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对

　　圣祖时，凡观经史中有句读字义未明者，必召翰林儒臣质之，虽有知书内侍、能文宫人，不得近，盖不特紬绎义理而已。洪武末，侍讲方希直有诗云：‘风暖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阑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即其事也。成祖宝训云：上亲朝之暇，辄御便殿阅书史，或召翰林儒臣讲论，永乐以后，盖莫不然。（殿阁词林记）
　　孝庙尝问司礼监，祖宗时召见大臣，其礼如何，当在何处，萧敬对云：‘英宗多在文华殿。尝见吏部尚书王公翱，问对毕，王公辞去，顾见其衣后破损，再呼还。问衣破何不令家人补之，王公答曰：“今日偶服此到部，适闻命，不及更衣。”英庙抚掌笑，命赐一绮。’孝庙闻之曰：‘朕不能如祖宗简易若此。’数日间，遂召见兵部尚书刘公大夏，见后称‘好好’。邃庵杨公一清亦谈一事，云时甘肃缺总兵官，会推恭顺侯吴瑾，英庙以为得人。召问王公如何，王以为不可。英庙遽曰：‘老王执拗，外庭皆道此人好，独尔以为不好，何也？’王叩头曰：‘吴瑾是色目人，甘肃地近西域，多回回杂处，岂不笑我国乏人？’英庙抚掌曰：‘还是老王有见识。’即命另推。祖宗时，君臣之间契会如此。
　　徐溥云，弘治十年三月，韦太监急走阁下，言上坐文华殿，宣四先生。溥及刘、李、谢三公仓皇至殿，叩首。上曰：‘近前。’诸司礼皆环跪御案旁。上曰：‘看文书。’诸司礼取诸司题奏与溥及刘，以片纸数幅与李、谢，每一疏，上必曰：‘与先生辈议。’溥等拟批答，上览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应手疾书，略无疑滞。溥等惧不称上意，顿首请曰：‘疏中事多者，臣等请将下看详。’上稍不说，曰：‘文书尚多，欲尽阅，阁中亦闲，盍就此面议？’诸辅臣又顿首曰：‘唯。’自裕陵召见南阳等后四十年，茂陵及泰陵初，岁不过一二见，道二三语。是日溥等得见上天资明睿，圣心仁厚，大喜。顾应对不能副上意，又自惭也。
　　刘健云，上方励精，凡国家大事，召见辅臣。宜兴去，召健及李、谢二公至文华殿平台暖阁，面议大政。如吴一贯、张天祥狱，睿皇后陵寝殿礼，进退五府、四营公侯伯，灾异去留大臣，皆上前相可否。健确直，见事稍迟，李才敏达，谢方赞，三人同心。时人语曰：‘李谋刘断，谢尤侃侃。’
　　孝皇一日召刘大夏、戴珊，谕曰：‘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大夏对曰：‘求治亦难太急，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议，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上曰：‘内阁近臣如大学士刘健，亦尽可与计事。但他门下人太杂，他曾独荐一人，甚不合朕意。’上不言其姓名，大夏等亦不敢问。明日，与司礼太监陈宽相会，询之，宽亦不知。既而曰：‘刘先生曾说刘宇才可大用，上不答，先生疑上听之不真，重举其人言之，上竟未之答。或者是此人未可知。’噫，宇之奸恶，圣明已知之矣。正德初，宇果大坏，荐人之难如此。一日，上又召刘、戴二公议论人物。大夏言，某一时人物，上曰：‘内阁学士刘健屡举此人，朕已熟察之矣。其人作威福，好虚名，无诚心为国。在陕西巡抚时，与镇守内臣同游秦王内苑，厮打坠水，遗国人之笑。及任户部侍郎，令他参赞北征官军，惟以参奏总兵官为事，不能画一策以禆军旅。因其误事，所以退他。这等何以称为人物？’大夏等叩头，不敢复言。
　　弘治癸亥以往，孝宗时召内阁部院大臣于文华殿或宝座后平台间，咨访时事，慨然欲复祖宗之旧。时大学士刘公健、李公东阳、谢公迁在内阁，学士吴公宽司制诰，倪公岳、戴公珊、杨公守随皆召自南都，岳为吏部尚书，珊为右都御史，守随为大理寺卿。时户部周公经、礼部傅公瀚、兵部马公文升、刑部闵公圭、祭酒谢公铎，既而尚书许公进、刘公大夏、韩公文，都御史史公琳、张公敷华，侍郎王公鏊，相继代任。一时得人甚盛，政事多所兴革，而士之沉抑者举用殆尽。
　　孝皇召见刘忠宣公，谕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部内事而止。今后当罢行者，卿可写揭帖，密封进来。’对曰：‘不敢。’上曰：‘何？’曰：‘先朝李孜省可为鉴戒。’上曰：‘卿与我论国事，岂孜省营私害物者比？’曰：‘臣下以揭帖显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弊。陛下宜远法帝王，近法祖宗，事有可否，外付之府部，内咨之内阁可也。如有揭帖，日久上下俱有弊，且非后世法，臣不敢效顺。’上称善久之。（今言）
　　弘治十八年八月，上召见内阁徐、刘、李、谢四公于平台，议政事。时太监李广以烧炼斋醮横被宠赉，阁疏力谏，上嘉纳，以疏示广。武冈知州刘逊，为岷府所奏，逮逊至京，科道疏救逊，下诏狱者六十余人，内阁疏救得释。十一年五月，上坐平台，召见内阁刘、李、谢三公，议罢成山伯王镛、遂安伯陈韶、宁晋伯刘福总兵。越二日，又召见，议以保国公朱晖、镇远侯顾溥、惠安伯张伟为总兵，代镛等，而以溥同英国公张懋管团营。盖五军、神机、三千，所谓三大营、六提督也。六人中择二人提督团营，皆名总兵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