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隐派红学的终结（2）

问题是如何进行索隐。红学索隐派的致命弱点是求之过深，以为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人不影射，把索隐无限扩大化，结果弄得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还有的无异于重新设计了一部《红楼梦》，让书中人物充当自己意念的图解，这样一来，影射的人和事固然找到了，可惜与作者的创作构思了不相关。索隐派中，从王梦阮、沈瓶庵、蔡元培、邓狂言到景梅九、寿鹏飞，再到潘重规、杜世杰、李知其、赵同，基本上逃不出这两种情况。他们忘记了《红楼梦》是小说，是文学作品，不是谜语大全，更不是作者政治意念的图解，如果那样，就不会有如此强大的艺术感染力。求之过深的结果，反倒把《红楼梦》的思想内容看浅了；一个人物一个人物的具体寻求影射，实际上肢解了《红楼梦》的艺术整体性。提出《红楼梦》是政治小说，包括邓狂言认为《红楼梦》是政治历史小说，不管概念本身有多少不确切的地方，就其对《红楼梦》丰富的思想内容的发掘来说，总是一种扩展和深入。这在盛赞《红楼梦》为言情小说的风气之下，也不失为有勇气的表现呢。可惜索隐派在方法论上犯了错误，把由于读书心得间捕捉到的点，扩大成为面，把局部当作整体，把索隐变成猜谜，把偶尔的会心独得敷衍成宏论巨著，使索隐漫无边际，丧失了必要的规定性。我们从索隐派红学论著中，突出看到的是索隐者的想象，他们凭借立论的最初的某些会心的发现反而被冲淡了，或者即使言之成理，也不容易取得读者的信任。长期以来，红学索隐著作在读者中难得有更大的市场，原因就在这里。 　　我们由一点就可以看到索隐失去规定性、走向扩大化和琐细化的不良后果，即书中的同一个人物，不同的索隐者可以指认出不同的或者相反的影射对象。如宝钗，蔡元培说影射高江村，王梦阮说影射陈圆圆，邓狂言说影射王鸿绪，寿鹏飞说影射雍正，杜世杰说影射洪承畴，赵同说影射康熙第三子允祉；林黛玉，蔡元培认为影射朱竹垞，王梦阮认为指董小宛，邓狂言认为指方苞，寿鹏飞认为指太子胤礽，赵同认为是曹。几乎所有人物，在不同的索隐者眼里，都有不同的影射对象。仅就这一点而言，索隐的可靠性便大可怀疑了。因为依照各家的索隐逻辑，如果愿意，完全可以找到更多的索隐对象。结果是，适合一切的判断，判断本身就不能成立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倒是早期索隐的始于猜测、止于猜测，不做过多论证，只是作为读《红楼梦》之一得，聊供解颐谈助，纵使不对，也不至于深陷泥淖，不可自拔，于己于人并无害处。索隐而成为派，反而害了索隐。如同钱静方所说：“《红楼》一书，空中楼阁，作者第由其兴会所至，随手拈来，初无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过若即若离，轻描淡写，如画师所绘之百像图，类似者固多，苟细按之，终觉貌是而神非也。”参见《红楼梦卷》第一册，第326页。 　　红学索隐派的产生，对《红楼梦》研究而成为红学，是有贡献的，就像没有考证派，红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红火一样。但索隐派离开清末民初民主革命的大背景，时代风潮的支撑作用已经失去，新时代的读者怕难以理解索隐者的苦心孤诣。《红楼梦》这个伟大的文学之谜，人们将继续猜下去，今后还会有索隐文章和索隐著作出现；索隐作为文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将不时地为人们所运用；但索隐派红学，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实际上已经终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