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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敌人怎样化为朋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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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张红油漆的八仙桌上,摆着一把古香古色的小锡酒壶,和两个农家常用的小酒盅。周天虹满怀情义地斟满了两盅土产枣酒,然后举起酒盅说:“让我们共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早日胜利,也视日本人民早日获得解放!”说过,两个人一饮而尽。
刚才小林清推心置腹的谈话,不断引起他的深思。他想起在延安读过的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觉得自己的理解还是太抽象了,太肤浅了。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苦难,自己已有了一些体会;而这个帝国主义对它本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却是第一次听到。他觉得这个帝国主义,实在太野蛮了,太残酷了,人们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具有浓厚封建性的野蛮的帝国主义,真是一点不错。因此,他对日本人民更同情了。
但是,他对面前的小林清,还是有一些不够理解:为什么半年之前,在他被俘的时候,他的武士道精神是那样十足,今天却像另一个人呢?想到这里,就笑着说:
“小林,你是否可以谈谈你的觉醒过程?”
小林清喝了一口酒,然后点头叹息道:
“坦白地说,这个过程是很艰难的。当时,也就是我被俘以后,我确实是想一死了之的。我逃跑不成,又被你们捉回来了。我整天都在悔恨,在战场上我为什么不找个机会剖腹自杀呢?这是我对天皇最大的不忠,已经损害了一个武士的荣誉。我对你们非常粗暴无礼,说实话,是故意触怒你们,想借你们的手来杀我。我想你们如果杀了我,消息传回到我的部队,也许会对我的声名有所补偿。可是你们偏偏不杀我。金硬同志还给了我一本河上肇的《政治经济学》看。说真的,这种书我哪里看得进去?再说。那些深奥难懂的名词我也不懂。我翻了几页,也觉得有些道理,仍然是似懂非懂,半信半疑。可是,我不能不说,你们的诚恳和耐心,对我有些触动。我曾经想,假若调换一下位置,我有这样的耐心吗?我们日本人抓住了八路军和老百姓,不是很快就把他们杀了吗?尤其是抓住中国的老百姓,不是连问也不问,就把他们杀了吗?那是比踩死一个蚂蚁还容易的。而八路军是怎样对待我呢?他们只有一个,就是讲道理。在日本军队里,我是三天两头挨耳光的;在八路军这里却没有人动过我一个指头,而且没有一句带污辱意味的言同。还常常问我吃了没有,喝了没有。我觉得这支军队太奇怪了,世界上哪里有这样的军队呢?于是,我决定不跑了,我要观察一下这支军队。”
说到这里,他沉了沉,面带愧色地说:
“可是,由于我的立场没有转变,我还是做了一件对不起八路军的事。那时俘虏里有一个军曹,非常顽固,他曾经在没人的时候悄悄地跟我说,我们夜里偷偷地跑吧,当时我已经不想跑了,我就含含糊糊地说,恐怕跑不出去。半夜三更,他起来了,就来到我的身边,向我打手势,要我跟他一起走。我装做睡着了没有理他。他只好慌慌张张地走了。这件事我本来应当报告,但我一想,他究竟是我的同胞,我又何必给他找麻烦呢?也许他回去还会给我说几句好话。这样我就把这事隐瞒起来了。后来我每逢想起这件事,就觉得心里不安,毕竟我的觉悟太低了,立场上还没有根本转变。”
“以后,你就到延安去了吗?”天虹问。
“是的。以后,金硬同志就决定把我和另外四名被俘的士兵送到延安去学习,意图是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觉悟。路上由八路军的一个排护送。在日本军队里,我们自然也行军,可是像八路军那样一天走七八十里,遇上过封锁线甚至要走一百多里,我们就没有吃过这种苦头。这时候,什么牢骚怪话都出来了。而护送我们的八路军,不仅和我们同样走路,到了宿营地,还要给我们找房子,挑水做饭,烧水洗脚,找铺草等等。夜里还让我们睡在炕上,他们睡在地下的铺草上。第二天出发,又给房东把水缸挑满,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把铺草卷好送还房东。有的俘虏发牢骚说怪话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这些人有良心吗?你们就不想想,那些护送我们的八路军,他们不是同我们一样疲劳吗?他们为什么还千方百计照顾我们呢?难道仅仅因为我们是俘虏?假若调换一下位置,我们能够这样对待他们吗?你们就不想想,世界上有这样的军队吗?我说这话的时候,他们就不言语了。当时,八路军的行为,确实给了我们很深的感动。我们同八路军的距离渐渐缩短了。
“但是,我们从日本军队带来的坏习气,一时还难以扫除。比如,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有许多老百姓围着看,有的人就粗野无礼地把眼一瞪:‘滚开!不要围在这里!’自己已经是俘虏了,怎么能这样对待根据地的老百姓呢?此外还随便拿老百姓的东西,在日本军队里这是常事,老百姓根本不敢吱声,可是在根据地这样就不行了。有一天,天气比较冷,我们中的一个人,抱起老百姓的柴禾就去烤火,老百姓不满意,就同老百姓吵起来了。八路军就赶快跑过来,向老百姓道了歉,还了柴草钱,才算完事。事后在小组会上,八路军就向他进行了批评教育,说,八路军的纪律是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我们怎么能随便违反这项纪律呢?同时,从实际行动里我们也看到,八路军的指战员,确实时时处处都是严守这些纪律的。因此,他们能够同人民群众亲密无问。每到一个地方就像到了家里一般。这个你从男女老少的笑脸上就可以看到了。在我们那里,每到一个地方,老百姓早跑得光光的,就是剩下一两个孤寡老人没有来得及逃走,也对我们怒目而视,我们哪里见到过这样的笑脸呢?自然日本军队也有许多规定,《陆军刑法》就严格规定:犯掠夺罪者处一年以上、十五年以下的劳役。犯强奸或杀伤罪者处七年以上劳役,重者处以死刑。犯放火罪者,处死刑。以上这些罪行,从各级长官起,他们都直接间接地大犯而特犯了,士兵们怎么会不犯呢?如果按照这个刑法,我看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该执行枪毙的!单从这方面来看,我想八路军也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有一天,我们走了八九十里才到了宿营地。我们想,可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哪知这个地方,是日军刚刚扫荡过的一个村庄。村庄有四分之三的房子都被烧毁了,到处是烧黑的断墙残壁,瓦砾遍地,满地都是猪毛、鸡毛。真是惨不忍睹。护送我们的八路军为难了。如果再选宿营地,我们已经走不动了,只好住在村角角里几处比较完好的人家。一路上为了避免麻烦,八路军尽量让我们少说话;可是话总是要说,结果还是被村里人发现了。等到他们发现我们是日本人,就惊呼了一声‘鬼子!’许多人就恶狠狠地把我们围起来了。他们用非常可怕的仇恨的眼睛望着我们,甚至有人想动手厮打,幸亏八路军拦住,一遍又一遍地向他们解释八路军的俘虏政策,才算把他们劝住。可是,我们住到房子里,也就是天刚刚黄昏的时候,猛听见一声尖厉的惨叫,一个披头散发的中年女人,手里握着一把切菜刀,疯狂地跑到我们的院子里。她一边高声叫着:‘日本鬼子,你们快滚出来,我今天要和你们拼了!’我们几个日本人都惊呆了。几个八路军的战士一见事情不好,赶快跑过来。可是她已经陷入疯狂,力量非常大,一把就把一个战士推了一个趔趄。四五个人上去才抓住了她的臂膀。她见不能得手,就往地下一坐放声大哭起来。这时人们才从她的哭诉里得知,她的丈夫和儿子都被日本人杀死了,儿媳也被日本兵轮奸后自缢了。她大叫道:‘日本鬼子,你们把我逼到这个地步,我哪里还有什么活路啊?’说得八路军的几个战士都哭了。看了这令人惊骇的一幕,我们几个日本人简直呆若木鸡,觉得无地自容,不知说什么好。不说别人,仅说我自己,我的心灵战栗了。我觉得我们日本人给中国人造成的苦难实在太大了,太深了,我们的罪恶简直是天地难容,是无法饶恕的!是一代两代日本人所无法挽回的!当天夜里,我们自然无法安睡。我发现我的几个同伴在炕上辗转反侧,大概都在受良心的谴责吧!直到第二天走在路上,我还在想,假若是中国人打到我们国内,如果这样对待我们,我们日本人又该作何感想呢?……”
小林说到这里,仿佛回到当时的情景,眼睛也有点湿润起来。周天虹也唏嘘不已,为了缓和他的情绪没有多说什么。
“此后,我们经过长途跋涉,终于来到延安。”小林继续说道,“那时延安已经有了二三十个日本人了。我们见到自己的同胞,自然是非同寻常的高兴。山南海北,说个没完没了。中国共产党帮助我们成立了一个‘日本工农学校’。校长就是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人冈野进同志。学校设在延安宝塔山半山腰的窑洞里。开始,我们以为,这不过是中国人对我们日本俘虏的另一种管教方式而已,是决不会有什么人身自由的。事情恰恰和我们的想法相反,我们过的完全是自由民主的生活。如果说这个学校的特点,那就是民主自治。这和日本那种以打耳光为家常便饭的法西斯的管理方式完全不同。我们完全由学员投票选举成立了自己的学生会,来管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各种活动。还经常有组织地向学校反映学员的意见。学校和中国同志都充分尊重我们的人格和日本民族的生活习惯。说老实话,我们即使在国内也从未享受过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当时八路军的津贴费分为五等:士兵一元五角;排级二元;连级三元;营团级四元;师级包括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均为五元。而我们日本工农学校的学员一律按连级干部待遇。在供给上中国同志以小米为主,我们却主要是大米、白面。上午是一菜一汤,下午是两菜一汤,几乎天天都有一点肉。这样的生活,当时在延安是很难得的。这样的精神与物质的生活,使我们渐渐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战俘,而是把自己也当成一名八路军的战士了。我们饭后,经常到延河边散步游戏,和中国同志亲切交谈,觉得非常愉快。那时延安有一个诗人,名叫刘御,他写过一首民歌风的诗:‘嘉陵绿,延河清,城里城外有几个日本兵;这里跑出,那里跑进,我们好像一家人。’这大概就是那时候我们生活的写照了。
“我刚才说过,我要仔细观察一下八路军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有一天晚饭后,我和几个同学到延安城里散步。一路走一路说笑,没有注意走到中央的驻地去了。那里人们正在比赛篮球,围观的人很多,不断传出笑声和掌声。我们也就挤进人群观看。这时候,我们才知道从前方回来的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也在其中。这天,他像其他人一样穿着个白背心,汗流浃背地在篮球场上奔跑。尽管他比那些年轻的士兵年长得多,但却显得精壮有力,兴致很高。说实在的,谁也看不出这个脸色赤红朴素得像普通农民一般的汉子,就是举世闻名的朱总司令。我们自然看得很有兴味。因为在我们那里,从来没有见过长官同士兵一起吃饭,更别说在一起游戏打球了。何况是一支军队的总司令呢?忽然间,我们看见总司令把球揽在怀中,他发现敌后空虚,就兴高采烈地快速向敌方运行,大家也为他的好机遇向他鼓起掌来,并大呼:‘总司令,加油!’‘总司令,加油!’总司令志在必得,跑得更有劲儿了,哪知刚刚接近球篮,一个年轻的士兵,出其不意从他身后楔入,把他的球截过去了。那个士兵立刻向相反方向运动,总司令毕竟上了几岁年纪,想返身夺球已不可能。说话间,那个年轻战士已经一举命中,引起一片掌声。总司令只好把两臂一摊表示遗憾。又一次,总司令正好站在对方篮下,一个女同志将球运过来,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那个女同志立即传给他,那是肯定要得分的。这时总司令迫不及待地喊:‘小康!小康!快把球给我!’谁知那个叫小康的女同志偏偏没有给他,反而传给中锋去了。那位中锋因为过分急切,篮球在篮内打了一个转转又滚了出来。大家不约而同地发出一声‘咦!’急得总司令把脚一跺说:‘小康,你是怎么搞的?’那个女同志嫣然一笑说:‘我给你,你没有把握嘛!’大家哄然大笑起来。这时候,我们才知道那个女同志就是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同志。那场球赛,我们几个日本人简直看得如醉如痴。我不禁在想:天底下哪里看到过这样的官兵关系?哪里看到过这样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有生以来,在军队里看到的,就是高声的怒骂和无端的斥责,再不就是难以躲避的耳光!那完全是一种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我渐渐懂得了:什么是法西斯主义的人际关系,什么是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我想只有共产主义的人际关系才是真正符合人性的。我的一个同伴深有感触地说:‘看了今天这场篮球,我是再也不愿回到日本部队了!’我说,是的,我有同感。
“你知道,我们日本人很喜欢打棒球,在日本可以说老少都会。我们工农学校的棒球队也组织起来了。每天晚饭后,我们就在延河滩上划出一片场地打起来。来看的中国同志很多。有时中央领导同志散步走到这里,也围着观看。有一天,毛主席也来到这儿悄悄站在人丛中。我们开始没人发现,后来有人看见了,就低声说:‘毛主席也来看我们打棒球了。’我们真是高兴万分,在场上纵横奔驰,打得特别起劲。等到大家休息的时候,毛主席就说:‘我来试试可以吗?’大家就说:‘当然可以!’就把大棒交到他的手里。毛主席把大棒掂量了一下,猛力一击,一棒就把球远远地打到界外去了。大家一阵哄笑。散场时,我们把毛主席围起来了。毛主席笑着问:‘你们生活得怎么样?在我们这个穷山沟里还觉得方便吗?’我们说,‘中国同志对我们照顾得太周到了,我们实在太感谢了。’毛主席又问,‘你们想家不想家?身居异国,恐怕还是有点想家的。’大家笑而不答。毛主席说,‘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汉奸卖国贼。我们联合起来把他们打倒,你们就可以回到日本同亲人团聚了。我相信这一天是一定会到来的!’大家热烈地鼓起掌来,一直把毛主席送过延河。
“当然,在延安最重要的是我们受到了毕生难忘的革命理论的教育。学校的课程有:《日本问题》、《联共(布)党史》、《时事问题》、《政治常识》、《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等。任教的除冈野进同志外,都是中国的专家、学者,像李初梨、赵安博、王学文、何思敬等同志。他们都讲得通俗易懂,联系实际,使我们明白了许多有生以来从来也不懂的道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使我们明白了,什么是剥削,什么是阶级,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人是吃人肉、喝人血的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什么人是终年劳动不得一饱的劳苦大众。一句话,使我们明白了什么人是我们的敌人,什么人是我们的朋友。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用:些把我们送上战场、要我们‘效忠天皇’、为他们当炮灰的人,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而全世界的无产者和中国人民才是我们的朋友。从这时起,那种把日本大和民族标榜为‘天之骄子’、‘独得神佑’的武士道精神,以及‘保卫日本生命线’、‘防止中国赤化’、‘膺惩暴戾支那’的欺骗也就彻底瓦解了。在延安的这一段生活如果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彻底瓦解了我们根深蒂固的武士道精神,或者说是我们的新生。”
听到这里,周天虹感慨地说:
“怪不得呢,刚一见面,我就觉得你变成另一个人了。让我为你的新生来干杯吧!”
说过,他又满满地斟上酒来,两个人一饮而尽。小林两颊上升起一层幸福的红晕。
饭吃好了,小林起身告辞。周天虹一直把他送到村外。临别时,周天虹说:
“小林,我还没问你,今后有什么计划呢!”
小林笑着说:
“我现在跟你一样也是八路军了。我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投入工作,赶快把‘日人在华反战同盟支部’成立起来。争取更多的日本人和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我现在马上回到团部就要同那两个新俘虏进行谈话。”
“那两个人,其中一个很顽固。曾经拒绝吃饭。”
“知道,知道。”小林笑了,“他叫渡边一郎,是个军曹。他那股顽固劲儿,大概和我被俘时差不多吧。另一个叫吉尾,是个学生,态度比较好。你放心吧,我是有信心有办法教育他们的。”
小林说过,就像有坚定信念明确目标的人那样,放开大步昂头挺胸地向前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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