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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一个女人坎坷的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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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周天虹和徐偏在青纱帐里召开了排以上干部会议,研究今后的斗争方式。最后决定,将每连编成四个大班,每个班二十余人,配备轻机枪两挺。当前的主要目标,是“单打一”——惩治最凶恶的敌人,压下敌人的凶焰,建立起革命的两面政权。
当晚,各大班按照划分的地区分别行动。徐偏带领一个大班住在附近村庄,周天虹带了一个班就在梨花湾邢盼儿等几家堡垒户宿营。
此时,早晚寒气袭人,天气已很有些冷了。这些冀中平原的子弟,原本想回到家乡,土热人亲,大被子热炕头,该比山沟沟强上百倍,哪知到了这里,竟是有家难归。每天住在高粱地里,中午是灼日难当,夜里是凄风苦雨。这样的生活,竟过了多日,真是令人难熬。现在又重新躺在婶子大娘的热炕上,怎不叫人舒心啊!
周天虹和几个通讯员住在邢盼儿家,邢盼儿母女对他们十分亲热,宛若家人。冀中平原的农舍,一般中间盘着锅灶,东西两头盘着火炕。这样母女二人住在西头,周天虹等人便住在东头。每天天不亮,母女二人就起来帮他们做饭,吃了饭,又去喂猪喂鸡,还不时地跑到门外观察动静,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显然她们时时刻刻都在为此担心。
屋西头放着一架织布机,已经十分破旧。木架烟熏火燎成了黑色,织女的坐板也磨成了弓形。从织机的年龄判断,至少送走了三四代这家女人的青春。如今邢盼儿又端坐在那里,在咿呀的机杼声里默默地制作花布,想来是日子困难,用来贴补衣食。
李大娘在门外观望了一会儿动静,回来宽慰地说:
“外头很平静,兴许今天没有事儿了。”
周天虹见大娘马不停蹄地忙着,心里颇有些不忍,就把她拉在屋东头说:
“大娘,您就歇一会儿吧!我看您也忒辛苦了。我们在您这儿住着,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看你这个老周,怎么说这个话!”大娘责备地说,“你是个党员,我也是个党员,到底是谁麻烦了谁?我看是日本鬼子麻烦了咱们。”
“这话不错。”周天虹一看大娘性格很爽朗,就笑着说,“大娘,我是嫌你忒辛苦了。”
大娘也微微一笑:
“你没听人说吗,苦水里生苦水里长,苦根苦苗苦秧秧,我就是这种苦人儿!自打我嫁给你大伯那天起,就跟着他受苦。没吃没喝不说,还跟着他住过一年官店!……”
“官店?什么官店?”
“咳,这个你不懂哇?”大娘笑着说,“就是那种管吃管喝不要钱的店——监狱。我们这里乡下人都管监狱叫官店。”
“哦,原来是这个!大妈,你住过监狱?”周天虹有点惊奇。
“还不是因为缴不起租,拿不起税嘛!当官的说我们是‘抗税’,把我家的几升红高粱都抄走了,还用一根绳子把我们捆上送到官里。”
话头儿一打开,就像抖开的线穗子一样收不住了。大娘有些激动地说:
“所以八路军一过来,我从心眼儿里高兴,觉得穷人有指望了,有盼头了。我闺女从小只有小名,没有大名,后来我就给她取了一个大名,叫做‘盼儿’。我就是盼个好社会,好世道。共产党定的那些政策,处处碰我的心坎儿,就像冲着我的心思订的。因此上,你大伯在这村第一个入党,我就第二个入党。”
“哦,大娘,原来您是个老党员了!”
“只能在这个村里这样说吧!”大娘面含笑意,略略显出一些自豪的神情,“以后大家选我当了妇救会主任,我这心气就更高了,在村里最早办起了识字班。可是妇女们白天做饭、织布、看孩子,没有时间;晚上又没钱买灯油。我就跟姐妹们商议,咱们凑几个钱趸点酒卖,多少赚几个也就有了灯油钱。大伙都赞成。这个困难也就解决了。每天晚上,妇女们集合起来,唱唱歌,识识字,情绪可高啦。可是村里还有一件事让我揪心,就是有七户孤寡老人没饭吃,有的还出来讨饭,叫人看着真可怜。我就又同姐妹们商量,在集上设了个粮食摊儿,挣几个零钱,打扫一些粮食,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这一来,我在村里的威信就提高了,可是倒霉的事也就跟着来了……”
“啊?什么倒霉事?”
“唉,老周,你不知道,许多希奇古怪的事,都叫我碰上了……”
随着李大娘的叙述,揭开了梨花湾一篇曲折复杂又令人心惊的故事。原来这村的地主杜大头,为了逃避负担,曾隐瞒了许多黑地。李捧的丈夫是农会主席,自然要把他隐瞒的黑地揭发出来,这就使杜大头怀恨在心。杜大头有一个年纪很轻的小老婆,常受杜大头的虐待,受气不过,只有偷偷跑到妇救会哭诉。李捧既是妇救会主任,又是正义感极强的女人,怎么能不管呢?有一次,她就亲自找到杜大头,把他当面训斥了一顿,并要他保证今后不再打骂。杜大头不得不低头认错,可是心里却是一百个不满。李捧走后,他就在家里大骂:“这年头儿连兔子王人都成了精了,连草鸡也会打鸣了,都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就在此后不久,发生了一桩奇事。这年春荒,妇女们到麦田里采麦苗,忽然听到一个破窑里有婴儿啼哭的声音。李捧进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蓝布包着的女婴。当时她一摸孩子手脚冻得冰凉,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怪可怜的,也没多想,就让闺女邢盼儿抱回家去。一家人吃糠咽菜,变法儿弄点好的给这个小东西吃。李捧还走东家串西家,从有孩子的妇女那里匀出一点奶水。谁也没有料到,这件好事却引出一场灾难。这年上级布置整党,从上面下来一个章工作员,这个工作员偏爱住好房子,一住就住在杜大头家里。别看杜大头长得臃肿难看,对上面下来的人却特别善于逢迎。每天好吃好喝地待他。茶余酒后,就不免谈了些本村的情况,其中就谈到李捧这个“娘们”,实在是全村的祸害。她还有严重的“男女作风”问题。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她借男人不在家的工夫,偷野汉子生下了这个私生的女婴。在中国这个封建传统相当浓厚的国家里,用男女关系抹黑一个人是最方便也是最有效的。再加上酒肉在章工作员胃里所起到的良好反应,他便立即相信了。几天后全村开了一个党员大会,章工作员便在会上揭发了李捧的问题,并当场宣布开除她的党籍,撤消她的妇救会主任的职务。这样一来,远远近近的几十个村庄都传说着李捧的桃色新闻,从此这个模范人物就被端进黑窟窿了。
李捧是一个经过斗争锻炼的人,这样的气她岂能忍受。她不仅把自己的冤情向来往的干部说,还向县委、政府和法院提出申诉。上述机关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终于弄清了事情的真相。原来这个在破窑中捡来的女婴,不是别人的,正是杜大头的另一个小老婆生的。因为杜大头一心想要男孩,就把女孩扔了,从别处抱回一个男孩。事情真相大白,杜大头弄巧成拙,县法院便判决社大头拿出二十亩好地给李捧,作为抚养过女婴的费用,并罚他拿出边币一百元赔偿李捧的名誉损失,女婴由杜大头的小老婆抱回。李捧立即把一百元边币捐献给妇救会作为活动经费,按照法院判决收下土地。这二十亩土地对李捧一家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大大缓解了一家的贫困生活。自然李捧的党籍和职务都得到了恢复。事物的辩证发展真是奥妙无穷,本来是一桩好事、善事却引出了灾祸,现在却由灾祸逢凶化吉。前后两次变化都是人们意料不到的。
周天虹听到这里,不禁眉开眼笑。但紧接着就看见李大娘的脸色起了变化。因为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那杜大头,白白拿出二十亩好地,简亘像割肉一般的心痛;何况又在大庭广众之前出丑现眼,更使他羞愧难当。他也因此仇上加仇,恨上加恨,必欲将李捧一家置之死地而后快。果然不久机会来了,这就是日寇带来的“五一”扫荡那场席卷冀中平原的黑色风暴。对广大群众来说,这是天昏地暗,日月无光的浩劫,而杜大头灵机一动,却从中看出了一点门道,立刻率领一帮虾兵蟹将,打起日本旗,把日本人迎到村内,很快便成立了维持会。一旦大权在握,杀几个人,报仇雪恨又有何难。但是这个老狐狸还是有一些算计。俗话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果八路军再打回来,自己岂不要“吃家伙”吗!何不借刀杀人以除后患。这时,日本人每天索要民伕出工,不是修炮楼,就是修公路。杜大头发现李捧的丈夫总是躲躲藏藏,避免出伕。时间一长,就发现了他总是藏在村北的柳子地里,于是就秘密报告了敌人。一天早晨,这个当过农会主席和粮秣委员的善良农民,就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了。
李大娘说到这里,用双手捂住了脸,眼泪从指缝间流了出来。停顿了好半晌,才说:
“老周,你们住在我这儿,咱们就是一家人。我不嫌累,也不嫌苦。看到你们,我这心里就好受一些,不然这个日子多难挨呀!”
周天虹听了这些,对大娘的遭遇,心里又是酸楚,又是敬佩。他一直在部队工作,对地方的情况了解得并不深刻,今天才知道阶级斗争是如此复杂。而且它同民族矛盾又交织在一起了。他正要安慰李大娘几句,西头屋里“哐嗒——哐嗒”的机杼声停了下来,只听盼儿说道:
“娘,你就别说了,该给同志们做饭了吧!”
“好,做饭。”
这时,大门嘭嘭嘭地响了起来,还杂着粗野的叫骂:
“他妈的,大白天把门关起来干什么!”
周天虹急忙抓起驳壳枪,大娘沉着地说:“不行,赶快钻洞吧!”
说着,大妈一面喊:“就来,就来,”一面掀起炕席,又揭起几块砖,露出一个不大的洞口,让周天虹和几个通讯员钻了洞。然后,把洞口盖好,才从容地走出去开门。
这是周天虹第一次钻地洞。初期的地洞不过是人们说的“蛤蟆蹲”,只能容两三个人。现在五六个人挤在一处,不一时就憋得出不来气。这滋味实在难受。幸亏时间不算太长,就听见盼儿在外面轻声呼唤,接着洞口呼啦呼啦打开了。周天虹他们贪馋地吸了几口新鲜空气,才一个接一个地钻了出来。
“这些王八蛋,都是近处炮楼上的。”大娘紫赯色的脸上露出一点宽慰的笑容,“给了他们两个母鸡,才把他们打发走了!”
周天虹几个人望着彼此浑身泥土,相视而笑。
“大娘,不行啊,这个洞大小了,从明天起,由我们来挖吧!”
这是周天虹出洞后的第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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