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争向他走来

夕阳衔山的时候，解除空袭警报的舒缓的汽笛声才远远地传来。人们轻轻地吁了口气，从郊外的高粱地和小树林里纷纷走出来，开始回城。马路上挤拥着络绎不绝的人群。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困顿和疲惫的神色。因为天刚刚亮，设在城中心鼓楼上的警报器，就发出了一种充满恐怖的甚至是撕裂人魂魄的声音——这也许是世界上最难听的声音了，就好像炸弹顷刻间就要丢在你的头上，人们不得不慌慌张张地跑到城外。他们几乎是眼睁睁地等着那不祥之物的到来。直到中午时分，才看见十几架涂着太阳微的飞机向南去了。但是空袭警报没有解除，人们仍然不敢轻易回城。在八月的太阳烧烤下，整整一天不吃不喝，人们如何忍受得了？最可怜的还是那些孩子和老年人，高粱地里不时传来孩子的哭声和老年人的叹气声。现在好了，这一天总算捱过去了。 　　人群里有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他好像边走边思虑着什么。他留着小分头，双颊绯红，充满青春的朝气。看来最多不过十七八岁。他的眼神里流露着单纯、热诚和大胆，还有一点儿难以掩饰的幼稚。正像临近麦熟时节的杏子，黄了一半，还青着一半。从他的穿着看，家庭里是不会宽裕的。他穿的白衬衣和西式裤子虽说都近于城市打扮，细看却是家做的，脚下一双家做的布鞋也比较破旧了。 　　卢沟桥事变过去了一个月，人们在惶惶不安中进入了八月。平津已经沦陷。听说前几天日军在北平举行了入城式。现在正沿着平汉路和津浦路继续南犯。今天早晨的广播又说，日军在上海登陆，淞沪方面也发生了战事。这个青年的心，也像全国人一样，处在深深的震撼里。他想起前年冬季一个风雪弥漫的日子，他们为了响应北平学生的一二·九运动，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战，举行了游行，他不是把嗓子都喊哑了吗！现在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已经开始了，他将何以来报效濒临危亡的祖国呢？何况他所在的D城，距离平津前线不过二三百公里，可说是危在旦夕了。他将怎样来迎接即将到来的一切呢？ 　　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他时而低头沉思，时而抬头望望城里的那座古塔。他的名字叫周天虹，自小就生长在这座城市里，这里古老的城墙，古老的钟鼓楼，古老的街巷，以及小河、水坑等大大小小的地方都留着他童年的足迹。他尤其心爱这座古塔。D城是座远近闻名的古城，而古塔又是这座古城的标志。他从小就听老人说，D城是一只船，古塔就是它的桅杆。还说塔下面有口深井，深井通着大海，井里的水是不能随便动用的。一天，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到这井里去打水，水随着桶底越涨越高，刚把水桶提出来，大水就把城市淹没了。于是后来就盖上一个铁盖子，上面又修了这座高塔。周天虹从小到乡下姥姥家去，或者春天郊游归来，都要亲呢地看看这座住满燕子的古塔。只要看见古塔也就离家不远了。 　　可是今天这座美丽的古塔，在周天虹的眼里，却显出忧伤的样子，那塔顶上一群群飞来飞去的燕雀，似乎也在啁啾悲鸣。仿佛这一切不久就会倾倒在炮火中了。想到这里，他觉得巍然屹立的古塔也像要摇晃起来。 　　三十年代的D城，是一个油灯与电灯共存、牛车与汽车并行的城市。在靠近平汉铁路车站附近，已经有一条近代化的街道，商旅云集，生意繁华，乡下人称之为“洋街”。他们每到城里来，总要到“洋街”逛逛，尤其要到百货店的哈哈镜前嘻嘻哈哈笑上半天。而城里却依然是幽静娴雅的中古世纪的风味。街道两边都是高门大宅，青石铺成了高高的门台，一个个翼然而立的门楼，仍显出几分往日的威严。门楼上多半悬着金字匾额，什么“进士第”、“大夫第”、“德高望重”、“光生昼锦”、“文魁”、“武魁”等等。想当年也许是车马盈门，而今除了一两户还像个样子，差不多全都败落了。这些大家族的后裔，分裂成无数的小市民、小商贩、城市贫民、工人、打零工者，以及愁眉不展的失业者。他们仍旧麇集在往昔繁华过的宅第里。周天虹的父亲，是个一辈子也没有考中秀才的可怜的读书人，当过铁路上的巡警，县政府的书记，小旅店的记账人，还有一段唉声叹气的长期失业，最后贫病而死。不久，他那多病的母亲也随之去世。那时周天虹正在本县的乡村师范读书，还没有毕业，幸亏堂兄收留，两家就合在一处。他的大哥机警能干，当过好几年吴佩孚的士兵，可是除留下一张手拿大砍刀英姿勃勃的照片外，一无所得。最后回到家里卖土造汽水为生。他的二哥是本城纱厂的工人，因为资本家对工人过于苛刻，引得工潮迭起，资本家一怒之下，把所有的男工全都开除了。一律换上从乡下招来的女工。从此二哥失业在家，只好去拉人力车，挣些零钱度日。他们就是这样度着艰难的生活。 　　周天虹回到家里，家里人陆陆续续全回来了。回来最晚的是年迈的伯母。她今年已经六十开外，满头白发，又是小脚，由二哥扶着，颤颤巍巍，走走停停，一回到家就躺下了。 　　“再响警报，我是说啥也不跑了！”她悲伤地说，“炸就炸死，这年头儿早死了好。” 　　大嫂一边做饭，一边插嘴说： 　　“可也是，你说日本人打过来可怎么办？老的老，小的小，往哪儿跑？”停了一会儿，又说，“你们看，日本人能打过来吗？” 　　“前面中国队伍不少。听说保府以北还修了三道防线呢！”老实巴交的二哥说，“就是不知道顶得住不？” 　　“怎么顶不住？二十九军的大刀片厉害着呢！”大哥一向以见多识广的口气说。 　　天虹见哥哥们对真实情况并不了解，就说： 　　“下边的军官、士兵倒是挺坚决的，就是看上面怎么样了。卢沟桥事变以后，老蒋还说‘牺牲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尚有一丝希望，决不放弃和平’。这家伙还让宋哲元到天津日军司令部道歉，回来就下命令，拆除北平城的工事，打开城门，日本人不就进来了吗！” 　　“你说的也是。”大哥说，“可是，不管怎么说，咱中国是大国，小日本怎么也成不了气候。中国人要齐了心，一个人一口唾沫，也能把小日本淹死！” 　　晚饭已经摆在院子里不足一尺高的小矮桌上，无非是棒子粥和黑窝窝头，以及咸菜、辣椒之类。周天虹自小就吃这些东西，加上今天饿了，更是吃得很香。但是大嫂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这个月的粮食快吃完了！”天虹不由自主地停住了筷子，慢腾腾地放下了碗。 　　黄昏时分闷热得厉害。仿佛一场暴雨要来的样子。天虹的心绪，似乎比这天气还要烦闷。破旧的院子里有一棵很老的石榴树，总有上百年了，是天虹平素所喜欢的。他就搬了一个小板凳坐在树下，懒洋洋地摇着破蒲扇，想起心事来。 　　天虹本来是个聪明，活泼，直爽开朗的青年，可是从小就有无尽的烦恼伴随着他，从记事起就是不顺利的。上学没钱买书，没钱做统一的校服。仅仅因为没有按时交上做校服的钱，一个教员曾经狠狠地羞辱过他；尽管他还是一个孩子，也觉得无地自容。后来上师范又买不起书，不得不和同桌看一本书。有一次把同桌的同学得罪了，不让他看，有人又耻笑他：“这样的人还来读书！”有一件事是他永远不能忘记的：他那失业的父亲整整劳动了一个礼拜，才挣来一元钱，给他买了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育概论》。他那贫病的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快毕业吧！毕了业你就可以替替我了，我是实在挑不动这副担子了！”后来出人意外，乡村师范从二年制改为四年制，他的父亲大为失望。本来只不过患了一场平常的伤寒，结果竟抑郁而死。临死前还说：“孩子，走你的路吧，我是已经等不上你了！”天虹的学就是这样上的。到今年夏天，四年制的乡村师范总算毕了业。可是正像人们说的，“毕业即是失业”。按说乡村师范是为乡村小学培养教师的。乡村小学教师的工资是每月八元，八元钱只能买两袋面粉，已经是最低的工资了。可是要想当上这个只挣八元钱的教师，却比登天还难。天虹找了许多老师好友，想谋取这个理应到手的职业，但得到的答复都是：“爱莫能助。”后来他求人到工厂做工，也没有成功。想起这一切，天虹对这个冷酷的、不给人以任何出路的社会是如何地憎恨啊！最近一两年，得朋友之助，读了几本社会科学的书籍，他才渐渐明白了。可是，现在一个新的敌人又向他扑过来了。他仿佛看到一道无边无际的黑水涌流过来，要把他的民族、亲人、祖先的坟墓以及世界上最古老的华夏文明和他自己通通淹没掉。作为炎黄子孙的一分子，他怎能无动于衷，坐视不救、任其毁灭呢！ 　　他必须找一条奋斗的路和献身的路！ 　　他的思想像火光似的一闪，想起一个人来。 　　“对！就去找他！”他把腿一拍，就这样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