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

有很多很好的小说最终只能算是行业小说。武侠小说是行业小说。《儒林外史》也是一部行业小说，写当时读书人的事。再比如农村题材、商业题材、工业题材、环保题材等等都属于行业小说，凡是能够用题材划分的小说，一般都有点行业小说的痕迹，而《红楼梦》是超行业的。不仅如此，《红楼梦》最大的总体性，在于它超越了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以道德教化为剪裁标准的观念。在这里，善和恶、美和丑，兽性和人性乃至佛性都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回避任何东西。 　　解放以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新红学侧重于从阶级斗争和社会发展的观念去看《红楼梦》，往往把人物分为两类：一类是反封建，一类是封建的鹰犬。前一类是正面人物，如贾宝玉、林黛玉、晴雯等，后一类是维护封建道德和封建秩序的，如贾政、王熙凤、袭人等。自古以来都有认为袭人是奸臣的看法，但产生这一观点的时代就有问题，它所批评的，是袭人没有为贾宝玉守寡，也没有自杀以守住名节，又改嫁了，而且嫁的是一个戏子蒋玉菡，所谓好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所以有的评者就将袭人视为奸臣，这本来就是靠不住的。但是我们细细看来，不管林黛玉还是晴雯，不能说她们没有毛病，她们也有很讨厌的地方。譬如说晴雯，有反封建的一面，但也有维护封建秩序的一面。我们知道，怡红院的丫头是严格分等级的，谁能够做贾宝玉的贴身丫头，谁能够给贾宝玉倒水，谁能够给贾宝玉铺床，谁只能够在院子里扫扫地，谁只能够在门口看看门，都是非常严格的。有一个小丫头没有按照这种次序，过来想给贾宝玉倒杯茶，就使得晴雯大怒，另一个小丫头偷了东西，晴雯对之施行肉体迫害。但我们曾经为贤者讳，为“革命者”讳，老想把晴雯打扮成一个革命者的形象，一个半女侠的形象，从来就不提这些。整个贾府，整个大观园，美和丑就是如此糅合在一块儿。有的人，比如贾琏、贾蓉、薛蟠，他们有些做法就像野兽一样，但是古人还都挺喜欢薛蟠。其实现在也是这样，一个人粗俗不怕，但假如自己承认粗俗，别人就能理解他，原谅他，人性就是这样的。其实刘姥姥也很粗俗，可刘姥姥的粗俗是贾府所需要的，尤其是贾母所需要的。因为贾母经常接触的都是一些上层人物，人五人六的，装模作样的接触得多了，就希望有一个粗俗的人。即使是读者读到薛蟠口中那些低级下流的语言的时候，也觉得很过瘾。本来，世界上有子曰诗云的高雅，也有一张口什么都来的大荤大素。 　　《红楼梦》这一点尤其难得，在一部爱情小说里居然写了如此多的经世致用的东西，写了如此多的“政”。《红楼梦》有两条线，一条是“情”，感情，一条是“政”，政治。但《红楼梦》具体表现的不是朝廷政治，而是家族政治，家庭行政，有那么多的人情世故。而且曹雪芹一再表现“事、体、情、理”，自古以来中国都强调这些，《红楼梦》也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超题材的小说，它有爱情的主线，可政治家也喜欢读，有材料证明慈禧太后就喜欢读《红楼梦》，而且还有批语，只是批语已经找不到了。毛主席也喜欢读，长征中曾经发生过《红楼梦》是否可读的争论，有人对长征中读《红楼梦》进行批斗，但毛主席说可以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什么？我们对世界的贡献还是太小了，我们无非就是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还有一部《红楼梦》。这是我们中国立国的依靠啊，一、地大，二、物博，三、历史悠久，四、《红楼梦》。这是毛主席说的，不是我说的。据说江青也爱读《红楼梦》，她自称是半个红学家。陈伯达也写过几十万字的关于《红楼梦》的文章。 　　所以说《红楼梦》是一部超题材的作品，如果说这是一部政治书，那说法就更多了。这恰恰反映了文学的一个特点，因为文学的特色不在于开药方，不在于把生活、人生分成一条一条的，再给一条一条的生活和人生开出一条一条的药方。文学的力量在于把生活的状态、生命的状态揭示出来，“横看成岭侧成峰”，文学必定要揭示人生的本质，但提供给人的却永远不是本质，文学要是本质的话就变成哲学了，文学提供给人的永远是剪不断理还乱，永远是纷繁的现象、形象、情感、色彩和声音。而中国的文学作品，能够做到从总体上反映人生的只有《红楼梦》。外国作品中，就我所读过的来讲，能够和《红楼梦》相并提的，不好找。托尔斯泰很伟大，著作比曹雪芹多得多，《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复活》，卷卷是精品。但托尔斯泰在自己精致的天才的笔端，有着过多的取舍，写舞会，写一群贵妇人在说无聊的话，用法语在不断地对话，很精致。但是不像《红楼梦》那样，滋味是如此地难以咂摸，难以拿捏，难以掌握。我个人愿意非常谨慎地低调地说，到现在为止，《红楼梦》是唯一的一部这样的小说：能从总体上逼近人生的一切方面，酸甜苦辣咸、美丑善恶、空无实在、情与政、有趣与无聊、吃喝拉撒睡、生老病死、金木水火土、地水火风等等，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