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红楼梦》的真故事(2)



  十二岁时翻阅过《红楼梦新证》后,开始模模糊糊地知道,《红楼梦》不仅可以捧读,而且可以探究,但我自己真正写出并发表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却是90年代初,五十岁时候的事了。我写了一些细品《红楼梦》艺术韵味的《红楼边角》,写了几篇人物论(多是以往论家不屑论及或不屑细论的角色,如璜大奶奶、李嬷嬷、秦显家的、赵姨娘等),后来便集中研究关于秦可卿的真故事,被人谑称是从事“红学”中的“新分枝”的“秦学”研究;因为我的“正业”是写小说,所以又将“秦学”的探佚心得写成了中篇小说《秦可卿之死》与《贾元春之死》……万没想到的是,我这个学养差的门外汉所弄出的这些文字,竟引起了周汝昌先生的垂注,他不仅撰文鼓励、指正,通过编辑韩宗燕女士的穿针引线,还约我晤谈,并从此建立了通信关系,与我平等讨论,坦诚切磋,他的批评指正常使我在汗颜中获益匪浅,而他的鼓励导引更使我在盎然的兴致中如虎添翼……
  去岁冬日,我有幸参加了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的一个读书节目,主题是评议周先生在华艺出版社所出的新著《红楼梦的真故事》。这是一本用通俗的笔法讲述《红楼梦》一书在流传中,所散佚掉以及被歪曲、误读了的那些真故事的书。周先生在节目中说:“我一生研究《红楼梦》,就是为了写出这样一本书!”此言乍出,我颇吃惊。周先生从事“红学”研究半个世纪了,光是专著此前已有十多种,《新证》曾得到毛泽东主席青睐,有关曹雪芹的几种传记虽属一家之言多有与其他“红学”家观点颉颃处,但其功力文采是海内外学界和一般读者所普遍赞佩的,其在《红楼梦》版本方面的研究,乃至对可能是大观园原型的恭王府的考据,还有主持编撰《红楼梦辞典》,等等学术活动,怎么到头来却都是为了写出这样一本省却了论证注释,全无“学术面孔”,出之以“通俗评话”衣衫的《真故事》呢?
  自那电视节目录制播出以后,我重翻周先生的若干“红学”专著,特别是再细读这本《真故事》,才终于理解了他的“夫子自道”。周先生称,“自1947年起,失足于‘红学’,不能自拔,转头五十载于今,此五十载: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秋肃春温,花明柳暗,所历之境甚丰,而为学之功不立;锋镝犹加,痴情未已”,其实他五十年的“红学”研究,已俨然历炼出了如钢的风骨,在胡适、俞平伯、何其芳、吴组湘、吴恩裕、吴世昌等“红学”前辈相继谢世之后,像周先生这样“痴情未已”的“红学”大家实在是所剩不多了,这本看似平易的《真故事》,那些娓娓道出、如溪入江又如江汇海的情节轨迹与人物归宿,其实字字句句段段章章凝聚融通着他半个世纪全部“红学”研究的心得成果,他以举重若轻的方式,既向学界展示了他的“集大成”(凡熟悉他之前学术专著的人士已无需他再一一注明资料论据),也向一般读者普及了他的苦心所获。五十年辛苦不寻常,真故事终能汩汩流淌,这是周先生所攀上的一个峰巅,当然,也是他的又一个起点。
  周先生今年该是七十九岁了。他身体不好,眼睛近乎失明,只有一只眼尚能借助高倍放大镜,一个字一个字地阅读书刊报纸,而耳朵也近乎失聪,跟他当面交换意见时往往不得不对着他嚷,但他在“红学”研究中却仍然充满朝气,仍时时发表出惊动学界也引起一般读者注意的独特见解,他那固执己见的劲头,常令与他观点不合者既“窝火”又不得不费力对付;他还常常挺身而出,为民间一些“红学”研究者、爱好者“护航”,表示即使某些研究角度与观点乍听乍看觉得“荒诞不经”,也还是应该允许其存在,可以批驳却不必呵斥禁绝,这种雅量实在是很难得的,这也是我特别佩服、尊重他的一个因素。
  在周汝昌前辈从事“红学”研究五十年之际,我感谢他在我十二岁到我五十多岁的人生途程中,以他的“红学”著作,滋润了我亲近《红楼梦》的心灵。我祝贺他有一个以完整的《真故事》为标志的“五十硕果”,并祝他将自己的学术轨迹,延伸到新的高峰,给我们讲述出更多更细的真故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