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辆黑色的小奥斯汀汽车远远驶来,在柏油路上发出轻轻的咝咝声。马路两边是整齐的梧桐树,树根那部分去年冬天涂上去的白石灰粉已开始脱落,枝头上宽大的绿油油的叶子,迎风轻微摆动着。马路上行人很少,静幽幽的,没有声息。天空晴朗,下午的阳光把法国梧桐的阴影印在柏油路上,仿佛是一张整齐的图案画。小奥斯汀穿过了横马路,降低了速度,在梧桐的阴影上开过来。

  在一片红色砖墙的当中,两扇黑漆大铁门紧紧闭着。铁门上两个狮子头的金色的铁环,在太阳里闪闪发着金光。小奥斯汀的喇叭对着黑漆大门叫了两声。黑漆大铁门开了,迎面站出来的是身上穿着银灰色卡叽布制服的门房老刘。他伸开右手,向里面指着,让小奥斯汀开了进去。他旋即关紧了大门,好像防备有坏人跟在汽车后面溜进来似的。他过来拉开小奥斯汀的车门,里面跳下一个四十开外的中年人。他穿着一身浅灰色底子淡蓝色条子的西装,打着一条玫瑰红的领带;长型的脸庞微笑着,两腮露出两个酒窝,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边框子的散光眼镜,眼光机灵地向四边一扫:院子里没人。他橐橐地走了进去。

  这人是沪江纱厂的副厂长梅佐贤,外号叫酸辣汤。这个外号的来源有一段这样的历史:梅佐贤本来并不是办纱厂的,是开饭馆出身的商人。他的表哥裘学良是沪江纱厂的厂长,就凭这个亲戚关系到厂里来的,起先是担任事务主任的工作,最近升了副厂长。裘学良经常生病在家,不来上班。梅佐贤这个副厂长,几乎就是正长了。他在纱厂工作也和他开饭馆一样,钱经过梅佐贤的手,他总要弄点油水。比如说厂里发代办米吧,本来应该向上海粮食公司采办的,但是没有油水可捞,他就向庆丰米号采办。沪江纱厂总管理处的职员和厂里职员家属的代办米,都是庆丰送去的;有时,在梅佐贤的默许之下,还掺杂一些霉米进去。那时候,梅佐贤所得到的油水当然就更多了。大家吃代办米发现霉味,自然有些不满,甚至于发了牢骚,梅佐贤表现得更不满,他当着职员的面骂庆丰,说这样做生意是自寻绝路;可是下一次的代办米仍然是要庆丰送去。一任事务主任,梅佐贤捞到的油水不少,他同人合伙,开了一家碾米厂。工人说,鸡蛋到了梅佐贤的手里也要小一圈。这个比喻并不过火。在上海解放前夕,厂里的钢丝针布、皮带皮、棉纱等等东西,直往他家里搬,起初说是保存起来,以后就变成梅佐贤的了。

  他做这些事体总经理并不是不晓得,但他不在乎。因为总经理要更大的油水,梅佐贤可以在这方面献出他的才能和智慧。只要总经理的眉毛一动,他就晓得总经理在动啥脑筋。凡是总经理要办的事,假如别人办不到,只要找梅佐贤,没有一件不能完成的。而且,有些事只要总经理稍为暗示一下,他就懂得应该怎样去办。他的另外一个绰号叫做总经理肚里的蛔虫,就是这样得来的。因为字太长,又只能说明他的一个方面,就是说不很贴切,叫的人比较少,也不经常。酸辣汤的外号在厂里是无人不知的。他自然并非不晓得这个外号,有时听到了倒反而很得意:我梅佐贤就是酸辣汤,你把我怎么样?现在从事务主任爬到副厂长的地位,是总经理面前的一位红人,谁也奈何他不得。

  梅佐贤走进了客厅。穿着白卡叽布制服的老王捧着一个托盘轻轻走过来,把一杯刚泡好的上等狮峰龙井茶放在梅佐贤面前的矮圆桌上。梅佐贤悠然自得地坐在双人沙发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向老王望了一眼,谦和地问道:

  “总经理回来了吗?”

  “刚回来,在楼上洗脸。”

  “请你告诉他,我来看他。如果他有事,我在这里多等一歇没有关系。”

  老王点了点头,去了。梅佐贤揭开矮圆桌上的那听三五牌香烟,他抽了一支出来,就从西装口袋里掏出一个银色的烟盒子,很自然地把三五牌的香烟往自己的烟盒子里装。然后拿起矮圆桌上的银色的朗生打火机,燃着了烟在抽,怡然地望着客厅角落里的那架大钢琴。钢琴后面是落地的大玻璃窗,透过乳白色绢子的团花窗帷,他欣赏着窗外花团里翠绿的龙柏。

  楼上传来咳嗽声。梅佐贤从怡然自得的境地跳了出来,他连忙熄灭了烟,站起来拍一拍刚才落在西装裤子上的烟灰,整了一下玫瑰红的领带。他晓得总经理快下来了,目光对着客厅的门。果然楼梯上有人下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一步步迟缓地往下移动。梅佐贤走到门那边去,像是接待一个贵宾似的在那边等候着。

  一个矮胖的中年人走到客厅门口,容光焕发,脸胖得像一个圆球,下巴的肉往下垂着,使人担心这肉随时可以掉下来。看上去年纪不过四十左右,实际上他已是靠五十的人了。头上没有一根白发,修理得很整齐,油光发亮,镜子似的,苍蝇飞上去也要滑下来的。他很得意自己没有一根白发,用谦虚的语气经常在朋友面前夸耀自己:“我是蒙不白之冤,这个年纪应该有白发了。我的三个老婆对我没有一根白发是很不满意的,尤其是大老婆最恨我的头发不白。”如果朋友们凑趣地说:“那是怕你纳第三个姨太太。”那他就高兴得眼睛眯成一条缝,乐得说不出话来,只是嘻嘻地笑笑。上海解放以后,他的说法有一点修正:“我的老婆对我没有一根白发是很不满意的。”他不再提三个老婆了。

  梅佐贤曲背哈腰迎接了沪江纱厂总经理徐义德:

  “总经理,又来打扰你了。”

  “来了很久吧,累你等了。”徐总经理漫不经心地瞟了他一眼。

  “刚来,没啥。”

  徐总经理一屁股坐在梅佐贤对面的单人沙发里,把整个沙发塞得满满的。他抽了一支烟,一对鱼眼睛望着米色的屋顶,嘴里吐出一个个圆圆的烟圈。

  梅佐贤仔细留神徐总经理的脸色,眉宇间很开朗,嘴角上时不时露出得意的微笑。他晓得今天徐总经理的情绪很好,准备好的事情可以提出来谈一谈。

  “总经理,汕头的电报到了……”

  徐总经理一听到汕头两个字马上就紧张起来了,他的眼光从米色的屋顶移到梅佐贤长方型的脸上:

  “那几批货色怎么样?”

  “都脱手啦。装到汕头的二十一支三百八十件,装到汉口广州的二十支一共八百三十二件全抛出了。”

  “多少款子?”

  “一共是一百二十五万二千四百八十块港币。”

  “划到香港没有?”

  “现在政府对外汇管理的紧了,不容易套。这个数目又不小,想了很多办法,靠了几家有港庄的字号才划过去。因为这个原因,电报来迟了。”

  “他们办事总是这么慢,汕头这个码头靠香港那么近,来往又方便,还有广州客户,有啥困难?不怕政府管理多么紧,套汇的办法多的很,了不起多贴点水不就行了。”

  “那是的,”梅佐贤心里想:坐在上海洋房里策划当然很容易,别人亲手经管这件事可不那么简单,一要可靠,不能叫政府发现;二要划算,汇水贴多了又要心痛。但是梅佐贤嘴里却说,“他们办事手脚太慢,心眼不灵活。不怕政府管的紧,就怕我们不下本钱,钱可通神。广东每年有很多侨汇,只要我们多贴点汇水,要多少外汇有多少外汇。”

  “你的意见对。那批美棉和印棉有消息没有?”

  “货已经到广州,正在接头……”

  “要他们快一点脱手,脱手就买进……”徐总经理说到这里停了停,思考了一下才接着说,“买进糖①。”

  梅佐贤看他有点拿不稳,话讲完了眉头还在皱着想心思,就接上去说:

  “是不是买进参②划算?这两天香港参的行情看涨,大户多买进。我们买进参一定可以得到一笔外快,这数目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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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是他们的暗号:糖代表美钞。

  ②这也是暗号:参代表黄金。

  徐总经理没有思考,果断地说:

  “还是糖好。香港大户做参的买卖怎么也做不过汇丰银行,这是大户中的大户,最后他吃通,我们不上那个当。”“这倒是,”梅佐贤马上改变口气,他自己没有啥主见的,只要老板高兴,他都赞成,“还是糖好,把稳。买进参可能利润大些,但是风险太大,何况总经理又不在香港。”

  徐总经理点了点头。梅佐贤又说:

  “要是总经理在香港,我看,汇丰银行也不一定斗得过你。你有丰富的经验,看香港市场的变化,决定自己的行动,别人保不住会在汇丰手里栽跟斗,你一定会站得稳稳的。你是上海著名的铁算盘呀。”

  梅佐贤几句话说得总经理心里暖洋洋的,表面上却谦虚地说:

  “那也不一定。”

  一阵橐橐的皮鞋声忽然传到客厅门外,旋即有一片红光闪过。梅佐贤问道:

  “谁?”

  “还不是那个小王八蛋,”徐总经理以充满了喜爱的口吻说,接着他对客厅门口叫道,“要进来就进来吧。”

  门口出现了一位青年,身穿大红方格子衬衫,西装裤子笔挺,裤脚管不大,显得脚上的那双尖头皮鞋越发尖得突出,乌而发亮,和他头发一样的引人注目。那头发高高翘起,像一片乌云似的盘绕在额角上。他是二太太朱瑞芳生的,徐总经理的爱子。

  “又耍啥花样经?守仁,这么大了,没规没矩,见了客人也不叫一声。”

  “哦,梅先生,”他轻飘飘地叫了一声,然后轻视地把嘴一撇,昂起头来向外望着,两只手叉着腰,右脚向前伸开,胸微微挺着,显出不愿叫的神情。

  梅佐贤不在乎这些,也不注意这些,他讨好地笑着说:

  “大少爷越长越英俊了。”

  “唉,这孩子,……”徐总经理得意地望了望自己的爱子。

  “究竟去不去呀?”徐守仁转过脸来歪着头说,“爹。”

  “去当然去,不过……”徐总经理和梅佐贤商量道,“佐贤,这孩子一心要上美国去念书,我总觉得到英国去好。纺织这门学问,英国是有名的,学好了,回来也好帮我管理这份产业。”

  “那当然是去英国的好,总经理的高见不错。”梅佐贤说到这里,连忙望了徐守仁一眼。总经理是听爱子的话的,爱子的主意不好违背。

  果然,徐守仁不同意:

  “英国,英国有啥好白相?连好莱坞也没有,我不去。”

  梅佐贤看风向不对,马上转舵:

  “不过现在美国的纺织业发展得也不错,有些地方超过英国,他学点新技术回来,那对我们沪江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啊!”徐守仁立即鼓了两下掌,笑了,觉得梅佐贤这家伙倒不十分讨人厌。

  “去美国也未始不可以。”徐总经理每次总是满足爱子的要求的,他说,“可是你的英文底子不行,这两年在圣约翰附中也不好好念书,我看你还是先到香港,把英文的底子打好,再上美国。”

  “这倒是很必要的。”这是梅佐贤的声音。

  徐守仁一听到香港,就想起同学们讲的香港好,美国电影、美国衣服料子、美国的……要啥洋货有啥洋货,他当然满心欢喜,说,“去就去,明天走。”

  “看你急的,”徐总经理想起香港那爿厂,他问梅佐贤,“义信运到香港去的那六千锭子,为啥还没有装上?”

  人民解放军一渡过江,徐义德料到上海保不住,当时没法把他所经营的企业一塌括子搬走,但也不甘心全部留在上海,他就叫他的弟弟徐义信给他运走六千锭子到香港设新厂。这是一个好去处,国内有什么变化,那边有个退步;同时把棉纱尽量外运,变成美金和港钞存在香港汇丰银行,即使国内发生啥变化,徐义德也不怕了。他现在站的很稳: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义信最近来信说,厂址不好找,地皮贵,原来二十块港币一平方尺,现在涨到三十几块了,还是不好找。英国当局限制又严,不久以前才搞到一块地皮,连夜动工盖厂房,看样子下个月可以开工了。”

  “再运两千去,佐贤,你看行不行?”

  梅佐贤把眉头一皱:“这怕不行。那六千锭子,因为上海没解放,拆运出去虽则比较吃力,还算顺当。现在解放了,要是再搬动厂里的东西,怕工人不答应。”

  徐总经理给梅佐贤一指点,果断地说:

  “那这样好了,守仁,你到香港去,先到新厂去看看你叔叔,把那边详细情形给我写封信来,催义信快一点开工。”“那没问题,包在我身上,笃定泰山!”他的问题解决了,便连蹦带跳地跑出去,一边大声叫道:

  “吴兰珍!”

  吴兰珍是大太太的亲姨侄女儿,她家住在苏州,因为准备考复旦大学,就住在徐义德家里。这时,她在楼上大太太的房间里。大太太低声地向她说:

  “兰珍,这次考大学,你要好好用功。大学毕了业,你的前途就有保障了。”

  “姨妈,你放心,我一定很好准备就是了。”她已经听姨妈说过好几遍这样的话了,怕她再唠叨下去,说,“我想,考上,大概没问题。”

  “还是小心点好。”

  “是的。”她听姨妈的口吻有点责备她的意思,低下了头,玩弄着手里的淡青色的手帕。

  “你妈死的早,只丢下你这个女儿,要好好读书,给你妈争口气。”

  她点点头。

  “你妈临死辰光,还对我说,要我好好管教你,我也上了年纪,管教不动了,要靠你自己。”

  “我晓得。”她的声音很低沉。

  “我呢,到了徐家,没生育过,朱瑞芳她有守仁,林宛芝是义德心头的肉,只有我无依无靠,义德把我搁在脑壳背后了。我只有依靠你了……”说到这里,大太太的右手扶着吴兰珍的肩膀,想起老来的景象,忍不住落泪,呜咽地说不下去了。

  吴兰珍用手里的淡青色的手帕给姨妈拭干了眼泪,同情地说:

  “我一定永远跟你在一道,你别伤心。”

  “不是我伤心,我现在的日子不好过,单是林宛芝那个神气活现的样子,我就受不了。”

  “你别理她,好女人不会给姨父当小老婆的。当小老婆的,都不是好东西。”

  “你说的对,兰珍,”大太太摸摸她的头发,说,“朱瑞芳也不把我放在眼里,以为她有守仁这孩子……”

  “也别理她。”

  “可是理谁呢?我一个人待在这里,多寂寞呀!”

  “我陪你。”

  “你考上大学,你要念书,不能老在我跟前啊!”

  “你可以出去看看戏,听听评弹。礼拜六礼拜天我回来陪你……”

  她感激地紧紧握着姨侄女的手。

  徐守仁叫了一声无人应,提高嗓子,又叫道:

  “吴兰珍,吴兰珍!”

  “我在这里,啥事体呀?”

  徐守仁又叫道:“看电影去!”

  吴兰珍对姨妈说:

  “我不和他去。”

  “去吧,义德喜欢守仁,你可别得罪他。”

  吴兰珍在楼上勉强应道:

  “好呀。”

  徐守仁向楼上走去,一路上得意地吹着口哨。

  徐总经理见守仁走了,向客厅里四下看看没有人,他把声音放低,生怕有啥人听去似的:

  “佐贤,你说的对,现在解放了,锭子不好再随便搬了,今后工人吃香了,新工会里没有我们的人不好办事,你看,……”

  “我看,我们把工会拿过来,”梅佐贤端起矮圆桌上的上等狮峰龙井茶喝了一口,怕这句话说过火了点,便用话试探着徐总经理的意图,“你说呢?总经理。”

  “我说,没那么容易……”

  “唔,确实不容易,不过,不拿过来呢,办起事来也不顺手……”

  “你倒想想看……”

  徐总经理没再说下去,他那一对可以入木三分的鱼眼睛的光芒盯着他:那意思是说这回要看看你的本事了。梅佐贤眼睛一转动,他猜出总经理的心思,就大胆地上了一个条陈:

  “把工会拿过来自然不容易,不过这么说说罢了。资本家怎么好领导工会,共产党会答应吗?绝对不会。共产党当然要领导工会,我们给他来个换汤不换药,表面上是他的,实际上里面有我们的人,要是不能按照我们的心事办事,至少可以通风报信。”

  “妙,佐贤,你真不愧是我的副厂长。”

  “全靠总经理的栽培。”

  “那么谁打进工会去呢?”

  老王走了进来,向徐总经理报告:

  “总经理,咖啡三明治预备好了。”

  “晓得了。你去吧,我还要给梅厂长谈几句话,等一歇来。”

  梅佐贤听老王的脚步声远去了,他坐到徐总经理旁边去,压低嗓音说:

  “陶阿毛怎么样?这个人机灵,能干,勇敢,就是喜欢喝这么两杯,给他两瓶酒,要他做啥就做啥。”

  “小陶能行,”徐总经理肥大的手指,敲了敲右边的太阳穴,转过身来,对着梅佐贤担心地说:

  “不过,他是过去工会的副理事长呀!”

  梅佐贤见总经理发愁,立刻改变了口吻:

  “这一点倒是的,总经理看是不是还有办法呢?”

  其实他已经想好了办法,不过在总经理面前既不能表现自己无力,也不能显得自己比总经理高明。他有意把话留给总经理说。总经理想了一阵,思考地说:

  “办法当然有,我们过去在他身上也下过点功夫,他过去和工会理事长闹意见,工人都晓得的。他在工人当中有些威信,现在我们再给他帮一手就差不多了。”

  “帮一手?”

  徐义德见梅佐贤不大理解自己的话,笑了笑,说:

  “当着工人的面,我们要对他表示不满意,他也要想法尽量反对我们……”

  梅佐贤伸出右手的大拇指在总经理面前晃了晃:

  “总经理想的妙,实在妙!”

  总经理嘱咐他:

  “你要注意一点:表面上不能和小陶接近;小陶要像过去一样,寻找机会站在工人方面反对我们,带头和我们斗争。这样,他给我们做事就方便了。”

  “总经理高明,”梅佐贤赞不绝口,“高明,高明极了。”

  “你亲自去办吧,别让人晓得。”

  “遵命,一定遵命。”

  “来,喝杯咖啡去吧。”

  他们两人走到隔壁的西餐厅里,继续谈论着,声音仍然很小,听不清说啥,有时爆发出一阵格格的得意的笑声,接着又是低语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