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八　他从血与火中走来

周天虹回到原部队，整顿行装，准备上任。左明政委得知他将要离去，不胜依恋。天虹更是一往情深，不忍离去。自从他分配到一团，正像人们说的还是一个“新兵蛋子”，一不会打仗，二不会管理部队，都是得力于像左明这样的放牛娃子的帮助和鼓励，才一步步锻炼成长起来。时至今日，内心里如何能不感激他们呢？临别之日，两个人在三杯枣酒落肚之后，都不免掉下了大颗的眼泪。左明还派了一匹马，驮上天虹的行李，并亲自送了他好几里路，才依依而别。 　　新组成的东进支队，驻在唐河岸上。这是冀西根据地比较富庶的地方，沿着宽阔的河谷，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稻浪，风景也颇为秀丽。从冀中平原的血火中突围出来的部队，已经在这里歇息了一些时日了。 　　周天虹整整走了一天，傍晚时才来到目的地。一进村就看见有不少穿着瓦灰色军服，佩戴着“八路”臂章的军人，就知道冀中部队住在这里。而冀西部队则穿的是草绿色的军装，这一点显著不同。 　　周天虹来到东进支队的支队部时，出来迎接他的是一个身背驳壳枪的年轻军官。中等略高的个儿，生得相当漂亮精干，尤其剑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显得格外灵活机警。他一见周天虹，就亲热地赶过来握手，带着笑说： 　　“你是周政委吧，我是支队长徐偏。前天我就接到军区的电话，等候你好几天了。” 　　接着，他招呼通讯员帮马夫卸下行李，吩咐炊事员准备晚饭。然后陪着周天虹来到屋里，擦了把脸，坐下喝水。 　　“我早就要求上级给我们派个政委来，因为我从小只上过三年小学，文化水儿还没有脚脖儿深，工作太困难了。今天总算把你给盼来了！” 　　周天虹笑了笑，对支队长的热情表示谢意。他很想了解一下支队长的经历，这对今后的合作是很必要的，就随口问： 　　“徐偏同志，你是冀中哪个县的？” 　　“我是河间府的，我们那儿的大鸭梨很有名。”徐偏笑着说，“咱们这个部队，大部分都是河间、肃宁、饶阳、深县、安平那一带的人。你不用问，差不多全是庄稼汉，连蚂蚱放屁都带点儿庄稼味儿。” 　　周天虹哈哈大笑，觉得这人诙谐有趣，又问： 　　“你从小干什么？” 　　“我刚才说，我上了三年小学，后来我爹死了，只剩下我娘，日子过得很艰难，就不上了。托亲戚，托朋友，找窗户，找门子，才到天津卫一家小店里当了个学徒。先别说挨打受气，还得跟老板娘抱孩子，给老板提尿壶，简直不是人干的，我就跑回来了。回到家给财主家当小做活的，累得腰酸骨头疼，还不叫你吃饱。他家做了成缸的酱，倒让我们啃白菜疙瘩，真把长工们气坏了。我说，你们别生气，我有办法！他们说，你这小嘎子，你有什么办法？我笑而不答，心想，你们看着。因为我早就瞅准了，那狗屎和酱的颜色差不多，我就把一大泡狗屎悄悄地放到酱缸里。财主家一吃，嗯？这酱怎么变成这个味儿了？一缸酱全不要了。哈哈，你不让我们吃，你也吃不成！后来，他们才知道是我这个捣蛋鬼干的，就把我骂了一顿，轰出来了。从此，财主们谁也不用我。直到八路军来了，我才参了军。……” 　　周天虹一直笑微微地听着，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又问： 　　“你是一直在这个部队吗？” 　　“不，不是。”徐偏摇摇头说，“我原来是冀中骑兵团的。‘五一’反扫荡前，我在骑兵团当连长。” 　　“现在这个部队是原来的骑兵团吗？” 　　“不是。”徐偏又摇摇头。 　　“那么，你原来的那个连呢？” 　　徐偏的笑容顿时消失，半晌无语。沉默好一会儿，才带着痛苦的神情说： 　　“讲起来，一言难尽啊！” 　　天虹默默地注视着他，听他讲下去。 　　“这次‘五一’大扫荡，敌人真是下了大本钱了。”徐偏说，“规模这样大，时间这样长，都是我们没有料到的。一开始，敌人还耍了一个花招，只‘扫荡’边缘地区，等到我们的主力都纷纷回到腹心地带，敌人就倾巢出动，向我们压过来了。在这紧急时刻，上级指定我们骑兵团留在中心地区吸引敌人，主力分别跳出了包围圈。五月十二号这天，一大早四面八方枪炮轰鸣，接着飞机就飞到头顶上来了。冈村宁次这个恶魔，就坐在飞机上，亲自指挥着数万敌军，分成多路纵队，像拉大网似的包抄过来。你知道，平原上的人口是多么稠密，敌人在中心地区包围的群众总有几十万人。这些鬼子一个个都是疯狂的野兽，他们一见逃难的老百姓就开枪，机枪一扫一大片，手榴弹一炸一大堆。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啊！你听吧，远远近近，原野上不是小孩哭，就是大人叫，到处都是哭喊声，惨叫声！简直把人的心魂都撕裂了，我一生一世也忘不了那个场面！……” 　　徐偏的脸抽搐着，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停了半晌，才继续说下去。 　　“幸亏冀中平原上村落与村落之间挖了许多道沟，我们才利用道沟突出了包围圈。第二天，敌人又要合击我们，我们必须向北渡过滹沱河。午夜时分，我们到达了河边。向北岸一望，大堤上每隔五十米，烧着一堆大火，并且隐隐听到日本鬼子哇啦哇啦的说话声。敌人已经把北岸全部封锁了。情况是紧张的，不过河不行，要过河还不能惊动敌人。我一看团长脸上显出严肃的表情，我就说：‘团长，这样吧，我先带几个突击组摸过河去看一看，得手后再说。’团长点了点头，我就带着三个小组，每个人的步枪上都上了刺刀，另外还带了一把马刀，并且告诉他们，不要打枪。接着，我们就不声不响地游过河，悄悄地爬上了堤坡。小伙子们干得真痛快，不一会儿就把三堆火边的鬼子收拾了。然后，我把两个机枪组往两边一摆，就掩护全团人马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河。等全团过完，天就蒙蒙亮了，这时我才看见滹沱河里不断漂过老百姓的尸体，几具刚刚漂过去，接着又是十几具漂下来。我心里说，这一次我们的家乡死了多少人啊！……” 　　“这样，我们就在平原上纵横驰骋，和敌人捉起迷藏来。敌人从正面扑过来，我们就从他的侧后跳过去。敌人到了中心区，我们就飞驰到了敌人的城边。有时打了就走，有时边打边走。半个月后，敌人从中心区纷纷撤出来了，我们奉命回到根据地的腹心地带。这一带有几个村庄是冀中军区机关常驻的。我们黎明时分刚到，村民们就全从家里出来了，他们一见我们，就像久别的亲人似的全哭了。还含着眼泪问：‘吕司令和黄敬政委他们全在冀中吧？他们都还安全吧？愿老天保佑他们！’我们一听，也全流下了热泪，人民遭了这样大难，还挂念着我们。接着姑娘、媳妇们也全出来了，这些天，她们为了躲避敌人的奸淫，一个个全在脸上涂了一些锅黑子，脑后挽起了发髻，身上穿着老太太又长又大的脏褂子。她们不是打听丈夫的去向，就是打听孩子的下落。也有的丈夫被打死了，哭哭啼啼。我们临走时，不少青年要求参军，要跟我们走，孩子们抓住我们的马尾巴不放。可是我们这支骑兵部队怎么能带他们走啊！此情此景，真叫我心里难过。 　　“可是有一天，我们还是和敌人的大部队遭遇了。敌人从四面八方来包围我们。大白天碰上这样的情况是非常危险的。我们的团政委是个长征干部，这时候，他那长征干部的本色就显出来了。他平时话不多，是个很老实、很随和的人，这时候却不容争辩地说：‘你们赶快突围，由我带着二连担任掩护。’团长死活不肯，但他梗着脖子坚持。团长只好带领部队突围了。临走还嘱咐我说：‘徐偏，你要注意政委的安全！’我说：‘是。’于是我就同政委一起留下了。我们匆忙地在村沿构筑了一些工事，同敌人整整打了一天。我和同志们都为政委的精神所鼓舞，打得非常英勇，打死了好几百敌人。但是最后因为子弹缺乏，手榴弹也打完了，黄昏以前，敌人就突进了村子，政委和大部分同志都牺牲了，战马也打死了。整个一个骑兵连，只剩下我们三五个人突出了重围。在黄昏的原野上，我一看只剩下这几个人，整个连队完了，政委也牺牲了，我作为一个连的连长，怎么向上级交代呢？当时，我真想举起枪来，一死了之，可是我一想：不对！我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走这一步？难道我忘了敌人欠下冀中人民的血债吗？……” 　　徐偏说到这里停下来，抖抖索索地把烟叶卷起了一个大喇叭筒，抽起来。 　　“以后呢？”周天虹问。 　　“以后，我就跟着一个小部队过到路西来了。最近才把我调到这里当了支队长。现在我抱定这样的决心：一定要为冀中人民复仇，叫日本鬼子也尝尝我的厉害！” 　　“好！” 　　天虹听了徐偏一席话，对这个未来的伙伴，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刚才又听了他的决心，不禁大声叫出一个“好”字。 　　这时通讯员已经把饭端来。周天虹看得出，徐偏限于条件已经作了颇大的努力。饭后，由徐偏陪同，到下属的两个连队看了一看。周天虹从驻地的卫生和内务的整洁有序，都看出部队管理严格，训练有素。心里好不高兴，越发增强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