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别



 

  1924年6月10日午前10时。

  上海三菱公司码头,N邮船公司的二层楼上。

  电话声、电铃声、打字机声、钢笔在纸上赛跑声,不间断地,在奏着近代文明的进行曲。栗鼠的眼睛眼睛眼睛,毛虫痉挛着的颜面筋肉,……随着这进行曲的乐声,不断地跃进,跃进,跃进。空气是沸腾着的,红头巡捕、西洋妇人、玉兰玉兰水的香气、衣缝下露出的日本妇人的肥白的脚胫……人是沸水中浮游着的水滴。

  在买三等船票的柜台外面站着一位脸色苍白的青年,头发是乱蓬蓬的,穿着一件俄国式的“鲁白西袈”①,侧着身子在柜台上填写买票的愿书。他写出的名字是王凯云,要乘上海丸到日本长崎去的。

  ①作者原注:一种向左边开襟的俄国常用的短装。

  青年写好了,抬起头来看着旁边卖头等票的地方站着一个西洋人,携着个五岁光景的儿子。西洋人有五十岁的光景,蓄着长长的头发,梳着“沃尔白克”②,蓄着山羊胡子,一眼看来便晓得他是美术家,而且是法兰西人的样子。

  ②作者原注:“沃尔白克”(all-back),头发不分开,整个向后梳。

  西洋人果然用着法国话在和卖票的日本人攀谈。日本人只把日本后来反问,两下都不懂。青年在旁边看见他们为难的情形,便挨近去向西洋人默礼了一下,替他把话翻译了。

  西洋人也是要到长崎去的,问几时有船,问头等票要多少钱,问五岁的孩子要不要票。交涉的结果,仍然是乘上海丸,定买头等C的一张整票和一张半票。

  西洋人在愿书上写着A.H.比利时人。……

  两人各把愿书和钞票交给卖票者之后,退坐在沿壁的木凳上攀谈起来了。

  比利时人说:

  ——“我本来是P大的绘画教授。1908年便到P大教画,一直教了十六年。中国学生对于绘画虽不留心,但在八年前每月的薪水很丰富,生活是不吃苦的。1917年以后,薪水便渐渐拖欠起来,到最近两三年来简直是分文不发了。我的爱妻在今年正月死在北京,现在只留着这个五岁的小儿。……”

  比利时人说到这儿,便沉默着了。他把两手抚摩着他膝间站着的小儿,小儿抬起头来望他。两人的眼睛正整相对,含着泪光。

  ——“你此次到日本去是什么目的呢?”青年待他悲感稍定之后问他。

  ——“我也没有什么目的,只是去游历一下罢了。北京不是我住的地方,中国我也厌倦了。我要走之前,在北京开了一次个人展览会,想把我十六年来所作的画都卖成钱。但是中国人不行,中国人的脚是走八大胡同的,不是走展览会的。卖不了我都把来烧了。我所有的家具也卖了,一架钢琴卖了两百块钱。那是我爱妻所钟爱的钢琴。今年正月她病了,我们几天没米下锅的时候,便想变卖它,但她总不肯。可怜她竟至死了。……这钢琴留着,我有什么用呢?它是大使我伤心。……我现在有了钱,我把P大的教职辞了,我想到俄罗斯去。东方我要永别了,但我在往俄国之前,我想去看看日本。朝鲜我是在八年前去过的,朝鲜人我觉得比中国人还要好。朝鲜人便是一个‘悲哀’,中国人是‘西班牙的村落’——莫名其妙。就譬如中国人做教授,不怕口头在反对北政府,但是教授是要做的;不怕没米下锅,没学生上课,但是教授是要做的。简直是莫名其妙,莫名其妙。”

  ——“没有什么莫名其妙的地方。不过我们中国人的大学教授都是些烈士罢了。”

  ——“怎么是烈士呢?”

  ——“我们有句古话,叫做‘烈士殉名’。”

  ——“啊,啊,说不定,说不定。但是你呢?我看你日本话谈得很好,法国话也还说得不坏。……”

  ——“我在日本住了十年,是在那边的大学毕业的。学的是工科。法国话是我自己学的。”

  ——“你要到日本去做什么呢?”

  ——“我想去找点职业。”

  ——“中国没事情给你做吗?”

  ——“中国哪里容得下我们!我们是在国外太住久了。你不知道吗、我们中国选用人材的标准,凡是在日本混过五六个月的,便可以当教授技师,在西洋混过一二年的,便可以当什么总长督办了。中国哪里容得下我们!”

  ——“啊,这是你们东方的精神文明的表现呢。‘无’,——‘无’——‘无’的妙用!‘无’是万物之母。学问总也要‘无’才行,有了学问是应该吃糟粕的呢。吓!吓!东方的精神文明!……”

  教授好象比青年还要悲愤的样子,他指着楼口上站着的一位红头巡捕又接着说道:

  ——“那位吃英国饭的伟人,也怕在做梦,想把东方的精呻文明来做全世界的救主罢?……我在没有到东方来的时候,也常常梦想着东方的黄金国,但我现在是醒了。未来的天国在北方的俄罗斯,未来的救主不是释迦牟尼,不是老子、孔子,也不是耶稣呢。朋友,你为什么不到俄国去?到俄国去做工不比日本更有意义吗?”

  ——“没有钱。”

  ——“你和我同路去罢,我们去看过日本的澎湃城(Pompeii)后,再坐西比利亚铁路到莫斯科。……”

  两人在对谈的时候,卖票的人已经把票写好了。

  两人各自拿了船票,下楼从邮船公司走出。

  欲雨不雨的梅雨天气,好象印度人的脸色一样笼罩在黄浦滩上。在街头叫着客的黄包车夫,在码头上吃着臭油豆腐的苦力,骆驼一样拿着一根黑棒步来步去的红头巡捕,他们那超然物外的神情,好象没有注意到黄浦江头浮着有几万吨的外国兵船和巨舶的光景。他们的午梦很浓,尖锐的汽笛声,嘈杂的机械声,都不能把他们叫醒。他们是把世界征服了。他们在和天地精神往来,他们的世界是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是返虚入浑,他们是等于“无”——世界上就等于没有他们一样。

  ——“中国朋友!我们明天在船上再见罢!我要回北四川路。”

  H教授抱着小儿坐上了一辆黄包车了,青年还立在公司门口。

  ——“好!明天再见。”

  ——“准定到莫斯科吗?”

  ——“到莫斯科。”

  ——“阿丢①!”

  ①作行原注:Adieu(再见)的音译。

  ——“阿丢!”

  H教授乘起车子走了,青年还忙立在N公司门前。他心里横亘着一个莫大的问题,但不是征服世界的东方的精神文明,也不是未来的天国莫斯科;他是在踌躇着——他今天中午在什么地方开饭。

  他回上海五个月了,找事找不到手,也没有人可以攀缘,吃书籍,吃衣裳,吃到近来只剩着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了。他昨天决计把文凭拿到虹口日本人的当铺里当了四张五圆的老头票,买船票去了十五圆,余下的五圆便是他唯一的财产了。他近来每晚上都在沪宁车站上过夜,吃中饭的时候大概是铜板十枚的两碗阳春面。——这面的名字他很喜欢:在这儿他很感谢东方的精神文明,因为东方人爱给一种不值钱的东西,加上一个超然物外的名字:阳春面、雪里红、荷花少、长手将军、花柳病、精神文明、国故整理、武威将军、欧化文、人生观的论争,等等,等等,等等。

  青年踌躇了一会,在裤包中取出了四个铜板来向臭油豆腐担上走去。

  他自己心里叹道:

  “嗳,阳春哟!我只好从此和你告别了。”

  1924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