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与中国文艺学（4）

写史湘云更奇，压根儿没讲湘云长得什么样，面孔、眉毛、眼睛、嘴巴，都未作正面刻画，一个字也没有提起。第二十一回写湘云睡觉：“一把青丝拖于枕畔，被只齐胸，一弯雪白的膀子撂于被外，又带着两个金镯子。”写到了头发、臂膀，没有涉及面容。第四十九回写湘云雪天的装束：“穿着贾母与他的一件貂鼠脑袋面子大毛黑灰鼠里子里外发烧大褂子，头上带着一顶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昭君套，又围着大貂鼠风领。”脱了褂子，“里头穿着一件半新的靠色三镶领袖秋香色盘金五色绣龙窄褙小袖掩衿银鼠短袄，里面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肷褶子，腰里紧紧束着一条蝴蝶结子花穗五色宫绦，脚下也穿着麂皮小靴，越见得蜂腰圆背，鹤势螂形。”从外到里，衣着打扮写得细极，就是不及相貌。第六十二回湘云醉卧芍药捆，从别人的眼里看是：“湘云卧于山石僻处一个石凳子上，业经香梦沉酣，四面芍药花飞了一身，满头脸衣襟上皆是红香散乱，手中的扇子在地下，也半被落花埋了，一群蜂蝶闹嚷嚷的围着他，又用鲛帕包了一包芍药花办枕着。”不独未及面孔，连身体形态也不着一笔。散落的芍药花、半埋的扇子、闹嚷嚷的蜂蝶、鲛帕包的花枕，都是湘云的身外之物。再就是作者写她好笑，喜欢讲话，又有点口吃。全部关于史湘云的外貌描写就是这些了。可是《红楼梦》的读者都觉得湘云长得不同一般，与黛玉、宝钗相比，鼎足而三，难分高下，不好硬说谁比谁更出众一些。 　　《红楼梦》里值得总结的艺术经验和艺术规律太多了，岂止人物写得好，其他方面也不乏独创之功，不愧为文艺学极为丰富的原料的宝藏，从这方面深入发掘，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是很大的，红学研究在这里尚有不易穷尽的用武之地。 　　具有典范意义的学科 　　红学之所以具有学科价值，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特殊经历也有一定关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的这番经历，使他在转折中和对比中了解了人生；后来走出家庭，东渡留学，然后又弃医学文，投身文学事业，终于成为中国文化的巨人。这和他早年的经历直接相关。一个大作家的造成，除了必需的其他条件，作家本人的曲折的生活经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至关重要。 　　曹雪芹的一生是富于传奇性的，生活道路比鲁迅不知曲折多少倍，遭遇的家庭变故和政治打击，为文学史上许多作家望尘莫及。他的祖上是从龙入关的皇室近臣，特别是曾祖父曹玺和祖父曹寅时期，他的家族达到鼎盛，如《红楼梦》中形容贾府时所说的：“真是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曹雪芹的童年和少年就是在这种极度荣华富贵中度过的。但是后来，随着康熙和雍正的政权交替，曹家受政治牵连，被抄家没产，从此雪芹社会地位大降，晚年竟流落北京西郊，过着身微运蹇、贫困潦倒的生活。由饫甘餍肥的富贵之家，一变而为“举家食粥酒常赊”；从地处江南的“温柔富贵乡，花柳繁华地”，到“寂寞西郊人到罕”；原来是朝廷的宠儿，现在是“坏了事”的罪犯的后裔。这种“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的生活巨变，这种堪称“大阅历、大悲欢”的人生经历，这种“翻过筋斗”的社会阅历，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直接契机。 　　大作家是需要有大阅历的，没有大阅历绝成不了大作家。曹雪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阅历在中外文学史上有代表性。中国过去讲究穷愁著书，认为文穷而后工，不是没有道理。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迁这段名言，经常为人所称引，其实后面接下去还有“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明确提出著书舒愤的观点。司马迁身受腐刑而撰写《史记》，就是实践他的主张。作为参证，恩格斯也讲过“义愤出诗人”的话。曹雪芹写作《红楼梦》，就是穷愁著书、发愤著书的典型，研究曹雪芹可以启发我们了解世界上一些伟大作品产生的一般过程。 　　最后，我想强调《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成熟形态，这一点，对认识红学的学科价值有关键意义。研究对象的内部结构是成熟形态还是不成熟形态，直接关系一门科学的理论建设。马克思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从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就因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十九世纪的最成熟的社会形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导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725页至726页。《红楼梦》自然不同于《资本论》，我引用马克思的话带有一定的比喻性质，但马克思概括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 　　《红楼梦》是古典文学的总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最高峰，古代文学中某些“只是征兆的东西”到《红楼梦》里“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这方面的例证是很多的，比如语言的艺术和写人物的艺术等等。因此，研究《红楼梦》犹如解剖高等动物，可以为理解整个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一把钥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红学是一个有一定典范意义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