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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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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半钟光景，大太太和二太太她们在餐厅里吃完了乔家栅的芝麻汤团，大太太有点累了，上楼回到卧房里去闭一会眼睛，养养神。守仁一放下箸子，脚底上像是有油似的，一滑就溜出去了，平安溜冰场有朋友在等他哩。二太太精神充沛，拿了一副美国造的玻璃扑克，走进东客厅里，把扑克往玻璃桌面的小圆桌子上一放，坐在一张朱红色的皮椅子上。透过玻璃桌面，她看到小圆桌子下面钢架上那一盆水红色的月季花，开得正旺，叹息了一声，说：
“花开得倒不错，只是他，不晓得前途怎么样……”
这一阵子，徐义德回来不大说话，不知道厂里“五反”真相究竟怎么样。她也不好多问，看徐义德的神色，大半不妙。她替他担心，也替自己担心。最近苏沛霖从乡下来，谈到乡下情形，更加重她的心思。现在是啥辰光？朱筱堂还想到上海来！她不能帮徐义德的忙，但也不能让娘家来人添徐义德的麻烦。目前徐义德已经够受了。要是哥哥还在的话，徐义德万一不幸有个三长两短，她还有个靠山，可以到无锡去。现在这个靠山倒了，徐义德又岌岌可危，她将来怕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想到这里，她立刻洗了洗牌，一张一张放下去，成一个宝塔形，第一排一张，第二排两张……第六排六张，全盖着，一排压着一排，只有第七排七张是翻开的，然后把手里多余的牌一张一张揭开，要是和桌子上翻开的牌数字邻近，就拿掉，再揭手里的牌。她拿到第四排，桌子上翻开的是两个A和两个Q，K、J和２已经出过不少，连揭了三张，数字都同A和Q不邻近。她心上浮起了乌云，心情有点沉重，如果“顺”拿不完，“开”不了“关”，那不是明明告诉她徐义德的前途不妙吗？她发现手里的牌不多了，大约还有十几张，再拿不了，就很危险。她的眼光盯着两个A和Q发愣。
老王从外边兴冲冲找到东客厅，见二太太在玩扑克，料想心情很好，便不假思索地走到她身边，报告道：
“太太，余静同志来看您！”
朱瑞芳满脸不高兴地望了老王一眼：
“啥鱼金鱼银，我不认识。”
他看到苗头不对，可还不知道二太太不是心思，连忙解释道：
“就是厂里的工会主席余静同志，听说她还是党支部书记哩。”
“工会主席和支部书记同我有啥关系？我不认识她，找我做啥？”
“她说，”他曲着背，冲着她慢慢地说，“想和您谈谈总经理的事……”
“和我谈啥？有事，要她找总经理去。就说我不在家。”
她把头一晃，转过脸去，又望着两个A和Q，揭开手里的牌，是张J，笑着说：
“这次可拿了一副。”
他见她脸上有了笑容，乘机小声说了一句：
“我已经告诉她，您在家里。”
她生气地把手里的牌往玻璃桌子上一放，歪过头来，问：
“什么？你为什么告诉她我在家里？”
“太太，我买东西报账，您不是总对我说，做事不要说谎，不要报假账吗？”
她瞪了他一眼：
“这和报账有啥关系？”
他弯了一弯腰，应声说：
“是，这和报账没有关系。……您事先没吩咐，小的这次说错了……”
她没等他说下去，打断了他的话，说：
“你办别的事体门槛很精，就是这桩事体糊涂了。”
他顺着她说：
“是的，一时糊涂，以后一定留心。”
她没有再言语。他站在那里没走，想起余静还在等候，过了一会，说：
“太太，余静同志在门口等着哩。”
“唉，”她想了想，事情没法挽回了，只好说，“那你叫她来吧。”
他连忙退了出去，刚走出东客厅的门，又给她叫回去了。
她说：
“以后有人来看我，特别是厂里的人，要先问我一声，再告诉人家我在不在家。”
“晓得了。”
他走出去把余静领进了东客厅，接着送进来一杯绿茶，便迅速退出去，远远避开了。
她指着对面的那张朱红色的皮椅子，对余静说：
“对不起，请坐一歇，我这副牌马上就拿完了。”
她不高兴见余静，有意把余静放在一边，冷余静一下。她急于想知道徐义德的命运，不把牌拿完，没有心思谈话。她揭开手里的牌，是个２，拿出了一副A，又翻手里的牌。
余静坐在她的对面，看她只顾翻牌，不理人，便说道：
“你有事，那我改天再来。”
“这，”朱瑞芳想把余静气走，余静自己要走，那不是再好也没有吗？可是想到改天还要来，不如现在打发一下算了。她微微一笑，说，“真对不住，我马上就拿完了。你看，只有一张了。”
桌子上剩下了最后一张，是个７；她手里也剩下最后一张，不知道是啥，能不能开关，就看这一张了。她渴望这一张拿掉，迅速地翻开一看：是５，差一点，没能拿通。她把牌往旁边一推，自言自语地说：
“真讨厌！”
她的眼睛慢慢转到余静的脸上，自己嘴上浮起一个非常勉强的笑容：
“对不起，让你等了一歇。找我，有啥事体吗？”
余静本来准备和她先闲聊聊，慢慢再谈到徐义德身上，不料朱瑞芳开门见山，干巴巴地直接问她。她想了想，避开朱瑞芳的问题，岔开去说：
“早就想来看看你们，一直没有空……”
朱瑞芳立刻插上去说：
“你们忙，不敢惊动你们。”
余静没理会她话里的刺，很自然地说下去：
“你们在家里也很忙吗？”
“我们，蹲在家里没事，闷的发慌……”朱瑞芳信口讲到这里，觉得不对头：既然闷的发慌，那正好，余静一直和她扯下去，她怎么好走开呢？她丝毫不露痕迹地把话收了回来，说，“这一阵倒是比较忙一些。你们在厂里忙，我们在家里忙，大家忙个不停。不过么，我们在家里无事忙，整天手脚不停，忙不出一个名堂来，不像你们……”
“只要劳动都好！”
“劳动？”朱瑞芳不懂这是啥意思。她在家里忙的是打牌，看戏，吃馆子，买东西，和劳动有啥关系呢？她不置可否地“唔”了一声：
“是呀！”
“你们常常出去吗？”余静想了解她们参加不参加社会活动。
“有辰光出去……”
余静很高兴地接上去说：
“那很好。”
朱瑞芳接下去说：
“到南京路公司里买点物事……”
余静大失所望：
“哦。”
“有辰光也到淮海路旧货店跑跑，买点进口货……”朱瑞芳以为工会主席一来一定谈政治啥的，没想到余静和她谈家常。她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谈话也随便一些了。她说，“现在旧货店里也没有啥好物事，……”
余静对这些事全无兴趣，又不得不听，等她说完了，便问她：
“你们在家里看报吗？”
“报纸？看的，看的。”
余静的嘴角露出了笑意。她觉得坐在她对面的徐义德的二太太毕竟不错，家庭妇女能看报，知道国家大事，认识会逐渐提高，谈起话来就容易投机了。她又问了一句：
“每天看吗？”
“天天看。”
“养成看报习惯很好的，可以了解很多事体……”“是呀！”朱瑞芳叹息了一声，不满地说道，“这一阵没啥好看的，老是那几张片子：《思想问题》，《有一家人家》，《卡查赫斯坦》……越剧也老是演《梁山伯与祝英台》，没啥好看的。……”
余静凝神地望了朱瑞芳一眼：坐在她对面的朱瑞芳和她早一会儿想象中的朱瑞芳竟然是两个人。她不让朱瑞芳再乱扯下去，把话题直截了当提到“五反”上去，说：
“最近报上登的‘五反’消息很多，你没看吗？”
“‘五反’消息？”朱瑞芳心头一愣，她所预料的事终于在她面前出现了，冷静地反复思考，提高警惕地说，“没看，没看。”
余静见她不愿谈下去，便单刀直入地说：
“这是当前的国家大事，你应该看看。我想，对你，对徐义德都有帮助。”
朱瑞芳马上想起早些日子徐义德在林宛芝房间和她们谈的事。她生怕余静再说下去，慌慌张张关紧门：
“义德的事我们一点也不晓得。”
“我并不想打听徐义德的事……”
“哦，哦，”朱瑞芳感到自己刚才失言了，余静还没有开口问，怎么倒先撇清，不是露出了马脚吗？她含含糊糊地说，“是啊，是啊。”
“看看‘五反’消息，晓得当前国内的形势，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劝劝徐义德，早点坦白交代五毒不法行为，可以从宽处理，对家里的人也有关系，你们应该劝他……”
“这个，这个，”朱瑞芳想打断余静的话又没法打断，勉勉强强地应付她，说，“这些国家大事，我们家庭妇女，也闹不清……”
“现在妇女和男子一样，可以管事，也有责任可以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处理家庭关系，劝说自己的亲属……”
“这个么，是那些能干的年青妇女的事。我们脑筋旧，不中用了。”
“不，听说你很精明哩！”余静有意点她一下。
“谁在瞎嚼蛆，没有的事。”
“徐义德回来不和你谈谈吗？”
提到这，朱瑞芳不由地气从心起，酸溜溜地说：
“他么，一回来，就钻到林宛芝的房间里。”她伸出右手的小手指来加强对林宛芝的不满和轻视，说，“啥也不和我谈。我在徐家啊，就像是个聋子，啥也听不到；又像是个瞎子，啥也看不见；如今变成个哑巴了，啥也说不出来。”
“林宛芝啥事体都晓得吗？”
“她呀，自然什么事都晓得，”朱瑞芳一提到林宛芝，仇恨的激流就从心头涌起，现在借机会把事体往她身上一推，让她去做难人：不说出来，看她怎么对付余静；说出来，瞧她哪能有脸见徐义德。这样反正对朱瑞芳都有利。她撇一撇嘴说，“他有啥事体，总对她说。我嚜，经常蒙在鼓里。有的事，家里上上下下的人全晓得了，我还不清楚哩。”
“林宛芝不是出去了吗？”
“是呀，她常常出去，谁晓得她到啥地方去了。”
余静听她推三推四的口气，叫你无从谈下去。但余静不能白来一趟，空着两手回去，怎么好向杨部长汇报呢？她把话拉回来，说：
“我们虽是初次见面，可是我在沪江厂里做工很久了，徐义德和你们家里的事我多少也晓得一点。你今天讲话太客气了一些，总说啥不晓得。你说我会相信吗？”
朱瑞芳的年龄起码比余静大十岁，她听了余静这几句老练而又有骨头的话，余静倒好像比她大十岁光景。她一时回答不上余静的话，随手拿过散乱地放在玻璃桌子上的扑克，望着那上面裸体女人的画图，耸了耸肩，轻松地说：
“你要是不相信，我也没办法。”
她把扑克理好，洗了洗，说：
“我这个人，老虎不吃人，恶名在外。人家总说我精明，其实我一点也不精明，啥事体也不晓得。我只会起起卦……”
她又把牌一排一排的摆好，要“开关”，再问问徐义德的吉凶祸福。
“起卦有啥用场？这是洋迷信。你年纪不小，懂得的事体不少，有时间应该学习党和政府的政策，考虑徐义德的问题，劝他坦白交代，这样对徐义德才有帮助。徐义德的事体你一点不关心吗？”余静不让她把牌摆好，提高了嗓子说。
这个问题朱瑞芳没有办法再说不知道了，她点点头，接着手里的牌，蹙着眉头，忧虑地说：
“义德的事么，我当然关心的。”
“你希望不希望他快点坦白交代，从宽处理呢？”
“当然希望啰。”
“你要劝劝他。”
“他么，”朱瑞芳眉头一扬，怕余静又引到她身上，连忙推开，说，“从来不听我的话。我哩，啥也不晓得，哪能劝他呢？”
“就算你不大了解他的问题，也应该劝他坦白。这是政府给他的出路。他不坦白，根据他的五毒罪行，人民政府也可以定罪。那辰光，你后悔就来不及了。”
朱瑞芳不愿意再听余静说下去，望着玻璃桌面下边的娇妍的水红色的月季花，没有答她，像是在想重大问题。东客厅里静静的。余静望着她光溜溜的乌黑头发上玛瑙色的鸡心夹子，心里有点忍耐不住，真的想跳起来质问她，一想起今天是头一回来，事情还没有个眉目，得耐心点。她又忍住了，耐心地等她说话。她听余静很有斤两的话，态度有点改变，不敢顶下去，也不好意思再沉默下去，慢悠悠地说：
“这些事，我看，你还是找义德自己去谈好。也希望义德能够得到政府宽大处理，不过我们女人家不了解他那些事体。”
朱瑞芳把门关得更紧，点水不漏。余静咬咬下嘴唇，站了起来：
“需要的辰光，我会找徐义德的。我刚才说的话，希望你很好考虑考虑。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谈。”
余静说了声“再见”就走了。朱瑞芳送到客厅门口，露着牙齿，半笑不笑地说：
“不远送了。”
朱瑞芳说完话，径自上楼去了。走了几步，她回过头来，指着余静的背影，耸了耸鼻子，说：
“真讨厌！害得我‘关’也没有‘开’！”
她一笃一笃地走上楼，去敲大太太房间的门。
大太太今天多吃了一个芝麻汤团，胸口感到有个啥物事堵着，不舒服。她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自己不断用手抚摩着胸脯，帮助肠胃消化。朱瑞芳敲门，她正在闭目养神。她以为是娘姨送啥物事进来，躺在床上没动，只是迟缓地低低地应了一声：
“进来！”
门开了。大太太半睁开眼睛朝门觑了觑，一见是朱瑞芳，她坐了起来，说：
“原来是你……”
“真倒霉！”朱瑞芳气呼呼地一屁股坐在床对面的双人沙发上，说，“真倒霉！”
大太太不知道出了啥事体，关心地问：
“守仁出了事吗？”
“他，现在好了。”朱瑞芳在别人面前总给守仁说好话的。
她说，“不是他，是工会主席……”
朱瑞芳把刚才余静来的情形向大太太叙述了一番。大太太伸了伸舌头，小声地说：
“你的胆子可不小！工会主席好得罪的？”
“工会主席哪能？她的权力再大，也管不到我这个家庭妇女身上。”
“不能这么讲，工会主席总是工会主席呀！”
“我有意这样的。”
“你晓得，”大太太望望门外，没有人，声音稍为放大了一点说，“现在是啥辰光？”
“不是在‘五反’吗？”
“对啦，不比平常，现在是‘五反’。你哪能对工会主席这个态度。”
“她能把我怎样？就是因为‘五反’，我才对她这样。要是在平时，我对她会好些。我才不怕她哩！”
“她对你没有办法，对付义德可有办法啊！”
大太太这句话提醒了朱瑞芳。她心头的一股怨气马上消散，头脑清醒了一些，有点后悔，说：
“你的话倒是的。”
“我们不能帮义德忙，可也不能增加他的负担！”
朱瑞芳连忙声明：
“我也是为了他。义德不是说，要是厂里有人来，大家回说啥都不晓得吗？”
“这个，也是的；不过么，讲话也可以客气点。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犯不着去碰人家……”“我心里气不过，”朱瑞芳感到自己刚才做的有点过火，想挽回这个局面，向大太太讨救兵，说，“你看，怎办呢？”
“能不能追回来？”
“人家早走了。”
“那也没有办法了。”大太太低下头来，想了想，说，“下次来，对她态度好一些，也许可以挽回。”
“唔。”朱瑞芳说，“下次她来，一定好好敷衍敷衍她。”
用不着等到下次，当她们两人在楼上后悔没法挽回，余静又坐在东客厅的玻璃小圆桌子面前，在和林宛芝谈话了。
刚才余静走到徐公馆的黑铁大门那儿，老王给她开了门，她正要跨出去，林宛芝手里挟着一大包东西，从南京路回来了。老王走上去接过林宛芝手里的那一包东西，指着余静对她说：
“太太，这位余静同志来看你。我说，碰巧您上街去了。
她和二太太谈了一阵，正要走，您回来了，真巧。”
林宛芝从余静那身灰布列宁装上就猜出她是厂里的同志，一听到余静这两个字，完全清楚了。她是党支部书记兼工会主席。徐义德在家里常和林宛芝提到她。林宛芝对她点点头，说：
“对不起，我上街去买了点零碎物事，差点碰不上你。里面坐，里面坐。”
林宛芝热情地拉着她的手，一同走进大客厅，想起朱瑞芳她们在家，就把她带进东客厅，指着靠窗户那边的小圆玻璃桌子，说：
“这里坐吧，安静点。”她转过脸去，对老王说，“倒茶，拿些点心来。”
余静摇摇手，说：
“我不饿。”
“不要客气，我也要吃一点。”
“今天预备的点心是乔家栅的芝麻汤团，好不好？还是弄点别的？”
老王知道林宛芝不喜欢吃汤团的。果然林宛芝说：
“汤团？腻得很。有啥清爽点的。”
“蟹壳黄①怎么样？葱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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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蟹壳黄即烧饼。
“也好。”她转过来对余静说，“来了很久吗？”
“没多久。”
“真对不起你，早晓得你要来，我今天不上街了。”林宛芝仔细地向余静浑身上下望个不停。她一辈子也没见过共产党员，更没有见过女共产党员。关于共产党员的事情她倒听说过不少，可是没有见过共产党员。在她的脑筋里共产党员是非常有本事的人，也是十分厉害的人，一定生得和众人不同，可是余静浑身上下却和普通的女人一样，看不出有啥区别来。但她的眼光仍然不断地端详余静。
余静给她看得有点奇怪，以为自己身上衣服有啥破的地方，低下头来看看，没有，她说：
“没关系。……”
“这一阵，厂里忙吗？”
不等余静开口，林宛芝主动谈到厂里的事。这是一个机会。余静觉得林宛芝热情而又直爽，一见面就谈得来，好像认识很久的样子。她就直接和林宛芝谈到徐义德的事，说：
“是呀，忙着搞‘五反’，今天来看你，就是想和你商量商量徐义德的事……”
林宛芝心头一愣，一个不祥的兆头掠过她的脑海：在她上街以后这段短短的时间里，难道徐义德出了事吗？她关怀地反问道：
“义德不是在厂里吗？”
“唔，在厂里。”
林宛芝仿佛悬在半空中的那颗心放下了：
“他的事怎么样啦？”
“还是不肯坦白。”
“那多不好。”林宛芝听余静不满的口气，立刻感到徐义德的影子就站在自己身边。
“他不坦白，家里人要帮助帮助他才好。”
余静说完了话，注视林宛芝面部的表情。林宛芝微微低下了头，避开余静的视线，叹息了一声，说：
“我可没有能力帮助他呀！”
“为啥没能力？”
“女人家有啥能力？他的事从来不和我商量，一回到家里，向来不谈正经的。”
“女人和男人有啥不同吗？”余静笑着问她。
“这个，”林宛芝一时答不上来，她望着玻璃小圆桌子下面的那盆水红色的月季花，望着地上的草绿色的厚厚的地毯……在这些物件上找不到答案，也得不到启发。她吞吞吐吐地说，“这个，是不同呀！”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
“那是的。”
“有啥不同？”
“他们当家。”
“我们女人就不能做主吗？”
她怀疑地问：
“你说女人和男人是——”
“一样的，平等的。应该积极参加伟大的五反运动。”
“我和别的女人也不一样……”林宛芝没有说下去，注视着余静。她听余静说下去：
“为什么不一样？大家都是人。”
林宛芝的眼睛里露出从来没有过的兴奋的光采。她在徐公馆，总觉得低人一等，感到头上有什么沉重的东西压着，抬不起头来。她有天大的理由也说不过那两位太太，只要她们伸出一个小手指来，她就啥也说不出来了，好像自己这个卑贱的地位是命中注定的。徐义德虽说很宠爱她，但也只是拿她当一只金丝笼中的娇嫩的小鸟儿看待，抓在手里，绝不放松一步。像是徐义德很多财产一样，她不过是徐义德的一个能说话的财物。余静对她的谈话，使她明白自己地位原来并不低于别人，第一次感到一个独立的人的尊严。余静进一步说：
“今天来找你，就是因为你有能力，一定能帮助徐义德。”
林宛芝半信半疑，指着自己，眼睛睁得大大的，说：
“我？”
“就是你！”
林宛芝的脸上堆满笑容，高兴地问：
“我哪能帮助他呢？”
“你应该劝他彻底坦白，争取宽大处理，改正错误，接受党和工会的领导，合法经营企业，这是唯一的出路。”
林宛芝思索余静的话。
老王送进来一盘蟹壳黄和两杯浓香扑鼻的咖啡，放在玻璃的小圆桌子上。他问林宛芝：
“还要点啥？”
林宛芝摇摇头。老王拿着托盘，悄悄退了出去。林宛芝用箸子挟了一个蟹壳黄放在余静面前的淡青色的空碟子里，说：
“先吃点心吧。”
余静没吃。林宛芝给自己拿了一个，边吃边说：
“别客气，吃吧。”
“好的。”余静吃了一口，又放到淡青色瓷碟子里，问她，“你说，我讲的对吗？”
“对是对，”林宛芝咽下嘴里的蟹壳黄，说，“只是——”
余静代她说：
“没有能力？”
林宛芝笑了。
“只要下决心做，一定办的到。”
余静坚决的口吻给林宛芝带来了勇气。她问：
“像我这样的人也行吗？”
“当然行。”
“只怕办不好……”林宛芝还是没有把握。
“一次不行，两次，……十次，百次，最后一定办到的。”
林宛芝从余静充满信心的言语里吸取了力量，很认真地想了想，点点头，说：
“让我试试看。”
余静告辞，林宛芝一直把她送到大门口。她多少年来总感到自己是徐义德附属的物事，只有余静第一次拿她当一个独立的人看待，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在余静面前比在一般人面前要高的多。她紧紧握着余静的手，眼睛里忍不住润湿了。余静热望地对她说：
“好好努力，做一个新社会的新妇女。”
林宛芝微微点点头，很激动地望着余静，很久很久，才放她走去，说：
“有空请到我这里来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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