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一早,周恩来就接到电报:红一军团一师六团于昨晚攻占了湘、桂、黔三省交界处的黎平。这就是说,红军前锋已经进入贵州。胜利的消息自然使他感到愉快,但如此顺利又不免使他感到惊异。

  此时,已是十二月半,经过几场寒霜,山色已经变成苍黄。当地俗谚说,“四川的太阳,云南的风,贵州下雨象过冬”,真是一点不错,昨晚下了一夜雨,更使人感到寒气袭人。红军从江西出发时带的衣服不齐,经过两个月的行军作战,已经挂得破破烂烂。没有带棉衣的人,不得不解开小包袱把全部家当都穿在身上。人们开始感到冬季的威胁。

  周恩来骑着枣红马走在行列里。前面象是一座小小的市镇,两旁站着不少的人来看红军。看来红军的政治影响在迅速扩大,老百姓不仅不跑,反而对红军充满了好感和好奇。这种景象使红军指战员感到愉快,走得更有劲了。周恩来脸上也带着喜色,他下了马,缓缓而行。可是走到近前一看,却大出意外,两旁除了一些买卖人和市民以外,还站着一大溜穷人向红军求乞。这中间有老人,有孩子,有妇女,他们一个个全是衣不蔽体,面色蜡黄,骨瘦如柴,仿佛是从地狱里刚刚爬出来的一伙囚犯。周恩来心中酸楚,真想不到贵州人民穷成这个样子。当他正凝神观察时,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好象一眼认出他是“官长”,就追了上来。周恩来一看,她抱着的孩子光着屁股,睁着两只大眼;不知吃了什么东西,肚子凸得象大皮球似的,而四肢却瘦得象麻秸秆儿;一根一根肋骨,都能数得出来。那妇女一边喊一边追着,说:“官长,舍给我件衣服吧,我的孩子快冻死了呀!”周恩来看她实在可怜,就回过头说:

  “小兴国!包袱里还有衣服吗?快给她一件。”

  “都是军衣,还缀着红领章呢!”小兴国迟迟疑疑地说。“不管什么吧,”周恩来把手一挥,“先给孩子挡寒要紧。”

  小兴国这才向后跑了几步,从枣红马驮着的马褡子里摸出小包袱,取出一件上衣,掂在手里,嘟嘟哝哝地说:

  “我看你穿什么!”

  周恩来装作没有听见,接过军衣,给孩子盖上。那个妇女眼泪刷刷地流着,一连声说:

  “谢谢官长!谢谢官长!”

  “不要叫'官长',我们是同志!”

  小兴国一听她叫官长就别扭,便立刻纠正她。一直走出很远,小兴国回过头,还看见她举着孩子,带着呜咽喊着:

  “谢谢红军!谢谢同志!”

  队伍离开镇子,又行走在那苍黄的山谷里。小兴国一直皱着眉头不说话。周恩来瞅了瞅他,问:

  “小鬼,你在想什么心事呀?”

  “我在想:这就是贵州吗?”

  “噢,是的,这就是贵州!”周恩来点了点头,感情深沉。

  下午,周恩来和几个骑兵赶在中央纵队之前来到黎平。他们在东门外下马,看见城门外站着两个红军哨兵,还有一个带班的干部,颇为威武。这个干部一见周恩来,立即发了一声口令,两个哨兵很有精神地行了一个持枪礼,还对周笑了一笑。

  “你们是昨天晚上进城的吗?”

  “是的。”那个干部恭敬地回答。

  “里面不是有一个团吗,怎么打得这样快呀?”“是这么回事,”那个干部笑着说,“我们本来准备好好打一气的,爬城的梯子也准备好了,哪知刚打了一会儿,这东城门就哗啦一声开了,出来了几个老百姓,手里拿着小红旗,还噼噼啪啪地放了一挂小火鞭,算是欢迎我们。贵州军队就从南门跑了!他们跑得很及时,所以我们也没有缴获到什么。

  ……”

  周恩来听了哈哈大笑,又问:

  “你们的团部住在哪里?”

  “紧挨着天主堂。”那个干部说,“嗳,我带你们去吧!”

  说着,就领周恩来一行进了东门。街上尽是石头铺路,马蹄敲出清脆的音响。周恩来脚步轻快地走着,浏览着城里的风光。刚向南一拐,看见一大溜长长的石阶,一条南北大街,垂到深深的谷底,象弯下去的一条长弓,接着又升了上去。打量了一番,周恩来笑着说:

  “噢,原来这座城是修在山包包上呀!”

  “不止一个山包包,有五个山包包哩!”那个干部笑着说。“一个叫黄龙山,一个叫黑龙山,一个叫赤龙山,还有两个什么山,听老百姓说,黎平原来的名字就叫五垴寨。”

  说着,他们下了一百多级的石头台阶来到谷底。沿街走去,两侧商店不少,都是古旧的板搭门或是烟薰火燎的两层小楼,已经纷纷开业。尤其那些小饭铺,在寒风里冒着大团的热汽,已经在招揽他们在昨天还觉得害怕还感到神秘的顾客了。

  他们上了一道大坡,看见天主堂旁边有一座比较漂亮的房子,两侧耸峙着高高的风火墙,门口站着一个红军哨兵。

  “这就是团部了!”那个干部指了指,打了一个敬礼就回去了。

  周恩来穿过铺面,是一个很精致的天井,正堂屋有雕花门窗,颇为考究。只听里面一片欢声笑语,大多是贵州乡音。他进去一看,见六团政委叶明,坐在五六个贵州人中间,正在听他们叙说什么。那几个贵州人,一看就知道是劳苦群众,衣服七长八短,破破烂烂。叶明是个小个子,聪明、活泼、爱动,今天更显得活跃。他一看进来的是周恩来,立刻站起身说:

  “哎呀,周副主席,你来得好快呀!我们正商量成立县苏维埃呢!”

  说着,又把周恩来介绍给大家。那几个人都用尊敬的目光打量着周恩来,一时不免显得拘束。周恩来一连声说:“快坐!快坐!”说着,他自己也在人堆里坐下来。

  “你们都是本城人吗?”他笑着问。

  “这几个都是有功之臣呵!”叶明活泼地说,“黎平为什么打得这么快呀,就是他们几个开的城门!”

  “噢,是这么回事!”周恩来有点惊讶地叫了一声;又一次站起来,同每人热烈地握手;并且用热诚的、钦敬的目光,望着每一个人。

  “这都是周花脸带的头。”一个慓悍粗壮的汉子说。

  “是,是,这都是周师傅出的主意。”其余几个人也抢着说。

  这时,被叫做“周花脸”的这个人,却非常不好意思地红了红脸低下头去,有点腼腆地说:

  “都是大伙儿商量的嘛!”

  周恩来仔细一端详,心里有点纳闷:这个“周花脸”,反而比较白净,为什么倒叫他“周花脸”呢?叶明眼尖,看出周恩来不明白,就笑着解释说:

  “这位周师傅在本城的戏班上,是一直搞文艺工作的。”“是的,是的,我从小就唱黑头。”周花脸说,“什么文艺工作!全是家里穷,混碗饭吃。”

  周恩来又注视着刚才那个慓悍粗壮的汉子问:

  “你是搞什么的?”

  “我姓张,从小就杀猪。”那汉子挥动着他铁柱子似的两条膀子,嘿嘿一笑。“刚才他们要我当苏维埃委员,我说这可不行,我别的什么也不会,就会杀猪,同志们住到这里,杀猪的事我全包了!”

  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

  周恩来又指着一个手指比较白嫩的有点上了年纪的人,问:

  “这位老师傅是干什么的呀?”

  “我是剃头的!”他有点不好意思,“在这个县城我干了大半辈子了。你叫我跑个腿行,理个发行,苏维埃委员我可干不了。我看同志们,你们一个个头发都够长了,还是在这里多住上几天,我给你们修理修理门面,以后进贵阳也好看些。”

  周恩来又笑了一阵。他兴致勃勃地凝望着周花脸问:

  “你们这次是怎么想起要迎接红军的呢?”

  “我早知道你们是干人的队伍。”周花脸颇含深意地一笑。

  “什么干人?”周恩来对这个名词颇感新鲜。

  “就是穷人。”叶明插嘴说,“这地方都叫干人。”“噢,干人!”周恩来吟味着说,“这说法倒很贴切,确实他们被榨得干干的了。”

  “那几天,城里慌慌乱乱,”杀猪的张师傅插进来说,“有钱的全跑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好。后来我到周花脸家一看,他正在那里不慌不忙地做小红旗哩。我说,花脸,你做这个干什么,他笑了笑说,有用。我说有什么用?他说,红军快来了,欢迎红军。我吃了一惊,就问,你不怕杀头?他嘿嘿一笑,说,现在吃上顿没下顿,苛捐杂税,弄得人活不下去,还不如死了痛快!我一想,也就是这么回事,就说,周花脸,你既是做小红旗,也替我做一个,到时候我也去。这样联络了不少人。昨天,红军来了,枪一响,王家烈的队伍就往南门跑,周花脸就领着我们往东门跑,就把城门给打开了。”“是老张打开的。”周花脸补充道,“东门上那个大杉木门栓很结实,越着急越弄不开。张师傅就说,你们看我的,说着就搬起一块大石头,咔咔几下,就被他砸断了,那柄大铁锁也呛啷一声落在地上。老张平时杀猪,确实力气不小!”

  杀猪的张师傅受了表扬,黑脸上放出亮光,嘿嘿地笑。

  周恩来拍着巴掌说:

  “这说明,同志们很有勇气,很有才干嘛!为什么说苏维埃委员不能干呢!别人瞧不起我们,我们不能瞧不起自己!”

  他又讲了一番道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眉开眼笑。

  最后,他压低声音对叶明说:

  “你们这个团,还要准备向前面再伸一伸,最近中央在这里还有重要活动。”

  周恩来所说的重要活动,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黎平会议。这个会议几天后就在这座房子里开始了。会开的时间很短,但是颇有成效。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转兵贵州的主张,并作出了战略方针的决定。这一决定明确提出,在川黔边开创新根据地,这个地区首先应以遵义为中心,在不利的条件下,可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这就给红军的进军道路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周恩来在会议上对李德的主观、自大提出了激烈的批评。他还建议被贬职的刘伯承,重新担任总参谋长的职务,这一建议得到热烈的赞同。

  刘伯承,是共产党人物中最富有军事经验与军事素养的人物之一。就其外貌说,确实朴实而又朴实,平凡而又平凡,而其内在却蕴藏着一种惊人的刚毅的品质。一九一一年,也就是说他十九岁的时候,他就对乡里人说:“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而毅然剪掉了辫子,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一九一五年,蔡锷在云南揭起了护国讨袁的大旗,刘伯承就以四川涪陵为中心策动起义,成为护国军第四支队的领导人。第二年,也就是说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丰都一战,他的头部连中二弹,一弹擦伤颅顶,另一弹自右边太阳穴射入,穿右眼而出。令人惊异的是,在重庆一家私人诊所手术时,由于设备简陋,只能局部麻醉,那个德国医生一刀一刀修割赘肉,尽管每一刀都可以使平常人疼得大叫起来,而他却神态安然,端坐不动,仿佛是在给别人施行手术似的。这个手术整整持续了三个小时,不用说麻醉药的作用早已消失。最后这个德国医生给他包扎时,见椅子的两个扶手上都是汗水,就问:“你疼得很吧?”刘伯承竟坦然一笑说:“不多,不多,你才割了七十几刀。”德国医生惊异地问:“你怎么知道?”刘伯承说:“你每割一刀,我都记下数的。”从此事情传开,人们都说,刘伯承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将,而简直是一位战神。

  这位青年最后一直升至旅长而名震全川。可惜他纵有救国救民的抱负,在军阀混战中也难有所作为。他是在“遍体弹痕余只眼”的遭际之后而倾心共产党的。南昌起义时,他是起义军的参谋长。起义失败,党派他到苏联学习军事。那时他已三十六岁,是学生中年纪最大的人,学习俄文不能不是一件极其吃力的事。他象小学生一样把生词写在手掌心里终日背诵,俄语中的字母“P”发音很难,他用了几个早晨专攻这个字母。终于,没有几个月已经能阅读俄文书籍了。

  刘伯承一九三二年初进入中央苏区,先任红军学校校长,后任总参谋长。象这样一个既有丰富战争经验,又经苏联伏龙芝学院深造的将领,任红军的参谋长本来是很孚众望的,但是李德来了却看他很不顺眼。他对李德那一套堡垒主义和阵地战,也心存疑虑,不便苟同。这样矛盾就尖锐化了。有一次,李德竟当面申斥他说:“你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参谋,白在苏联学习了几年。”当时,年轻的翻译怕双方闹僵,就翻译说:“李德同志的意思是说参谋工作做得不周到。”刘伯承听了哈哈一笑说:“老弟,你可是个好人哪,他骂我的话你没有翻译。”刘伯承是很有忍耐力的,但是有一次他却实在忍不住了。这一天,几个机要员在院子里做饭,李德认为挡了他的去路,就大发雷霆,一脚把饭锅踢了个底朝天。刘伯承怒不可遏地走上前去,用俄语严正指责道:“帝国主义分子就是这样欺负中国人的!作为共产国际的顾问,你这种行为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帝国主义的行为!”说国际的代表是“帝国主义的行为”这可不是小事,不久,博古就撤掉了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职务,贬到第五军团任参谋长去了。

  这天下午,异常准时,刘伯承按照命令前来报到。他是四川人中少有的高个子,戴着平光眼镜,遮盖着他那只伤残了的右眼。虽然那种艰苦的生活使人难以顾及军容,但他却依然服装整洁,绑腿打得整整齐齐,显出严谨的军人风度。他一进来,就朝看周恩来打了一个敬礼,接着说:

  “军人执行命令呵,来报到喽!”

  “你来得太好了!”周恩来满脸是笑,紧紧握住他的手说,“这一阵可把我累死了。我本来是总政委,总参谋长的工作也让我做了。”

  “你就是不兼总参谋长,也是闲不住的。”刘伯承笑着说。

  “这次调你来,是经政治局会议通过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同意的。”周恩来开门见山地说,“你还有别的考虑吗?”“命令我自然要服从。”刘伯承说,“但是,打开窗户说亮话,李德那里不好搞哇!我连个普通参谋都当不好,怎么能当总参谋长呢!”

  周恩来听到这里,挥挥手说:

  “这就不要再说了。今后不能让李德再管那么多事了。”“我们的损失实在太大啰!”刘伯承感慨地说,“这一年打得叫啥子仗哦?叫我说,这不叫打仗,这叫挡仗。敌人也不叫打仗,叫滚仗,就好比一个大石滚向我们滚,我们就傻瓜似地硬顶。”

  “这些一定要好好总结,汲取教训。”周恩来严肃地说,“你对当前的行动,还有什么意见?”

  刘伯承思索了一会,那只独眼在眼镜后面忽闪了几下,说:

  “放弃原来的方案,转兵贵州,我是赞成的。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为宜,我的意见不成熟,还要细细考虑。”

  周恩来亲切地望着刘伯承,笑着说:

  “好好打一仗吧,你过去不是同贵州军交过手吗?”“那是老皇历了。”刘伯承也笑着说,“我现在是红军呀,至少要比那时候厉害十倍!”

  两个人都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