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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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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语言文化历史上，我认为有二本书是天书，一本是《易经》，一本则是《红楼梦》。有关《易经》，此生也许只能敬畏而在阐释上却惟有望洋兴叹而已。所幸的是，与《红楼梦》倒是颇有缘份；不仅是对小说的整个气脉，即便是其中的局部细节，我都能有心领神会之感。当然，这种解读和阐释具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凉，不管行文如何激昂，总也抹不去这样的萧瑟。
我不知道整个文化轮回将如何了结，或者说如何走向，此系天机，如我等凡夫俗子无以揣度。然而，就已经出现的种种文化迹象而言，我想人们或多或少总有些许感受吧。诸如王国维之死，陈寅恪所著《柳如是别传》等等。在我去年写的那篇《悲悼〈柳如是别传〉》一文中，深感从《红楼梦》到王国维再到《柳如是别传》之间的文化气脉之衰微。遗憾的是那篇文章在今年的《读书》第4期上发表时被删去了十分之七，致使许多读者没能理解我的感触。在我看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与贾宝玉最终悬崖撒手在文化上具有前赴后继似的一致性；而陈寅恪为柳如是作传与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推出大观园女儿世界又是一个息息相通的历史性呼应。审美向度的严重阙如和人文灵魂的空前缺席，使历史的败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一些先知先觉者不得不首先承担死亡的命运。
然而，文化气脉的这种走向，从另一个角度说来，似乎又是一种复兴的迹象。因为不管如何的衰败，整个文化依然气息尚存。说中国历史有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是一个方面，但在另一个方面，整个历史文化也确实具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历史上游牧民族的二次入主中原，结果都在军事征服之后不知不觉地走向文化上的同化。佛教的传播，则产生了禅宗那样的文化命脉；近百年来西方文化的挑战，是否也为汉语文化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契机呢?本世纪以来，汉语文化经受了二次空前劫难，一次是三四十年代来自日本的军事入侵，一次是六七十年代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结果都以奄奄一息的状态顽强地存活下来。及至当今重新陷入毁灭性的境地时，我想还会度此一劫的。但为此有必要提出一个文化救亡的课题。
尽管救亡一说，因为历史原因，已经十分可疑。任何有关拯救者角色的扮演，最终总要走向美好愿望的反面。但目前除此之外也想不出其他说法表述身处沦丧年代的心情。在《圣经》中，上帝用洪水解决了人类的堕落。但如今上帝何在?也会诉诸洪水么?抑或大火?原子弹之类核武器的发明是否意味着上帝之于人类的第二次惩罚?……也许等到答案降落时，人们都来不及“哎哟”一声。至于诺亚方舟的启示，在我的理解也只能诉诸文化空间的重新构建。尽管如今似乎人人都在争相满足物质欲望，但真正能够发泄物欲的机会还是垄断在少数人手里。这就好比1966年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集会欢呼，等到事过境迁，人们才会发现空空荡荡，并且为自己的盲目而感到好笑。愚昧的民众总是乐于成全权杖的魔术，十分自觉地投身一次次虚假的历史游戏。他们实在应该时时重温“好了歌”的告诫，以便保持一种做人的清醒。
《红楼梦》的阐释作为一种研究，其置身的领域已经相当不堪，浊气熏人。好在我从来不曾相信过那些鬼头鬼脑的说法。为自己的解读在心灵上留出了一片纯粹余地。即便我的阐释毫无价值，我也为那样一片纯粹而感到骄傲。从研究毛泽东现象到阐释《红楼梦》，在我是一个全新的转折；站在新的基点上，不免有一览众山小之感。也许这种感受不无孤寒，但至少使我获得了一种学术方向。由《红楼梦》向上追溯，可进入诸子百家以及先秦文化和文学的重新考察，从而理清汉语文化的历史脉胳；从《红楼梦》向下展开，则可纵观中国晚近文化历史的大致走向，从而着手一系列的文化著述；至于基于《红楼梦》所提供的历史文化全息图像去观照西方文化，则可对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到20世纪的演变历程有一个极具参照意味的观察。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我们正身处一个意味深长的年代。当黑夜黑到深处时，黎明也就开始了。
是为自序。
1993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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