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怀念邓政委

“我碰到的那个邓政委，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接着，李经世谈起了他在抗战期间邂逅新四军邓政委的经过： 　　“1945年春，我以恩施湖北省银行专员的身份，秘密通过日伪敌战区，辗转回到我的家乡崇阳大源，帮助鄂南分行工作。” 　　“一天，我在房里看书，忽听母亲和一个操外地口音的男子不知为么事发生了争执。那男子走后，母亲余怒未消，仍一个劲地在门口嘀嘀咕咕，搅得我不能安心看书。我正待出门制止，母亲突然惊叫一声，跌跌撞撞地跑进房，气急败坏地说，‘经世，经世，不得了，不得了……’我忙问，‘出么事了？’她说，‘刚才有个士兵来借门板，我没肯。那士兵说，村长已挨家说好了的。我要他找村长去，和他争吵了几句，没想到，这会儿他把一个背盒子炮的当官的叫来了。’ 　　我一听，也暗暗吃了一惊，感到大祸临头了。那年春天，大源一度为新四军解放，附近村庄，驻扎了一个团的军队。我走出房，大门口果然站着三个穿灰军装的人。为首的是一个四十来岁，身佩短枪的新四军首长。 　　我连忙一迭连声地为母亲赔不是。等我说完，那位首长却彬彬有礼地道，‘先生，请你不要误会，刚才是我们这位战士不对。我军有一条纪律是不许打人骂人，他刚才借门板时，态度不好，我带他来，是向你的家母道歉的。’我一听，心里才算踏实，连忙请他们进屋里坐。这时，躲在房里的母亲也忙着出来端茶递烟，紧张的气氛马上消失了。” 　　“接着，那个士兵把门板借走了，我则和那位新四军首长聊起来。当他发现我书桌上放的是一本《资本论》时，更感兴趣了。他问，‘想不到先生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有兴趣。’我解释道，‘这本书还是我在黄埔读书时，受共产党的教官影响买的。现在，我搞金融工作，在家闲着没事，拿出来翻翻。’他接着问，‘先生还读过革命导师的其他著作吗？’我信口说，‘在黄埔读书时，读过一些。抗战初期，读过一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很感佩。’他十分惊讶，问我既是学军事的，为什么正值抗战期间，却没有带兵打仗？我把早年因一件小事得罪了蒋的亲信陈诚，陈向蒋进馋言，此后便失去了蒋的信任。现仅混进省银行，吃碗闲饭的经历讲了。于是，他又把话题转到了《资本论》上，他谈了他学《资本论》的情况，并谈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继承和发扬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学说和理论……” 　　“总而言之，我和他越谈越投机。过去，我只晓得在共产党的一些高级干部中，如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等，都有较深的学识，这回才知，他们的一些中下级军官也不乏有识之士。临走，那位首长才告诉我，他姓邓，叫邓一先，是新四军中的团政委。过了几天，邓政委又亲自上门，邀请我出席一个军民联欢会，并以爱国人士的身分，请我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说。 　　新四军在大源整训了一段时间，就要开拔了。部队开拔的头一天，邓政委到我家来辞行。他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我读过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另一本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两本书的扉页上，都有他的亲笔题名和签字。 　　也真是无巧不成书。那年夏天刚刚过去，暑气还未消失的时候，大源传来了日寇投降的消息。不久，我收到省行从恩施打来的电报，要我以省银行专员的身份，火速赶到武汉接收日伪银行产业。我动身那天，恰遇‘军统’头目唐新派赴武汉的选遣武装小组。那时，从崇阳到武汉常有小股土匪出没，因此，我就和这支先遣武装小组结伴同行。 　　我们走了两天，到法泗洲刚在一家旅店住下来，突然被一支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便衣武装缴了械。我因年岁较长，又未佩戴武器，被他们当作特务先遣队的头目详加审查。我如实相告。我说，我是省银行的职员，与先遣队没有关系，并出示了省行拍给我的电报和身份证等物。那个审查我的长官正将信将疑时，门‘吱’地一声推开，走进来的竟是邓政委。经我解释之后，他一如既往，仍以礼相待。我在他那里住了一夜，次日，他派了两个士兵，一直把我护送到武昌郊外。” 　　李经世说到这里，又长叹了一口气，无限感慨地说：“今日我李经世可说又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要是苍天有灵，能碰到邓政委，让他再救我一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