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录》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巨大。顾炎武（1613—1682年），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参加过抗清斗争，后游历北方，誓不与清廷合作，致力于著述，与黄宗羲、王夫之在二十世纪初被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家”。《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顾氏对此书的价值很是自信，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他说，当今的人写书，就像当今的人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作废铜铸钱。铸出的钱，既粗恶，又把古人的传世之宝毁坏，岂不两失？顾炎武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这在《日知录》中表现得尤其突出。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方法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现在，人们仍然常常用顾炎武“采铜于山”的比喻，说明历史研究要重视第一手资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日知录》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氏于初刻本卷首对此有说明，以示其笃学之志。在顾炎武生前，《日知录》只有八卷本行世，是康熙九年在江苏淮安付刻的，称为符山堂本。顾炎武去世后，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稍事整理，删改了触犯时忌的字眼，于康熙三十四年在福建建阳刊刻，三十二卷，是为遂初堂本。 

    《日知录》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1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则分作十五类，即经义、政事、世风、礼制、科举、艺文、名义、古事真妄、史法、注书、杂事、兵及外国事、天象术数、地理、杂考证。这两种划分都有其价值。前者重视了《日知录》的经世意义，抓住了其主要的方面，并说这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后者则偏重其学术意义，划分虽更为细致却不免得其体而遗其神，评价也与前者相左，盛称顾氏考据之学而贬低其经世思想，认为“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他说：“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撰写《日知录》，“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这说明，《日知录》是寄托作者经世思想的一部书，内容大体分为三类：经术、治道、博闻，而核心则是“治道”。 

    《日知录》中的经世思想是丰富的。顾氏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措施，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 

    顾炎武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对于君主的地位，君主与臣下的关系，顾炎武也作了新的解释。在《周室班爵禄》条中，他说，天子、公、侯、伯、子、男，并不是天生的尊贵，他们管理国家事物，与老百姓一样，也是靠劳动吃饭。“禄”是他们为老百姓工作，取之于百姓的报酬。所以，君主不应该肆虐于上以自尊，不应该厚取于民以自奉。他列举出大量的历史上“称臣下为父母”、“人臣称人君”、“人臣称万岁”的例子，以淡化至高无上的君权，为建立新型的君臣关系提供历史根据，表现出初步的民主思想。 

    自然，同一切历史人物一样，顾炎武也有他的历史局限性。他的思想中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和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提出的“寓封建于郡县之中”的改革方案也带有不少宗法色彩。这些在《日知录》都有所反映。汲取精华、剔除糟粕，是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对待《日知录》，也应如此。 

　　 顾亭林初名绛，国变后改名炎武，字曰宁人，学者称为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生明万历四十一年，卒清康熙二十一年，年七十。 
　　他是一位世家子弟——江南有名的富户。他承祖父命出继堂叔为子。他的母亲王氏，十六岁未婚守节，抚育他成人。他相貌丑怪，瞳子中白而边黑，性情耿介，不谐于俗，唯与同里归玄恭（庄）为友，时有归奇顾怪之目归玄恭，明亡后屡次起义，晚年筑土室于丛冢间，与妻偕隐，自署门联云：“妻太聪明夫太怪，人何寥落鬼何多。”

　　他少年便留心经世之学，最喜欢抄书。遍览二十一史，明代十二朝实录，天下图经，前辈文编说部，以至公移邸抄之类，有关于民生利害者，分类录出，旁推互证。著《天下郡国利病书》，未成而国难作。清师下江南，亭林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吴江。失败后，他的朋友死了好几位，他幸而逃脱。

　　他母亲自从昆山城破之日起绝粒二十六日而死，遗命不许他事满洲。他本来是一位血性男子，受了母亲这场最后热烈激刺的教训，越发把全生涯的方向决定了。《亭林余集》里有一篇《王硕人行状》，读之便可知亭林受母亲影响之程度。他初时只把母亲浅殡，立意要等北京恢复，崇祯帝奉安后，才举行葬礼。过了两年，觉得这种希望很渺茫，勉强把母先葬，然而这一段隐痛，永久藏在他心坎中，终身不能忘却。他后来弃家远游，到老不肯过一天安逸日子，就是为此。

　　他葬母之后，隆武帝（唐王）在福建，遥授他职方司主事。他本要奔赴行在，但因为道路阻隔，去不成。他看定了东南的悍将惰卒，不足集事，且民气柔脆，地利亦不宜于进取，于是决计北游，想通观形势，阴结豪杰，以图光复。曾五谒孝陵明太祖陵，在南京），六谒思陵（明怀宗陵，在直隶昌平）。其时他的家早已破了，但他善于理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每到一地，他为有注意价值者，便在那里垦田，垦好了，交给门生或朋友经营，他又往别处去。江北之淮安，山东之章丘，山西雁门之北、五台之东，都有他垦田遗迹。可见他绝对的不是一位书呆子，他所提倡穷经致用之学，并非纸上空谈。若论他生平志事，本来不是求田问舍的人。原有的家产尚且弃而不顾，他到处经营这些事业，弄些钱做什么用处？我们试想一想。他下半世的生涯，大半消磨在旅行中。他旅行，照例用两匹马换着骑，两匹骡驮带应用书籍。到一险要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问长问短，倘若和平日所闻不合，便就近到茶房里打开书对勘。到晚年，乃定居陕西之华阴，他说：“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势”。可见他即住居一地，亦非漫无意义。他虽南人：下半世却全送在北方，到死也不肯回家，他本是性情极厚、守礼极严的君子。他父母坟墓，忍着几十年不祭扫。夫人死了，也只临风一哭。为何举动反常到如此田地？这个哑迷，只好让天下万世有心人胡猜罢了。

　　他北游以前，曾有家中世仆，受里豪唆使，告他“通海”。当时与鲁王、唐王通者，谓之通海。他亲自把那仆人抓住投下海去！因此闹了场大官司，几乎送命。康熙三年，他在京，山东忽然闹什么文字狱，牵连到他。他立刻亲到济南对簿，入狱半年。这是他一生经过的险难。

　　康熙十六年开博学鸿儒科，都中阔人，相争要罗致他。他令他的门生宣言：“刀绳具在，无速我死”。次年开明史馆，总裁叶方蔼又要特荐他。他给叶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清廷诸人，因此再不敢惹他。

　　他的外甥徐乾学、徐元文，少时由他抚养提拔。后来他们做了阔官，要迎养他南归，他无论如何都不肯。他生平制行极严。有一次徐乾学兄弟请他吃饭，入坐不久，便起还寓。乾学等请终席张灯送归，他作色道：“世间唯有淫奔、纳贿二者皆于夜行之，岂有正人君子而夜行者乎？”其方正类如此。

　　先生讲求经世之学，究心一代掌故，考制度得失，生民利害，与前史旁推互证，而折其中于六经。游历所至，以骡马载书自随，凡西北阨塞，东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与平日所闻不合，即发书检勘。或径行平原大野无足措意，则马上默诵诸经注疏，偶有遗忘，即又发书熟读之。放所撰《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取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天下图经，旁逮文编说部公移邸抄之类，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随录之，斟酌损益，不空言泥古，务质之今日所可行，垂二十年始就。其别有一编曰《肇域志》，则考索利病之馀合图经而成者。今偶获传本，书计百卷，密行细字，所自谓“本行不尽，则注之旁；旁又不尽，则又别为备录”者也。惜虽造端宏大，而《郡国》仅具长编，颇疏义例；《肇域》又未遑删定，以成一家之言。

　　先生精于音韵之学，据遗经以正六朝唐人之失，据唐人以正来人之失，著《音学五书》：一、《音论》三卷，分十五篇，皆引据古人之说以相证验，持论精博。惟入声变乱旧法，后来音韵学者，愈阐愈密，或出其所论之外。要其发明古义，则陈第后屹为正宗；二、《诗本音》十卷，主陈第诗无叶韵说，不与吴棫《补音》争，而亦全不用棫例；列本证旁证二条，明古音原作是读，非由迁就，故曰本音。举南宋来随意叶读之谬，至是廓清。三、《易音》三卷，以其音与诗音异，又或往往不韵，乃不如诗音之确，且有附会；然考核精当处，于古音不无有裨。四、《唐韵正》二十卷，以古音正唐韵之讹，逐字以求古吉，当移出者移出之，当移入者移入之。视他家谬执今韵言古音，但知有字之当入，而不知当出，以至今古纠牵，不可究诘；其体例特为明晰。五、《古音表》二卷，分十部——一东、冬、钟、江；二支、脂、之、微、齐、佳、皆、灰、咍；三鱼、虞、模、侯；四真、谆、文、殷、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五萧、宵、肴、豪、幽；六歌、戈、麻；七阳、唐；八耕、清、青；九蒸、登；十侵、覃、淡、盐、添、咸、衔、严——凡以平为部首三声随之。其移入与割并之部附见其中。考以古法，多相吻合。另《韵补表》一卷，于古音叶读之舛误，今韵叶读之乖方，各为别注，得失自见。

　　先生兼嗜金石，当其足迹所经，荒山颓址，遇有古碑遗迹，必披蓁菅，拭斑藓读之，手录其要以归。著《求古录》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石经考》一卷，每有欧、赵、洪、王所不及者。

　　先生生平精诣之书，无过《日知录》三十二卷。于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最有补于学术世道。自序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其去取谨慎、空诸依傍如此。晚益笃志经学，居华阴时有求文者，告之曰：“文不关于经术政理之大者不足为也。韩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谏佛骨表》《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叙》，而一切谀墓之文不作，岂不诚山斗乎。”排斥王派理学最力，谓“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乃本朱子之说，参之以黄东发回抄，所以归咎于上蔡、横渠、象山者甚峻，作《下学指南》一卷。凡请讲学者，亦谢绝之。在关中对人曰：“诸君，关学之馀也。横渠蓝田之教，以礼为先。孔子尝言‘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而刘康公亦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然则君子为学，告礼何由？近来讲学之师，专以聚徒立帜为心，而其教不肃，方将赋茅鸱之不暇，何问其馀哉！”其宗旨所存，具见于与友人论学书云；

　　“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营学之事也；自于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士而不失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康熙庚申，其妻殁于家，寄诗挽之而已。次岁，卒于华阴，年六十九。无子，自立从子衍生为后。门人奉丧归葬昆山。所撰著除上述外，尚有《顾氏谱系考》一卷，《菰中随笔》三卷，《救文格论》一卷，《杂录》一卷，《亭林文集》六卷，《诗集》五卷，《馀集》一卷。高弟子吴江潘耒收其遗书，序而传之。

　　其做学问的方法，第一要看他搜集资料何等精勤。亭林是绝顶聪明人，谅来谁也要承认。但他做工夫却再笨没有了。他从小受祖父之教，说“著书不如抄书”。（《文集》卷二《抄书自序》）他毕生学问，都从抄书入手；换一方面看，也可说他“以抄书为著书”。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全属抄撮未经厘定者。（《天下郡国利病书》自序云：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其成四十余帙。《肇域志》自序云：先取《一统志》，后取各省府州县志，后取二十一史，参互书中，凡阅书一千余部。本行不尽，则注之旁行；旁行不尽，则别为一集，曰备录。）若《日知录》，实他生平最得意之作。我们试留心细读，则发表他自己见解者，其实不过十之二三，抄录别人的话最少居十之七八。故可以说他主要的工作，在抄而不在著。

　　虽说抄书，却绝非如“文抄公”那样为抄而抄，实际上是寓创新于抄书之中。有人问他《日知录》又成几卷，他答道：
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文集》卷四《与人书十》。）

　　你说《日知录》这样的书容易做吗？他一年工夫才做得十几条。我们根据这种事实，可以知道，不独著书难，即抄也不容易了。须知凡用客观方法研究学问的人，最要紧是先彻底了解一事件之真相，然后下判断。能否得真相，全视所凭藉之资料如何。资料，从量的方面看，要求丰备；从质的方面看，要求确实。所以资料之搜罗和别择，实占全工作十分之七八。明白这个意思，便可以懂得亭林所谓采山之铜与铜之分别何如。他这段话对于治学方法之如何重要，也可以领会了。

　　亭林的《日知录》，后人多拿来比黄东发的《黄氏日抄》和王厚斋的《困学纪闻》。从表面看来，体例象是差不多，细按他的内容，却有大不同处。东发、厚斋之书，多半是单词片义的随手札记。《日知录》不然，每一条大率皆合数条或数十条之随手札记而始能成，非经过一番“长编”工夫，决不能得有定稿。试观卷九宗室、藩镇、宦官各条；卷十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条，卷十一黄金、银、铜各条，卷十二财用、俸禄、官树各条，卷二十八押字、邸报、酒禁、赌博各条，卷二十九骑、驿、海师、少林僧兵、徙戎各条，卷三十古今神柯条，卷三十一长城条，则他每撰成一条，事前要多少准备工夫，可以想见。所以每年仅能成十数条，即为此。不然，《日知录》每条短者数十字，最长亦不过一二千字，何至旬月才得一条呢？不但此也，《日知录》各条多相衔接，含有意义。例如卷十三周末风俗、秦纪会稽山刻石、两汉风俗、正始、宋世风俗、清议、名教、廉耻、流品、重厚、耿介、乡愿之十二条，实前后照应，共明一义，剪裁组织，煞费苦心。其他各卷各条，类此者也不少。所以，如果拿阎百诗的《潜丘札记》和《黄氏日抄》《困学纪闻》相比，还有点像。顾亭林的《日知录》，却与他们都不像。他们的随手札记，性质属于原料或粗制品，最多可以比绵纱或纺线。亭林精心结撰的《日知录》，确是一种精制品，是篝灯底下纤纤女手亲织出来的布。亭林作品的价值全在此。后来王伯申（王引之）的《经传释词》、《经义述闻》、陈兰甫的《东塾读书记》都是模仿这种工作。这种工作正是科学研究之第一步，无论做何种学问都该用他。

　　亭林对于著述家的道德问题，极为注意。他说：“凡作书者莫病乎其以前人之书改窜为自作也”。（《文集》卷二《抄书自序》）又说：“晋以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者，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日知录》卷十八《窃书》条）又说：“今代之人，但有薄行而无隽才，不能通作者之义，其盗窃所成之书，必不如元本，名为‘钝贼’何辞？”（同上）他论著述的品格，谓“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所必不可无者，而后为之”。（《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他做《日知录》成书后常常勘改，“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削之”（《日知录·自序》）然则虽自己所发明而与前人暗合者尚且不屑存，何况剽窃！学者必须有此志气，才配说创造哩。自亭林极力提倡此义，遂成为清代学者重要之信条。“偷书贼”不复能存立于学者社会中，于学风所关非细。

　　大学者有必要之态度二：一曰精慎，二曰虚心。亭林著作最能表现这种精神。他说：“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又说：“古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为之……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也。”（《日知录》卷十九《著书之难》条）潘次耕请刻《日知录》，他说要再待十年。其初刻《日知录·自序》云：“旧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渐次增改，……而犹未敢自以为定。……盖天下之理无穷，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故昔日之所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所成，不容以自限。”（《文集》卷二）

　　亭林说：“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自小，少也；自大，亦少也。”（《日知录》卷七《自视然》条）他的《日知录》，阎百诗驳正若干条，他一见便欣然采纳。（见赵执信所作阎墓志）他的《音学五书》，经张力臣改正一二百处。（见《文集》卷四《与潘次耕书》）他说：“时人之言，亦不敢没君子之谦也，然后可以进于学。”（《日知录》卷二十《述古》条）。这种态度，真永远可为学者模范了。

　　亭林的奢述，若论专精完整，自然比不上后人。若论方面之多，气象规模之大，则乾嘉诸老，恐无人能出其右。要而论之，清代许多学术，都由亭林发其端，而后人衍其绪。

　　此外著述，尚有《五经同异》三卷，《左传杜解补正》三卷，此外《九经误字》一卷，《五经考》一卷，《求古录》一卷，《韵补正》一卷，《二十一史年表》十卷，《历代宅京记》二十卷，《十九陵图志》六卷，《万岁山考》一卷，《昌平山水记》二卷，《岱岳记》八卷，《北平古今记》十卷，《建康古今记》十卷，《营平二州史事》六卷，《官田始未考》一卷，《京东考古录》一卷，《顾氏谱系考》一卷，《谲觚》一卷，《茀录》十五卷，《明季实录》一卷，《圣安皇地本纪》二卷，《救文格论》、《诗律蒙告》、《下学指南》各一卷，《当务书》六卷，《菰中随笔》三卷，《文集》六卷，《诗集》五卷。其书或存或佚今不具注。但观其目，可以见其影响于后此学术界者如何矣。要之，亭林在清学界之特别位置，一在开学风，排斥理气性命之玄谈，专从客观方面研察事务条理。二曰开治学方法，如勤搜资料，综合研究，如参验耳日闻见以求实证，如力戒雷同剿说。如虚心改订不护前失之类皆是。三曰开学术门类，如参证经训史迹，如讲求音韵，如说述地理，如研精金石之类皆是。独有生平最注意的经世致用之学，后来因政治环境所压迫，竟没有传人。他的精神，一直到晚清才渐渐复活。至于他的感化力所以能历久常新者，不徒在其学术之渊粹，而尤在其人格之崇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