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2)



  第三个层次,是曹雪芹为什么要这样写、这样构思。这就进入了创作心理的研究。我们都知道《红楼梦》绝非曹雪芹的自传与家史,书里的贾家当然不能与曹家划等号;但我们又都知道,这部书绝非脱离作者自身生活经验的纯粹想象之作、寓言之作(当然那样的作品也可能获得相当高的审美价值,如卡夫卡的《万里长城建造时》)。我们不难取得这样的共识:《红楼梦》并非是一部写贾家盛衰荣枯的纪实作品,但其中又实在融铸进太多的作者“实实经过”的曹家及其相关社会关系在康、雍、乾三朝中的沧桑巨变。因此,我们在进入“秦学”的第三个层次时,探究当年曹家在康、雍、乾三朝中,如何陷入了皇族间的权力争夺,并因此而终于弄得“家亡人散各奔腾”、“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从而加深理解曹雪芹关于秦可卿的构思和描写,以及他调整、删改、增添有关内容的创作心理的形成,便很有必要了。这个层次的研究,当然也就跨入了“曹学”的空间。比如说,我认为,曹雪芹最初写成的文本里,是把秦可卿定位于被贾府所藏匿的“类似坏了事的义忠老亲王”的后裔(注意我说的是“类似”而非必定为“义忠老亲王”一支),根据之一,便是曹家在雍正朝,为雍正的政敌“塞思黑”藏匿了一对逾制的金狮子,陈诏先生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说:藏匿金狮子尚且要惹大祸,何况人乎?因此,隐匿亲王之女“在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我以为他“绝对”二字下得太绝对化了,诚如他所说,清朝宗人府是要将宗室所有成员登记入册的,即使是革退了的宗室,也给以红带,附入黄册,但康熙五十二年四月,在命查“撤带”革退宗室给带载入《玉牒》,以免湮灭的行文中,便有这样的说法:“再宗室觉罗之弃子,今虽记蓝档内,以宗人府定例甚严,惧而不报,亦未可定”,并举实例:“原任内大臣觉罗他达为上驷院大臣时,因子众多,将弃其妾所生之子,包衣佐领郑特闻之,乞与收养,他达遂与之……”可见规定是规定,即使是皇帝亲自定的,也保不其有因这样那样缘故,而暗中违仵的。我对秦可卿之真实身份乃一被贾府藏匿的宗室后裔的推断,是根据曹家在那个时代有可能作出此事的合理分析,因为谁都不能否认,曹家在康熙朝所交好的诸王子中,偏偏没有后来的雍正皇帝,却又偏偏有雍正的几个大政敌,这几个政敌“坏了事”,自然牵连到曹家,曹家巴不得他们能胜了雍正,也很自然,就是后来感到“大势已去”,想竭力巴结雍正,也还暗中与那几个“坏了事”却也并未全然灰飞烟灭的人物及其党羽联络,从几面去政治投资,也很自然。希望随着有关曹家的档案材料的进一步发现,《红楼梦》中的秦可卿与贾元春这两个重要人物的生活原型,能以显露出来,哪怕是云中龙爪、雾中凤尾。
  第四个层次,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人文环境。《红楼梦》不是一部政治历史小说,曹雪芹明文宣布他写此书“毫不干涉时世”,他也确实是努力地摆脱政治性的文思,把笔墨集中在“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的情愫上,而且在具体的文本把握上,他淡化了朝代特征、满汉之别、南北之分,使这部巨著的风格极其诗化而又并非“史诗”。但这部书的创作却又偏偏打上了极其鲜明与深刻的时代印记,在有显示出作家所处的人文环境是如何地制约着他的创作,而作家又如何了不起地超越了这一制约,在“文字狱”罪网密布的情况下,用从心灵深处汩汩流出的文字,编织出了如此瑰丽的伟大巨著。秦可卿这一形象,正充分体现出了作者在艰难险恶的人文环境中,为艺术而奉献出的超人智慧,与所受到的挫折,及给我们留下的巨大谜团,以及从中派生出“谜”来的魅力。我最近写成一篇《〈红楼梦〉中的皇帝》,指出,《红楼梦》中的皇帝,你是跟曹雪芹在世时,以及那以前的哪一个清朝皇帝,都划不上等号的,因为书中的这个皇帝,他上面是有一个太上皇的,清朝在乾隆以前,没有过这种局面,而等到乾隆当太上皇时,曹雪芹已经死了三十多年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你却又可以从《红楼梦》里那个皇帝的隐然存在的描写中,发现那其实是曹雪芹将康、雍、乾三个皇帝的一种缩写,换言之,他是把对曹家的盛衰荣枯有着直接影响的三朝皇帝,通过书中一个皇帝对贾家的恩威宠弃,典型化了。探究康、雍、乾三朝皇帝与曹家的复杂关系,是弄通《红楼梦》中关于秦可卿之死的文本的关键之一,比如,为什么秦可卿“画梁春尽落香尘”之后,丧事竟能如此放肆地铺张,而且宫里的掌宫太监会“坐了大轿,打伞鸣锣,亲来上祭”,这当然都不是随便构思、下笔的,这笔墨后面,有政治投影,因此“秦学”的空间,也便必须延伸到关于康、雍、乾三朝权力斗争的研究上去,其探佚的空间,当然也就大大地展拓开来。
  我感觉,陈诏先生与梁规智先生对我的“秦学”见解的批驳,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把我在以上四个层次中的探索,混为一谈了,故而令我感到缠夹不清、一言难辩。现在我将“秦学”探佚的四个层次一一道明,庶几可以排除若干误会,使与我争论的人们,能在清晰的前提下,发表出不同意见,而我与见解相近者,今后也可更方便地与之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