交给转运使、提点刑狱。他还认为，关于边疆问题，以和少数民族讲和为好。认为监司现在多为新近选拔的少年，大都刻薄急躁，应当命令亲近的臣子从郡守中选拔举荐，而要在通判中选拔转运判官。又建议国家设立十科荐士法。皇上都听从了他的意见。
又拜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免除上朝朝拜，准许他坐肩舆，三天到一次朝廷。司马光不敢接受，他说：“不见君主，不能够处理事务。”于是皇上下诏让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搀扶着司马光入朝和皇帝商议事情，并且对他说：“你可以不下拜。”在司马光的再三反对之下，朝廷终于罢去了青苗钱，恢复了常平仓的粜籴法。太皇太后都虚心地听从他的意见。辽国和西夏的使者来了，一定询问司马光的起居和身体状况。
而且他们的君主命令他们的边境官吏说：“中国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了，不要轻率生事，发生边境纠纷。”这时，朝廷对司马光言听计从，司马光也想要以身报国，于是他亲自过问所有事务，不分昼夜地工作。宾客们见他身体羸弱，就用诸葛亮吃得少而事情多的例子，劝他引以为戒。
司马光说：“死和生，是命中注定的事，别去管它。”于是他工作更加努力。病危将死之时，他已不再有知觉，然而他对别人仍然恳切教导，好像是在梦中说话，但所说的还都是朝廷、国家的大事。
这年九月，司马光去逝，终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听到司马光去逝的消息，非常悲痛，和皇帝立即去吊丧，以至明堂建成的大礼也没有去参加祝贺。赠封司马光为太师、温国公，赠给死者的衣服是一品官的礼服，赠送的银绢多达七千。并下令让户部侍郎赵瞻、内侍省押班冯宗道监护丧事，归葬到陕州。谥号文正，赐碑《忠清粹德》。京城的人们罢市前往凭吊，有的人甚至卖掉衣物去参加祭奠，街巷中的哭泣声超过了车水马龙的声音。等到安葬的时候，哭的人非常真诚，仿佛是在哭自己的亲人。岭南封州的父老们，也都纷纷祭奠司马光，京城及全国各地都画他的像来祭祀他，吃饭前一定要先祭祀他。
司马光这个人可以称得上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君王、取信于人，又恭敬、节俭、正直，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法度，每一言行每一举动都符合礼节。在洛阳时，他每次到夏县去扫墓，一定要经过他的哥哥司马旦的家。司马旦年近八十，司马光侍奉他仍像严父一样，保护他像抚育婴儿一样。从小到大到老，他说话从来没有随便说过一句，他自己说：“我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的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他的诚心是出自天性，天下的人都敬重他，相信他，陕西、洛阳一带的人们都以他为榜样，与他对照，学习他的好品德。如果人们做了不好的事，就说：“司马君实莫非不知道吗？”
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薄，没有什么爱好，对学问却没有不精通的。他惟独不喜欢佛教、道教，说：“佛道的微言大义不能够超过我的书，其中的荒诞我却不相信。”他在洛阳有田地三顷，妻子死后，他卖掉土地作为丧葬的费用。他一辈子粗茶淡饭、普通衣服，一直到死。
到了绍圣初年的时候，御史周秩首先说司马光诬蔑、诽谤先帝，全部废除先帝新法。章惇、蔡卞请求掘其墓，砸碎他的棺材，皇帝没有允许，但下令剥夺他的赠谥，推倒为他立的碑。可是，章惇一直不停止地攻击司马光，于是追贬司马光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又追贬他为崖州司户参军。宋徽宗即皇帝位，恢复他为太子太保的名分。到蔡京专权的时候，又降司马光为正议大夫，在京城撰刻《奸党碑》，并命令郡国也都刻石立碑。长安石匠安民不得不刻字，他推辞说：“我是个愚蠢之人，不知道立碑的意义。但像司马相公这样的人，海内外都称赞他为人正直，现在反说他是奸邪，我安民怎么忍心刻！”长安府的官吏感到恼怒，要治安民的罪，安民哭着说：“我被征发服劳役，不敢推辞，但在碑的最后请求不要刻‘安民’二字，害怕得罪后人。”听到此话的人都感到非常羞愧。
至靖康元年，重又赠他原先的谥号。到建炎年间，将他供奉在哲宗的庙里，与哲宗一起享受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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