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湘江的浮桥上过来一副担架,颠簸在浓烈的硝烟中。由于飞机轰炸,担架走走停停,有时又被蜂拥前进的队伍挤到旁边,在队伍里就掉得愈来愈远。

  担架后面有四个警卫员,一个挎红十字包的年轻医生,紧紧地跟着它,保护着它。

  担架上躺着一个年轻人,约有二十八九岁的样子,容貌秀美,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温文尔雅,颇有一点学者风度。他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如果仔细看来,就会看出他是在极力忍受着痛苦,仅仅是在下级面前才显出那种若无其事的平静。

  他就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和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他是头一年春天,在一座古庙里开会,遭到敌机空袭负伤的。伤很重,弹片把肠子打穿,后来又化了脓。没有麻醉剂,也得施行手术。整整八个小时,他的额上全是黄豆大的汗珠,却没有吱一声。人们没有想到,这个文弱书生内在却如此刚毅。由于当时没能把弹片乱出来,腐骨没有清除,一直流脓,只好接了一根橡皮管子把脓排出体外。这样就不能不增加他许多痛苦。长征以来,他就坐在用青竹子扎成的担架上。经过两千余里的行程,几个担架员的衣服早已挂得破破褴褴的了。

  这位红军总政治部的领导人,是十年前,也就是他十九岁的时候,投身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的。他的命运几乎是当时一般青年人都会遇到的命运。当时,他在芜湖的一个教会中学读书,由于看不惯外国校长欺侮中国人而参加了驱逐洋校长的学潮,紧接着就被开除。随后,家里又给他娶了一个比他大三岁的女子,他不乐意,这就跑到了上海。在这里,他上了上海大学的附属中学。这个以国民党的元老于右任为校长的学校,却是一个鼎鼎大名的共产党人在那里办学,这就是邓中夏。此外,瞿秋白、沈雁冰、施复亮等都在那里教书。王稼祥就从这时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影响,参加了共青团。当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十月,他被保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于他聪敏好学,又有些英文底子,俄文学得很快。不到两年,他就作为高材生结业,经过严格考试,进入苏联造就马列主义理论干部的最高学府——红色教授学院。那时同学中能够同他比肩进入这座殿堂的,只有张闻天、沈泽民等人。一九三○年学成回国,在上海中共中央宣传部当干事。一九三一年一月,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支持下,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扶王明上台。王明为了贯彻他那条“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就向全国各个苏区派去了钦差大臣。王稼祥也在这时,同任弼时一起化装成牧师,辗转进入中央苏区。不久,他就成为苏区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中革军委的副主席和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但是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常常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年轻人同毛泽东共事之后,竟合作得不坏,并且常常流露出对毛泽东的钦佩,这难免就使事情复杂化了。

  现在,担架随着队伍进入一带密密的松林。飞机暂时看不见他们,人们的心情就变得舒缓一些。王稼祥也微微地闭上眼睛,想休息一下。这时,他听见前面队伍里有几个人正在一边走一边窃窃私议。声音不算很大,但还听得清晰。

  只听一个江西口音说:

  “王参谋,这到底是上哪里去呀?”

  “不是说同二、六军团会合去吗?”一个福建口音回答。

  “二、六军团在哪儿呢?”

  “说是在湖南什么地方。”

  “能够会合吗?”

  “鬼才知道。”

  “唉!”那个江西口音的叹息了一声,“前四次反'围剿'打得多痛快,一次就消灭他好几个师,俘虏是成千地捉,光师长就抓了好几个;就是第五次反'围剿'搞糟了,连苏区也丢了,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还不是那些'洋房子先生'搞的!”“我看也是。”江西口音的说。“莫斯科的'洋房子'又加上上海的'洋房子'……”说过,哈哈大笑。

  “还有'独立房子'!”福建口音的也哈哈大笑。

  “你常见'独立房子'吗?”江西口音的停住笑问。

  “怎么不常见,可是我怕见他。”

  “也不过鼻子高一点儿,有什么可害怕的!”

  “咦,那人长着一对猫眼,黄眼珠,一瞪可真吓人!”

  “你少见他一点就是了。”

  “我们这搞事务工作的,少见也不行。他三天两头叫去训我。难伺候呵!他挑警卫员要一般般高的,漂亮的;他的马要用香肥皂刷洗,备好马,他先用手从马头摸到马尾,有一点点灰,就要骂人。有一次,把我骂了个狗血喷头……”

  “为什么?”

  “那一次,我骑着马去给一位首长送信,离他的门还有好远,就被他叫下来,大骂了一顿,问我懂不懂红军的规矩,你猜是为什么?原来是我过他的门前没有下马。”

  “听说,'独立房子'一天吃一只鸡?”

  “鸡?还得有咖啡呢!”

  “听说,他烟抽得也凶?”

  “对,美丽牌的罐头烟,一天一筒。你看前边还给他担着整整一挑子呢!”

  “这也太过分了!我们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都是吃筲子饭,一人一份,一点不能多吃,吃点南瓜豆腐菜,剩点菜汤加点开水一喝就完了,'独立房子'怎么这样?总书记就不说说他!”江西口音的有点气愤了。

  “唉,说他?言听计从噢!什么事都是'独立房子'说了算!”

  “哼,要不然他也许还不这样呢!”

  说到这里,谈话停下来。好象彼此在思索着什么。

  过了一阵子,只听江西口音的又问:

  “毛主席呢?”

  “他不管什么事了,出发前听说住在一个山上。”

  “现在呢?”

  “听说他跟着中央纵队走,身体坏得厉害,现在不知道过来了没有。”

  “唉,什么时候……”

  话声停下来,好象彼此都没有再谈下去的意思。担架走出了树林。路上又是人流滚滚,尘土飞扬。王稼祥从担架上侧起头来,望了望那两个说话的人,一个是总部的老参谋王柱,另一个是刚从下面调上来的小参谋肖明。这两个参谋今天公然议论“朝政”,而且语多不敬,要搁平时,至少要受到特派员的注意和查问,可是今天听来却也不无道理。王稼祥只望了他们一眼,又把头侧过来躺着去了。

  说实在的,这两个参谋无意的谈话,深深地触痛了他,引起他的羞愧与不安,促使他反省自己的责任。“洋房子先生”,毫无疑问地把他包括在内,有人甚至背地里把他和“王明、博古、张闻天”称为某种路线的“四大金刚”。然而他心中却不无隐痛。中央苏区是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上开始指责毛泽东的,当时批判他是“富农路线”、“等待”、“右倾”和“狭隘经验论”。情况汇报到中央,中央还认为批得不够,说是以“狭隘经验论”代替了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所以就来了一个更厉害的批判,这就是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对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指责,王稼祥实在听不下去。因为他自进入苏区已经同毛泽东有将近两年的合作经历。他不仅感到毛泽东学识渊博,对中国社会理解透彻,而且在军事上确实有奇才,一韬一略,常能出人意外,所以接连粉碎了敌人三次“围剿”,取得很大胜利。因此,在后来讨论是否撤销毛泽东的军事职务时,他是反对把毛泽东赶出军队的,这是他今天可以感到自慰的地方。

  但是,在两种对立物的斗争中,往往是很难找到转圜余地的。坚持党性,又往往会触动派性。被党中央派去贯彻全面“进攻路线”的“布尔什维克”,竟然同“右倾机会主义者”妥协,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所以,他同他的几位掌权的莫斯科的亲密同窗,就不能不发生隔阂。一九三三年初,临时中央进入江西苏区,有一次,他同博古一起聊天,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时,毛泽东已被撤去了军事职务,颇有余闲,除了调查研究,就潜心读书。博古从外面来,带了不少外文和中文的马列书籍,毛泽东就借书来了。博古对他还算客气,借了几本给他。可是等到毛泽东抱着书走出去的时候,博古就带着讥笑的口吻对王稼祥说:“老毛还学马列呀!”王稼祥听着很不顺耳,就随口说:“他就是不懂外文,其实读马列的书也并不少,而且很注意消化。要说古书,那我们这些人就不及他了。”博古高傲地笑道:“山沟沟里出什么马列主义!”王稼祥又反驳说:“要论打仗,那他硬是行咧!”博古见他对毛泽东如此心折,竟公然在自己面前称赞他,心里更是痒辣辣地不好受,立刻说:“打什么仗?完全是'守株待兔'罢了;这同党的进攻路线是完全不相容的!”王稼祥也反驳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避实击虚,积极创造机会消灭敌人,怎么能说是'守株待兔'呢?”两个人竟这样一来一往,弄了个不欢而散。

  被撤去军事职务的毛泽东,住在瑞金的一个叫高鼻垴的小山上。山上有一座寺庙,他就住在那座寺庙里。有时下去搞点调查研究,有时就潜心读书。那种生活自然是清冷的。虽然他的热烈信徒们有时悄悄地来谈一谈,但毕竟门前冷落车马稀了。王稼祥看在眼里,觉得很不是个滋味,有时也上山去看看他。两个人谈起当前的战局和打法,竟有许多观点接近,心底的感情也就有了进一步地交流。谈到激动处,毛泽东常常摇摇手说:“没有办法!我们是居于少数哦!”

  形势越来越恶化,而来自党内的压力却没有丝毫减轻的样子。一九三四年一月,第五次反“围剿”打得难解难分,红军眼看就要被敌人逼到绝境的时候,中央还开了一个五中全会。会议宣称第五次反“围剿”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要大力反对“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对右倾机会主义的调和态度”。会议还决定,派张闻天到政府里去当人民委员会主席,而事实上毛泽东早已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政府的工作本来是由他做的。这无疑是剥夺了毛泽东的军权之后,把政府方面的工作也剥夺了。王稼祥参加了五中全会。那天,他正发高烧,昏昏沉沉。他没有能顶住这个强大的压力,他举了手。事后,他懊悔万分,多次责备自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是软弱了。人世间许多感情都会渐渐消逝,唯独内疚会长留心头,甚至陪伴到人的终生。对一个正直的人更是这样。刚才两个参谋的谈话,又一次勾动了他心之深处的情愫,使他陷入深深的思索……

  “唉哟!”只听担架上叫了一声。原来一头驮炮的骡子挤上来,几乎把担架撞翻,担架员打了好几个趔趄,才站定了脚步。

  “你们长眼睛了吗?”几个担架员瞪着炮兵狠狠地骂道。

  年轻的医生小彭和几个警卫员,也纷纷赶过来责问:

  “把首长碰坏,你们负得了责任吗?”

  “算了,算了,”王稼祥摆摆手。“他们又不是故意的!”

  担架停在路边,等炮兵过完,才继续上路。

  路上又歇了几次,才爬上三千界的山垭口。王稼祥向西一望,紫蒙蒙的云气一片迷茫,在那层层叠叠的山海上,停着一轮血红的落日。

  “咱们歇歇吧,同志们也太辛苦了!”

  王稼祥招呼担架停下来。他自己离开担架活动了一会儿,随后要过望远镜,站定那修长的身子向东凝望。只见界首浮桥那里,已不见人影,显得气象森严,仿佛部队过完,指挥部已下令封江。北面一带松林中,枪炮声也渐渐稀落,自北而西的条条道路,都有红军密集的队伍,正向西面一带大山撤退,那想必是鏖战数日的一军团了。而那弯弯曲曲的湘江上,仍然断断续续地漂浮着尸体、圆圆的斗笠和文件……

  这时,飞机又在上空出现。人们正在纷纷隐避,下面山径上却有几个人不慌不忙地走着,后面还跟着一匹白马。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步态悠然,象若无其事的样子。警卫员小丁一看急了,就尖着嗓子嚷道:

  “那是谁?注意防空啰!”

  走在前面的那个高个子,停住脚步,仰起头看了看飞机,见飞机拐了弯,就又走起来,还是那样步调悠然。小丁还要再喊,被年轻的彭医生止住:

  “你瞧,是不是毛主席过来啦?”

  一说是毛主席,王稼祥急忙收起望远镜,往下一看,见前面那个高个子微微驼背的姿势,果然象毛主席,就往下迎了几步。

  毛泽东和他的几个警卫员,已经走了上来。王稼祥仔细一望,见毛泽东面容黄瘦,颧骨高耸,疲惫之中还带着病容,显得相当憔悴。过长的头发从他那八角军帽的两侧露出来,身上满是灰尘,还背着一把破雨伞。

  不知怎地,王稼祥顿然升起一种怜惜之情;就走上去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毛主席,你的身体看来很不好呀!”

  “主要是睡眠不好。”毛泽东微微一笑。

  接着,他关切地问:

  “稼祥,你的伤怎么样啦?”

  “还没有太恶化。”王稼祥指指山垭口下面的担架员,“就是苦了他们。”

  说着,他拉着毛泽东,靠着一棵大树坐下来,颇为感慨地说:

  “真没想到,今天遭受这样大的损失!”

  毛泽东低下头想了想说:

  “大概也只能如此!”

  “你看,这种打法行吗?”

  毛泽东笑了一笑:

  “这叫'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这种局面能继续下去吗?”

  听见这话,毛泽东蓦然一惊,侧过头来望了王稼祥一眼,没有说话。

  王稼祥聪敏的眼睛一闪,知道毛泽东不好说什么,就接着说道:

  “现在实际上就是李德专权,博古什么都听他的。应当把他们轰下来!”

  毛泽东眼睛一亮,象电花闪了一下似的。但是,他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会才说:

  “办得到吗?”

  王稼祥似乎胸有成竹:

  “我想提出,开一个会,总结这一阶段的经验。”“那好。”毛泽东紧紧握住王稼祥的手说。“恐怕还得活动活动。”

  两个人站起来,都觉得轻松了许多。毛泽东先送王稼祥的担架上路,随后跨上白马。

  夕阳已经落山,山路渐渐溶进夜色里。毛泽东听着得得的马蹄声,眼前出现了一幅又一幅的图画。而首先出现的一幅画面,是江西宁都的一座祠堂。那时也象现在这样暮色低垂,会议经过对他的激烈批评之后,要最后决定了。毛泽东看得清清楚楚,有三个人是不同意让他离开部队的。一个就是红军的总司令,那个脸上已经开始出现皱纹的,完完全全象老农民的朱德。你想不到这个一天到晚对谁也笑嘻嘻的人,在关键时刻竟然如此倔强。他的嘴角下垂着,灼灼的目光凝视着屋角,就象大山一样岿然不动。而另一位就是周恩来,他积极主张让毛泽东继续留在部队指挥作战。第三个就是这位年轻的、修长的总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毛泽东,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就萌发在心底了,这幅图画就象刻在心上似地终身难忘。今天,他又看到这只年轻的手要支持他了。在深浓的暮色里,他脸上出现了长期不曾出现过的从内心里露出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