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秦学”研究(1)

——答上海《城市导报》记者黄准新问 　　问：您的《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被有的传媒称之为“秦学”，又作为“作家加盟‘红学’”的一个范例。您本人是怎么看待的？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学者化是不是一种必然？ 　　答：我自十多年前，就从秦可卿这个人物入手，对《红楼梦》进行研究。我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探佚的范畴。我的主要成果是：秦可卿的原型，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的女儿，也就是在乾隆四年发生的“弘皙逆案”的主谋弘皙的妹妹。“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所说的“三春”不是指三个人，而是指乾隆元年至三年的三个春天，那是曹家熬过雍正朝的寒冬后中兴复苏的三年好日子，《红楼梦》从十八回后半至五十三回就浓墨重彩地写了乾隆元年的事情，五十四回到六十九回写的“乾二”，七十回到八十回都写的“乾三”；但没想到这三年过去即卷入了“弘皙逆案”，导致了“家亡人散各奔腾”的毁灭。所佚的八十回后的《红楼梦》，所写的应该就是“乾四”后“树倒猢狲散”的局面，而绝不会是高鹗所续的那一套。我新出的《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一书，集中体现出了“秦学”研究的成果。至于“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学者化”一类的问题，不在我思考的范畴中。我研究《红楼梦》并不是想把自己“化”为“学者”，我以为“红学”是一个公众共享的话语空间，不是什么机构或哪个“专家”“权威”可以垄断的。没有“作家”“学者”头衔的人，只要有心得，在“红学”领域都有天赋的发言权。 　　问：您的探佚小说《秦可卿之死》中的悲剧人物秦可卿是哀艳的，您写她，包括写贾珍，文笔都很人性化，可不可以这样说：“命运和人性”是您这作品的主题？您说您写的是“学术小说”，写小说和做学问会不会成为一种矛盾？ 　　答：命运和人性，确实是我小说创作最关注的东西，也不独是写“‘红学’探佚小说”如此。“学术小说”应该是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独特品种，它与一般的虚构小说是有区别的，我的《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妙玉之死》都严格地做到：人物、情节、细节或者有《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正文依据，或有脂砚斋批语的依据，或有我的正式探佚论文的成果为依据，本来应该在小说后列注一一指明，考虑到对一般读者来说会觉得烦琐，影响顺畅阅读，才没附详注，但都在后面有概括的说明。对于我来说，写小说和研“红”不仅没有什么龃龉之处，倒有鱼游春水之乐。 　　问：可不可以结合您的经历谈谈《红楼梦》对您的影响？ 　　答：我这人其实是很孤僻的。内心很丰富，但不擅为人处世。但人在社会中，尤其是处于当代中国社会，个体生命无法也不应该完全脱离他人、群体与社会，所以，一方面要适应社会，尽量使自己对社会有益，另一方面则要努力地守住自我，寻求生存的诗意。我从少年时代就接触《红楼梦》，读了几十年，不敢说已经读懂、读通，但我觉得一进入曹雪芹《红楼梦》前八十回（严格来说是一至七十八回，更严格地说，去掉可疑的六十四、六十七两回，是七十六回）的文本，心灵就获得极大的慰藉。把《红楼梦》简单地看成是一部“反封建的爱情小说”是不对的，它其实是一部写个体生命在时代、社会、家族、他人的错综纠葛中，如何执拗地追求诗意生存的伟著。全书笼罩在“双悬日月照乾坤”的“日”“月”两个政治利益集团大决战前夕的政治阴霾里，贾宝玉的被笞，其实质是“日”集团的忠顺王与“月”集团的北静王的对抗，折射到了对蒋玉菡的争夺，证据显示在茜香罗上，这影响到贾政的政治前途和整个家族的安危，惊心动魄，生死交关，贾宝玉对此也不是浑噩无知，但他却还是不顾一切地去追求体现在青春女性和灵性男子身上的诗意美。远离名利场，亲近自然美，这是我目前得到《红楼梦》启发后所选择的生活方式。 　　问：在您看来，《红楼梦》对今人有怎样的启发和意义？ 　　答：守住你的个性。如果做不到诗意地生存，至少要尽可能捕捉、享受生活中的诗意。多跟水质的人亲近，对泥质的人即使不可能杜绝来往也要提高警惕尽量不受其污染。当然不止于此。 　　问：在诸多“红学”的研究评论成果中，您本人比较欣赏哪一派？ 　　答：周汝昌先生的研究我最佩服。这不是从“派”出发。周先生自是一派。他在“曹学”“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等“红学”分支上都有硕果累累的学术成就。最近我又读到作家出版社刚给他出的《红楼夺目红》一书，这可是紧扣《红楼梦》文本、细抠其文脉语言的一部著作，写得潇洒自如，学问、见地令人如登山阴道，创见、憬悟层出不穷，且能深入浅出，做到了雅俗共赏。当然我最佩服他的是，一方面他充满学术自信，另一方面则总是真诚地表示那仅是他的一家之言，欢迎批评指正，尤喜切磋讨论，这是非常可贵的学术襟怀。 　　问：您研究《红楼梦》是否也经历了一个过程？ 　　答：当然。我把自己的研“红”心得发表出来，从十多年前就开始了，而且出了三本内容不断更新发展的书——《秦可卿之死》、《红楼三钗之谜》、《画梁春尽落香尘——解读〈红楼梦〉》，我的研究得到前辈周汝昌先生的热情鼓励与细心指导，也得到像陈诏先生那样的通家的善意批评，当然更有许多读者的支持，以及传媒的关注。２０００年我更得到英国英中文化协会和伦敦大学的邀请，去伦敦作了两场关于《红楼梦》的演讲。我当然还只是一个“红学”的票友，不过我已形成了自己的研“红”轨迹，“秦学”的提法应该说是水到渠成，可以批评甚至批判，但不可以对我的研“红”轨迹、我的主要论著看都不看，翻都不翻，一听就烦，斥之曰：“完全是外行话！”“有点什么就马上拿出来到处说，不是研究学问的态度。”（见２００３年９月２日《北京晨报》）这样的“专家”我只能说他毋乃太“专断”，难道惟有被他认可的人才能“入行”吗？哪个天皇老子给了他这种“钦点”的特权？我已积十多年研究，文章已经很不少，怎么会是“有点”而且“马上”？可喜的是，眼下的世道已然不是文化专制的格局，所以我的“秦学”研究也就还有一定的话语空间，封杀不了，禁绝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