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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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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纵队在转进途中，住在一个并不显眼的村庄，名字倒很奇特，叫“鸡鸣三省”。意思是这里一声鸡啼，黔滇川三省都听到了。它坐落在一座矮矮的山下，村前是一湾清浅的溪流。这里虽有桃花源般的境界，却实在穷困而又荒凉。那低矮发黑的茅屋，一个比一个破陋。也许正因为它无盛景可述，才故意取了这样一个声势赫赫的名字。
几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在这里商量了一番。既然长江前线重兵猬集，一时难渡；滇军前来堵截，也还未到眼前；索性就在云南边界的扎西一带休整几天，观势待机。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自己住的房间里。所谓房间，当然也就是那又低又黑的茅屋，刚刚能站起身子。过去每到一地，多半是警卫员取下门板来搭一个铺，临走又上好门板。这里用不着了，因为门上没有门板，只有玉米秸或是竹批子编就的门，只好将稻草铺在地上。地图就更是无法悬挂。毛泽东把周恩来让到地铺上，挥挥手，让警卫员退出去，然后悄声而郑重地说：
“恩来，昨天洛甫同志说，博古现在威信不行了，也难以工作，是否改换一下领导。你看如何？”
恩来一听，是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粗浓的黑眉皱了一皱，沉吟了一会儿说：
“既然提出来了，我看也可以考虑。”
“那么，有谁来担任这个总书记呢？”
周恩来并不迟疑，郑重而充满热诚地说：
“毛主席，那自然是由你来当最为合适。”
“不，”毛泽东笑着说，“我看还是让洛甫来当一个时期。”
周恩来笑着说：
“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我已经考虑好了。”毛泽东的语气里带有某种坚决的意味，“还是让洛甫当一段，这样对团结有利。恩来，你是不是给大家做点工作？”
周恩来点点头，说：
“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那就这样吧。下次会议上正式讨论一下。”
毛泽东送周恩来出了小屋，小兴国正牵着两匹马在路上等候，周恩来回头摆了摆手，就翻身上马回军委纵队去了。
这时，警卫员小吴跑来说，刚才在大路边看见休养连过去了，董老、徐老和谢老他们也过去了，就是没见贺子珍。最后说：
“我到路上看看吧，也许她掉队了。”
贺子珍从江西出发时，已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加上还有点肺病，身体比以前孱弱多了。这是毛泽东相当挂心和忧烦的事。经小吴一提，他立刻想到，在遵义与贺子珍相见时，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贵州三天两头落雨，走这样的山路，岂有不吃力的，她很可能是掉队了。想到这里，就说：
“小吴，那咱们就一起去路上看看。”
说着，小吴在前，毛泽东在后，就跨上了村前的大路。大路上，早晨下了一阵雨，虽说停了，路上仍很泥泞。一路上，满眼的红泥窝窝里，到处是红军战士被粘掉的鞋子。有的是布鞋，有的是断了带子的草鞋。这种红泥粘度很大，简直象鬼似地拖得你拉不开脚步，一直到留下你的鞋子为止。单看看这些留下的东一只西一只的鞋子，也就可以看出战士的艰辛了。毛泽东一路走一路想，贺子珍走这样的路该多么艰难！
小吴领着毛泽东尽可能地找干路走，有时就干脆走在草地上。路上大部队已经过去，只有零零星星的掉队人员在急匆匆地赶路。他们走出两三里路，还不见贺子珍的影子。小吴劝毛泽东先回去，他装作没有听见，只是闷着头迈着大步。眼前来到一个陡坡，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落到深深的谷底去了。他们停住脚步，向下张望了一回，还是不见人影。这时已是下午四五点钟的样子，刚刚露了露脸的夕阳，也快要落山。毛泽东不禁忧烦起来，就取出一根纸烟燃上，仍然不住地张望。还是小吴眼尖，看见从山谷深处的树丛里走出两个人来，在夕阳淡淡的金晖里，踏上了一个小小的板桥。等这两个人过了木桥，他已经兴奋地嚷起来：
“来了来了，是贺子珍！”
毛泽东眯细着眼仔细一望，那个瘦瘦的高高的身影果然象贺子珍，另一个矮矮的个子却不知道是谁。不一时，两人已经上了陡坡。可以看出，贺子珍爬得非常吃力，那个人赶上来搀扶着她，两个人走得慢腾腾的。一见这情形，小吴三脚两步地往坡下赶，毛泽东也跟着往坡下走。
毛泽东走到半山坡，贺子珍已经远远地望着他高兴地笑了。笑容里似乎含着一点羞涩，或者是感觉掉了队不好意思，不然就是自以为她那大肚子显得不雅。她本来是一个身材十分苗条的秀丽的女子，在人前，她往往一看到自己的肚子就觉得难堪。
毛泽东这时也清楚看到，搀扶贺子珍的是机灵乖巧的刘英，就首先笑着向她打招呼道：
“刘英，你怎么碰到子珍了？”
“快谢谢我吧，”刘英笑着说，“我今天正好当收容队，就给你收容来了！”
“我是得谢谢你，”毛泽东笑着说，“你一下子就给我收容了两个人哪！”
贺子珍的脸红了一红，更为羞涩了。
毛泽东又望了望贺子珍。她两只布鞋上都是厚厚的红泥，裤管上也是红泥点子，从膝盖上看，还似乎滑倒过。毛泽东看了这些，很是心疼，在人前又不好太露，就急忙从她身上取下米袋，一面说：
“子珍，看把你累成什么样儿了？”
“我倒不觉得怎么样。”贺子珍一笑，“我好久不见到刘英姐姐了，只顾跟她说话，要不还不会掉队呢！”
说过，那张在红星军帽下秀丽的脸，又露出温和的笑容，好象并不以为苦的样子。
小吴从毛泽东手里接过米袋，背在身上，又搀着贺子珍，一行人朝坡上慢慢爬去。
上到坡顶，刘英就挥挥手赶路去了；一面回过头说：“子珍，你今天就住下吧，别回去了，我跟他们说一声。”
说过，一溜烟往西南去了。
小吴把贺子珍领进那间简陋的茅屋，叫她在地铺上坐了。毛泽东看了看她那双泥脚和动作吃力的样子，心里很是怜惜，叫她赶快把鞋子脱下来，用被子捂上，又说：
“子珍，这次可真苦了你了！”
“这倒没有什么。就是再呆些时候可怎么办？”
她说的“再呆些时候”，自然指的是孩子出生，说到这里她脸上充满了愁容。
“还得多长时间？”
“这谁说得准呢！按月数已经快了。”
毛泽东长长地叹了口气：
“在这种环境下，孩子自然冒得办法带，不寄又怎么办！”“我的几个孩子，哪个不是寄呀！”贺子珍痛楚地说，“毛毛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说到这里，不禁眼圈一红。
自从贺子珍与毛泽东在井冈山结婚以来，一共生过三个孩子。除其中一个因不足月夭折以外，两个孩子都是寄的。她的第一个孩子，是一个女儿，是在跟随毛泽东、朱德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分娩的。当时部队打下了龙岩还要继续前进，贺子珍不得不把女儿托寄给当地群众。当她的第一个孩子哇哇啼哭着被抱走时，她背过脸去流下不少的眼泪。她的第二个孩子，是个男孩，取名毛毛，生下后一直带在身边。毛毛长到三岁，十分活泼可爱，一天价随着几个誓卫员去放鹅放鸭，上山采杨梅。采的多了就用小帽子盛起来，还高高举着说：“妈妈喜欢吃杨梅，我要拿回去给妈妈吃。”贺子珍多喜欢她的小毛毛呵，可是一声令下，要离开根据地了。从通知到出发只不过一天多的时间。当时毛泽东不在瑞金，到于都去了，把小毛毛托给谁呢？贺子珍思前想后，只有托付给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自己的妹妹贺怡（他们是一对夫妻），因为他们将留在根据地打游击。毛泽覃、贺怡闻讯连夜骑马赶来。贺子珍就连哄带劝把小毛毛送到贺怡怀里，自己的话没有说完，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了。小毛毛也从贺怡怀里使劲挣脱出来，哭着说：“妈妈，不嘛，我要跟你去，我要找爸爸去！”贺子珍经过许多离别，但这次离开毛毛却有一种摧肝裂腑的苦痛。这些天来，当她想到快生的孩子又要重复同样的命运，就触动了她灵魂深处的沉痛，何况漫漫长征路，举目无亲，未来的孩子又将寄在何处呢！
毛泽东对隐在贺子珍内心深处的情感，自然是十分理解的。他见贺子珍流下了眼泪，就连忙坐到她的身边抚慰道：
“子珍，莫哭呵，等革命胜利了，我马上把毛毛接来。”
说到这里，他语调果决而又沉痛地说：
“子珍，不是我的心肠硬呵，为了完成这场革命，我们这一代人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人民到处都在受难，我们哪里能够安逸！”
话虽如此说，但他的内心却深藏着对毛毛的惦恋之情。他确实是最喜欢毛毛的。自从一九三二年八月，他被排除军事领导之后，就住在长汀的红军医院里养病。说是养病，实际上是住在一个大庙里，一个房间就有上十个人，连青菜、豆腐都没有钱买。那时他的心情很不好，整天躺在屋子里看书，有时还找一枝很少摆弄的洞箫送走长长的黄昏。正是在这时，住在不远处的贺子珍每天带了毛毛来同父亲一起玩耍，大大宽舒了毛泽东烦忧的心情。后来，他们住在瑞金以西的云石山一座寺庙里，每当毛泽东出发到外地工作时，贺子珍总是抱着三岁的毛毛缘着山径为他送行。毛泽东也总是在山下抱着毛毛亲了又亲才肯跃身上马。可是马刚刚走出几步，小毛毛就从妈妈的手里挣脱出来，迈开小腿儿跑着追上去，一连声叫：“爸爸，慢点走，我要骑马，我要跟爸爸一起走！”这时，毛泽东不得不勒住马，从贺子珍举着的手里接过毛毛，抱着他再一次地频频亲他的脸蛋，把他放在马背上坐一会儿，然后才跃马而去。今天在荒烟漠漠的长征路上，毛泽东怎么会不想他那亲爱的儿子呢！而且，他会比贺子珍更清楚，在长征大军离开中央苏区之后，那块早已陷进血泊之中的土地，此刻恐怕连那些草木每天都在梳篦式的清剿中颤抖着吧，他的毛毛将会怎样地度过呢！
这时，小吴从伙房里打了一小桶热水，又泡了一杯浓茶，贺子珍洗了手脚，顿时觉得轻松了许多。毛泽东就趁机转变话题，提起他平时怀念的几位老人，因为这几位老人，还有一些女战士同贺子珍一样，都是随部队休养连行动的。
“子珍，现在徐老怎么样，他走得动吗？”
这里讲的徐老，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毛泽东在长沙师范学习时他曾经是自己的老师。毛泽东一向很敬重他。这不仅因为他是两座长沙师范的创办人，是著名的教育家，而且在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或夺的凛然正气。他从小就痛恨中国的黑暗和政治的腐败，立志只教书不做官，故取名特立。由于愤恨时弊，力促宪政，他曾经断指血书而惊动长沙。至今他的小手指还短了一截。他五十岁那年参加了共产党，今年已经五十八岁，差不多是长征行列中最老的老人了。他究竟能否适应这场长途奔驰，这是毛泽东所担心的。
一提起徐老，贺子珍就禁不住笑了。
“徐老真是个有趣的人！”贺子珍笑着说，“他那么大年纪了，精神劲大得很，给了他一匹马，他也不骑。”
“为什么呢？”毛泽东笑着问。
“不知道。”贺子珍摇摇头，“别人劝他骑，他就说骑马腰疼，不习惯。后来，他还让他的小马伕骑上，他拉着马走。”
贺子珍说着，可能是想起徐老的那副样子，又笑起来了。
笑过又说：
“润之，我看你什么时候见了面劝劝他吧，老人家如果有个一差二错就不好了。”
毛泽东连连点头。贺子珍又说：
“徐老不光不骑马，一到宿营地就到伙房帮助烧火。一边烧火就一边教炊事员们认字。每人一天要认一个字，这是他规定的，学不会就不算完。徐老真是个诲人不倦的大教育家！”
毛泽东喟然叹道：
“我的这位老师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他一生为国为民，骨头是硬的，血是热的，滚烫的。最可贵的，是他在我们党最困难最危急的时刻入了党，不少人动摇了，一些人叛变了，而他是越磨砺越坚强。他永远是我的老师。”
毛泽东抽着烟，随便地半躺在地铺上，吟味着徐老这个人物。过了一会儿，他又问起了谢老。谢老的年龄仅次于徐老，今年五十四岁，前清末年虽中过秀才，以后也跑到共产党里面来了。他很早就在党中央编辑党刊《红旗》，到了中央苏区任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的秘书长，是毛泽东的密切合作者。在毛泽东住在古庙里的那些不愉快的日子，他们也常常一起倾谈。
提起谢觉哉，贺子珍嫣然一笑，说：
“谢老可真有意思。他平时不言不语，行军时若有所思，随身带着毛笔墨盒，一有休息机会就低下头写起诗来。从土豪那里缴获了几个帐本，叫他当了日记本了，每天要记下好大一篇呢！”
“好，好，”毛泽东呵呵笑着说，“我们这次西征，已经跨过几个省了，要把这山山水水都记下来，也怪有意思！”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笑着问：
“董老怎么样？董老是很有学问的人，他也常写诗吧！”“他也写诗，可是他没有时间哪！”贺子珍说，“他是我们的支部书记，全连一百七八十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又是人，又是马，又是担架，大小事都得从他心上虑过。他对纪律抓得最紧。每次出发，一间间房子他都亲自检查，门板上起了没有，稻草捆起了没有，院子打扫了没有，水缸挑满了没有，东西损坏了没有，照价赔偿了没有，如果没有，就要找到你当面质问，为什么破坏红军的纪律，那是毫不客气的。”
“董老太难得了，他是品格高尚，言行如一。”毛泽东赞叹道，“象你们这样一个连队，那是最麻烦，最啰嗦，最难办的，给谁说谁也不愿干。可是恩来同志跟他一谈，他就接受了。他说，'我就是一块破布，一块打补丁的布头。我就是补洞洞的。你们叫我补帽子，我就补帽子；你们叫我补裤子，我就补裤子。反正什么工作也要人做，洞洞也要补，俗话说，小洞洞不补，大了两尺五嘛！'”
“董老确实了不起！”
由于兴奋，毛泽东黑瘦的脸上，泛着一层红光。他从铺上坐起来，感情深沉地说：
“这些都是我们民族最优秀的人物！就是在世界上也是很难找的。也是共产党有幸，他们都跑到共产党里面来了。我们党拥有一大批这样的人，和群众结合起来怎么会不胜利呢！”
说到这里，贺子珍那双晶亮的眼睛闪射着小火花似的光芒。她望着毛泽东说：
“润之，这个长江我们能过得去吗？”
“过得去！子珍，我告诉你，一定过得去！”毛泽东充满顽强自信地把手一挥。“当然，不好好打几仗，不敲掉他几个师，那是过不去的。我要一个一个地来收拾它！”
小吴已经把晚饭打来。揭开那个毛泽东常用的蓝搪瓷多层饭盒，里面是热腾腾的苞谷饭，还有一盒炒萝卜丝。毛泽东嚷道：
“我的辣椒呢，小鬼，快把炸辣椒拿出来，招待招待我们的客人嘛！”
“有，有，”小吴立刻端过来一大碗又红又亮的炸辣椒，嘻嘻笑着说，“这是少不了的！”
的确，不管饭菜如何，只要有了炸辣椒，毛泽东就眉开眼笑心满意足了。夫妇两个吃起来，不一时，毛泽东就满头大汗。他望望贺子珍，忽然想起了什么，停住筷子问：
“你觉得刘英同志怎么样？”
“这同志蛮好，蛮热情的。”贺子珍说，“今天要不是她，我还可能来不了呢！……你问她干什么？”
毛泽东神秘地笑了笑，说：
“我想给她介绍一个人。”
“谁？”
“你说是谁？”毛泽东笑着反问，“这里，就剩下洛甫同志一个凄凄惨惨戚戚的了！”
贺子珍沉吟了一会儿，说：
“好是好，就怕刘英不同意。”
“为什么？”
“她最怕生孩子。今天在路上她一见我就说，遭罪呀！遭罪呀！反正我是不结婚的！”
“当然不要马上结婚。我也不准备正面提出，只是给他们创造一种条件。”
说到这里，他又低声地说：
“我已经同富春同志商量过了，现在还缺一个秘书长管生活的，我们准备把刘英调来，她一个女同志在下面跑也太辛苦了！”
饭后，天已经黑下来。贺子珍提出当晚要赶回连队。毛泽东和几个警卫员还是把她留下来了。
第二天破晓，在一片鸡鸣声中，毛泽东将贺子珍送到村边，扶她上了一匹小黄马，一面嘱咐小吴送她回连。这时，全村的鸡鸣此伏彼起，正以迎接光明的热情唱起嘹亮的晨曲。毛泽东微笑着问贺子珍：
“它们叫得多起劲呀，你能听出它们有什么特殊么？”
“我听不出来。”贺子珍在马上微笑着说。
“我也听不出来，不过这就叫鸡鸣三省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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